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好大喜功心态以及随之而来的战略抉择失误，终使梁惠王走上了身败名裂的不归路。从战国兵备地理考察，魏国北邻赵，西接秦，南连楚，东毗齐、宋，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无险要可供守御，处于四战之地的战略内线地位，这决定了魏国的中原霸权有着天生的内在脆弱性。所以，梁惠王上台后最应该做的，是如何凭借已有的实力地位，适当选择主攻方向，避免四面出击，防止四面树敌。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他的正确选择无疑应为东守而西攻，即据有河西之地，乘秦国退守洛水的有利形势向西发展，夺占泾、渭，控制崤、函，争取战略上的主动。遗憾的是，梁惠王本人是彻头彻尾的战略短视者，他所追求的是表面上的风光，贪图的是虚幻意义的荣耀。在他看来，秦国“僻在雍州”，完全不配当自己的对手，胜之不武，服之无名，激发不起自己的兴趣。相反，控制三晋，压服齐、楚，才是煌煌伟业，颜面有光。在这种自高自大心理的驱使下，他轻率地作出了战略东移的选择，西守而东攻。为此，他把都城从安邑搬迁到大梁，自以为居天下之中，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天下的领袖。
意识深处的霸主心态越是强烈，表现在行动上的乖张轻妄也就越是极端。它使得梁惠王在当时的军事外交上变本加厉推行“单边主义”，动辄对其他诸侯国付诸武力，用戈戟而不是用樽俎来发言。这样一来，长期形成的魏、韩、赵三晋联合阵线破裂了，与齐、楚等大国的关系恶化了，至于与秦国的矛盾也丝毫未因迁都大梁而有所缓解。一句话，梁惠王终于因自己的好大喜功、锋芒毕露、四面出击而陷入了战略上的极大被动。
尤为可悲的是，梁惠王始终不曾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殆，反而沾沾自喜，继续营造“慕虚声而损实利”的“形象工程”。而他的对手恰好利用这一点，推波助澜，诱使他在失败的道路上死不旋踵地走下去。头脑简单却自视甚高的梁惠王果然中计，进了人家预设的圈套。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梁惠王接受商鞅的献策，释秦攻齐，自称为王。商鞅入秦主政后，敏锐地看到秦、魏互为死敌的本质属性，认为魏是秦的“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于是处心积虑“借刀杀人”，以图削弱乃至摧毁魏国的实力地位。为此，他出使魏国，实施祸水东引、坐收渔利之策。一到魏国，他便当面给梁惠王戴高帽，灌迷汤：“大王之功大矣，令行天下矣！”爱面子的梁惠王当然听得满心舒坦，整个身子飘飘然起来。商鞅见招术奏效，进而居心叵测地建议梁惠王“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即鼓动梁惠王公开称王，然后联合秦国，用兵齐、楚。“王”是当时的最高称号，地位在诸侯之上，梁惠王对这个名号早已朝思暮想、垂涎已久，只是担心他国的反对才不敢仓促行事，现在既然得到秦国的“鼎力支持”，那也就不必再半抱琵琶，讲什么客气了，于是乎，梁惠王兴致勃勃按照周天子的礼制准备舆服仪仗，修筑宫殿，在周显王二十五年（前344年）正式加冕称王。同时以霸主的身份召集诸侯会盟，把场面撑得大大的：宋、卫、邹、鲁诸国国君应邀与会，秦国也派使节到会捧场。这时候的梁惠王真的是挣足了面子，摆够了身段。殊不知这种利令智昏的举动，恰恰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陷于孤立的困境，到头来为一时面子上的光鲜付出惨重的代价：“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以桂陵、马陵之战为标志，魏国的霸权宣告终结，梁惠王的面子亦随之丢得干净。
《老子》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梁惠王的可悲，正在于他既不知人，更不自知，好高骛远，忘乎所以，稍有资本便要炫耀，一旦得势便要摆谱。
《孟子》作者浅探
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历来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是孟子本人自己著述的。最早持这种观点的是东汉赵岐，他在《孟子题辞》中说：“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后来，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从文章风格前后的一致性来论证《孟子》为孟轲自己写成的。他说：“观七篇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缉可就。”（《朱子大全》）但他也不否认在著作过程中有弟子参加。清代的阎若璩也认为是孟子本人手著。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孟子死后他的门徒万章、公孙丑共同记述的。最初发表这种议论的是唐代的韩愈和张籍。韩愈说：“轲之书，非轲自著，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之言耳。”（《昌黎文集·答张籍书》）后来，宋人苏辙、晁公武也附和这种观点，但是，他们都没有举出有力的佐证。清代的崔述也持这一观点。
