孔子的政治生涯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2岁，患病，不愈而卒。
孔子的思想品格
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儒家的经典书籍。“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
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四书五经”中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不耻下问
“不耻下问”出自《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卫国大夫孔圉聪明好学，更难得的是他是个非常谦虚的人。在孔圉死后，卫国国君为了让后代的人都能学习和发扬他好学的精神，因此特别赐给他一个“文公”的称号。后人就尊称他为孔文子。
孔子的学生子贡也是卫国人，但是他却不认为孔圉配得上那样高的评价。有一次，他问孔子说：“孔圉的学问及才华虽然很高，但是比他更杰出的人还很多，凭什么赐给孔圉‘文公’的称号？”孔子听了微笑说：“孔圉非常勤奋好学，脑筋聪明又灵活，而且如果有任何不懂的事情，就算对方地位或学问不如他，他都会大方而谦虚的请教，一点都不因此感到羞耻，这就是他难得的地方，因此赐给他‘文公’的称号并不会不恰当。”经过孔子这样的解释，子贡终于服气了。
孔子回车
孔子回车，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相传孔子周游列国，传道讲学，在郑国游说结束后，乘车直奔晋国。当他同随行弟子来到晋国边境天井关下一山村星轺驿（今山西省泽州县晋庙铺镇拦车村境内）时，见有小孩以石筑城为戏，不肯让路。其中一个叫项橐的顽童，并以“只有车绕城，而无城让车”之说质难孔子。孔子见项橐虽小，却有过人之处，于是躬拜为师，令弟子绕“城”而过。当行至天井关时，又遇松鼠口衔核桃跑至面前行礼鸣叫。孔子见晋国玩童如此聪明，连动物亦懂大礼，十分感慨并回车南归。现天井关村仍留有当年的回车辙。后人为祭祀孔子，在村东南修有文庙（史书所载，该庙为东汉时期，孔子第十九代孙孔昱在洛阳居官时所建），还立有“孔子回车之辙”石碑和碑亭，并把星轺驿改为了拦车村，从此，孔子回车便成为晋城著名的四大景观之一。
22．寡人之于国也
孟子
孟子（前372—前289），汉族人，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师承子思（一说是师承自子思的学生），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后世称为“亚圣”，与孔子并称为“孔孟”。曾游历齐、宋、滕、魏诸国，宣传先王之道。不为采纳，归而与弟子讲学著书，作《孟子》七篇。孟子维护并发展了儒家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和“性善”论观点，他的理论对宋代影响很大。《孟子》记载了孟子的言行，笔带锋芒，常用夸张、比喻和寓言故事增强说服力，是先秦极富特色的散文专集。
《孟子》共七篇，篇目为：《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来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到邹国。三岁丧父，孟母将其抚养成人，孟母教子甚严，其“迁地教子”、“三断机杼”等教子故事，成为千古美谈，《三字经》里有“昔孟母，择邻处”之说。孟子师承子思，但推崇孔子，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周游齐、晋、宋、薛、鲁、滕、梁列国，游说他的“仁政”和“王道”思想。但由于当时诸侯各国忙于战争，几乎没有人采纳他的治国思想。孟子是中国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但他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自韩愈的《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惟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的地位才逐渐提升。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之一，之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其思想与孔子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
政治思想，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因而孟子实际上早在约翰·洛克之前就提出人民有权力造非正义的统治者的反。这是一种中国人普遍接受的思想。有传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仁政与王道：孟子主张君主行仁政，承接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有不忍人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君主只要将自己的仁德推广，所谓“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由爱护自己的家人，到爱护国民，就是仁政。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是行“王道”，要使人民富足，百姓安乐，即“保民而王”，人民自然拥戴君主，国家自然富强安定。
梁惠王
梁惠王（前400—前319），就是战国前期赫赫有名的魏惠王。魏国原来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因受秦威胁，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所以又称梁惠王。战国时魏国国君。姓姬，魏氏，名罃，魏武侯子。公元前369—前319年在位。
梁惠王之所以有名气，乃在于他在位期间打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一连串大败仗，硬是将其祖魏文侯、其父魏武侯辛辛苦苦创下的霸业给葬送了，称得上是一位典型的败家子，完全的失败者。
公元前453年，韩、魏、赵三家分晋，战国揭幕。在当时的七雄之中，魏文侯第一个实行改革，礼贤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名流贤达，重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才俊之士，行“地力之教”，施“平籴之法”，创“武卒之制”，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充当三晋老大。他曾联合韩、赵诸国，先后西伐秦，占秦河西之地；南击楚，夺楚睢之间；东攻齐，入齐长城；北征中山，一度占有其地。继起的魏武侯效法乃父，保证了魏国的霸业得以平稳维持。应该说，父祖辈给梁惠王留下了一份十分可观的家业，他完全可以“大树底下好乘凉”，当守成之主，享现成之福，谋社稷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