第三种意见认为，是孟子与万章、公孙丑师徒一起记述的，而主要作者是孟子本人。最早阐明这一观点的，是太史公司马迁。大多数人认为，司马迁的话是可信的。他是西汉人，他所处的时代较早，当时所见到的史料，所听到的传闻，比后人丰富而且确实，我们从时间上来考察，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孟子》一书不是孟子死后，其门徒的共同记述。孟子从62岁结束周游生活，一直到84岁去世，还有20年左右的闲居生活。他除继续讲学外，没有像孔子那样花大量的精力去搜集和整理古籍。而且《孟子》一书是写他自己和学生的言论和活动的，类似于现代人写回忆录那样，是力所能及的。所以说，孟子生前与学生万章、公孙丑一起完成《孟子》一书的理由，是可以成立的。
孟子说理的语言艺术
“亚圣”孟轲是儒家正统——孔孟之道的开山鼻祖之一。一部《孟子》不过三万五千余言，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语言文字明白晓畅；叙事简明扼要，说理形象生动，遂成为儒家经典的扛鼎之作。孟子阐明义理的语言艺术主要有三方面。
一、台阶术
要让听者理解某种现象，认识某个道理，必须为听者铺设思维前进的道路，循序渐进，就像登百尺高台一样，拾级而上。如果躐等，就会导致认识断层，从而妨碍说理目标的实现。
孟子主张“民贵君轻”，主张施仁德，劝农桑，薄赋役。他四处劝说君王要勤于政事，善待民众，而不能醉心个人享受。
有一次，孟子对齐宣王说：“您有一个臣子，出游楚国，把妻子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等他回来时，他的家属却在挨饿受冻。对于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和他绝交。”
孟子说：“假如管刑罚的长官不能管好他的下级，那又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撤消长官的职务。”
孟子又说：“假如一个国家治理得很不好，那又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听了面红耳赤，不敢正视孟子，并转移了话题。
孟子从交友之道说起，获得齐宣王认同，登上第一级台阶；次及部门长官的政务，引齐宣王跻上第二级台阶；最后提出议论中心，使齐宣王不得不在内心赞同，虽然他口头上不愿表态，从而达到规谏国王的政治目的。
二、例证术
儒家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人们的言谈举止都要合乎礼节。但也不是说拘泥礼节超过一切，而可视实际情况灵活变通。例如拿饮食、婚姻的重要方面与礼节的轻微细节作比较，那么饮食、婚姻重于礼节。又如“男女授受不亲”是一条儒训，如果嫂嫂掉进井里，做兄弟的也一定要援手以救，否则就是丧失人性的野兽了。
有一个任国人对孟子的学生屋庐子说：“如果按照礼节去找吃的，便会饿死；不按照礼节去找吃的，便能得到吃的，那一定要按照礼节去行事吗？如果按照迎亲礼，便得不到妻子；如果不行迎亲礼，便会得着妻子，那一定要行迎亲礼吗？”
屋庐子茫然不知所对，转而求助于老夫子孟轲。
孟子认为要这样答复任国人：“扭转哥哥的胳膊，抢夺他的食物，便得到吃的，不扭便得不着吃的，那你会去扭吗？爬过东邻的墙去搂抱女子，便得到妻室，不去搂抱，便得不着妻室，那你会去搂抱吗？”
孟子并不直接回答任国人的诘难，而是举出两个例子让任国人判断，间接表述自己的观点，即应当根据礼节来待人处事，决不能违反礼节，任意胡作非为，干出伤天害理之事。
三、譬喻术
孟子说：“鱼，是我喜欢的；熊掌，也是我喜欢的。如果两者不能兼得，我就舍弃鱼而选取熊掌。生，是我需要的；义，也是我需要的。如果两者不能兼得，我就舍弃生命而选择正义。”
孟子主张性善说，把“义”看作是性善论的主要内容之一。生命是人所共见的，人们都能切切实实体会到它的存在和价值，能唱能跳，善行会跑。但是，“义”是个抽象的概念，无声无嗅，无形无状，普通人难于把握。为了使“义”的价值能够直观现实在人们眼前，孟子采用了譬喻说理技巧。
所谓譬喻，就是用人们理解的东西来比较人们不懂的东西，从而使人由不知到知，由肤浅之知到深刻之知。鱼是美味，人人可得而食之；熊掌是佳肴，比鱼贵重许多，而且极难得到。孟子用鱼比喻“生”，用熊掌比喻“义”，具体形象地区别出“生”和“义”价值高下不同。因此，“舍生取义”的结论就易于为人们接受和实践。
孟子的“舍生取义”观点与先他近百年的孔子的“杀身成仁”理念一脉相承。这一观念两千多年来历久而弥新，成为中华民族的最高道德准则，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舍己为民，捐躯为国的动人篇章。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于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无不字字珠玑，光华灿烂！谁能说这与孔孟提倡的“成仁取义”的学说毫无关系呢？尽管不同的时代对“仁义”有不同的理解。
除此之外，孟子的说理艺术还有淘金术、弹簧术和引用术。淘金术也叫归纳术，先列举大量的个别事实，然后从这些事实中抽取出一般结论，如同沙里淘金一般。弹簧术则以退蓄势，伺机而进，先肯定对方观点，作出退步，嗣后巧妙否定，使对方放弃原有观点而接受自己的观点。引用术是孟子广泛援引历史材料和《诗经》等著作中的诗句，表达或证明自己的见解。各种语言技巧，运用自如，收效显著。
桂陵之战
战国中期，齐、魏、燕、赵、韩、楚、秦七雄并立，征战频繁。公元前354年，魏国派大将庞涓率8万精兵进攻赵国，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赵国苦战了一年，眼看就要撑不住了，急忙向盟国齐国求救。齐威王正欲向外扩张，于是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8万兵马去救赵国。
孙膑是兵圣孙武的后代，出生于齐国。他曾拜兵学家鬼谷子为师，与魏国大将庞涓是同窗好友。但庞涓做了魏国大将后，十分嫉妒孙膑的才能，将他骗到魏国施以膑刑（去膝盖骨），欲使其永远不能领兵打仗。后孙膑千方百计才逃回齐国，并被齐威王重用。
孙膑终于得到一个向庞涓复仇的机会。但他并没有急于与庞涓在战场上相见。他劝田忌放弃领兵直趋邯郸，与魏军决战的计划，趁魏军主力出兵在外，国内防务空虚之际，直捣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迫使远在异国的魏军“释赵而自救”。等庞涓回兵时，中途予以截击，这样既救了赵，又能给魏国以沉重打击，是一举而两得。
田忌采纳了孙膑“批亢捣虚”、“围魏救赵”的战法，挥师直逼魏国军事重镇平陵（今山东定陶）。齐军攻打平陵的行动并不坚决，庞涓也不急于回救，继续竭尽全力攻克邯郸。直到魏军已占领邯郸，损兵折将急需休整时，孙膑才建议齐军挥师直捣魏都大梁，逼魏惠王十万火急命令庞涓统兵回救。庞涓接令后，不得不放弃邯郸，抛弃辎重，昼夜兼程回师。孙膑判断魏军回师必经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立即率齐军主力北上，在桂陵设下埋伏。当魏军经长途跋涉行至桂陵时，以逸待劳的齐军突然出击，大败魏军，庞涓只身逃回魏国（一说被俘后放回）。
马陵之战
桂陵之战后，魏国虽元气大伤，但经过几年的休整后，魏国逐渐开始恢复对外进攻。公元前341年，魏国再次发兵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援。齐威王采用孙膑“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的主张，与韩结好却不急于发兵。待韩军五战五败，魏军也实力大损时，才于次年以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发兵救韩。齐军重施“围魏救赵”的战法，直驱魏都大梁。魏惠王像上次一样将攻韩的部队召回，以太子申为主将，庞涓为将军，率兵10万迎击齐军。
此次形势不同于桂陵之战，魏军是有备而来，气势旺盛。故孙膑决定因势利导，利用魏军求胜心切的弱点，诱敌冒进，再图取胜。齐军前锋与魏军稍一接触，即佯装怯战，掉头东撤。在撤退途中，有意造成军力不断削弱的假相。第一天造了10万人吃饭的锅灶，第二天减为5万人用的锅灶，第三天则只剩下3万人用的锅灶了。庞涓与孙膑交手，本来小心翼翼，害怕再次上当，但当看到齐军锅灶日减，以为齐军胆怯，三天中即逃亡了大半，这才壮起胆子，丢下辎重和步兵，只领轻车锐骑日夜兼程猛追，必欲全歼齐军，擒获孙膑。
齐军退至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此地道路狭窄，地势险隘，两旁树木茂盛，是个设伏的好地方。孙膑计算行程，判断魏军将于日落后追至，遂命士卒伐木堵路，并将路边一棵大树剥去树皮，在树干上写了“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挑选一万名弓弩手埋伏在道路两侧的山上，约定天黑后，见到火光就一齐放箭。
日暮时分，庞涓果然率军追到马陵，发现路旁的大树被剥去树皮，上面隐隐约约写有字，就命士卒点起火把来看，待他看清树上字后，这才发现中计，急令部队撤退。但已经晚了，两旁齐军看见火光，万弩齐发，伏兵四起。魏军措不及防，仓促应战，很快溃败，庞涓中箭，左突右冲无法突出重围，最后愤愧自杀。齐军乘胜追击，又大败魏军主力，俘获魏军主将太子申，歼灭魏军10万。
桂陵和马陵之战后，魏国一蹶不振，齐国则声威鹊起，称霸中原，孙膑亦名扬天下。孙膑“围魏救赵”和“示假隐真”的战法，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经典之作，为后世兵家广泛推崇。
窃符救赵
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在和秦国的长平之战中，中了秦国的反间计，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老将廉颇，结果导致赵国的大败，40多万兵士被秦国坑杀。公元前257年，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的形势非常危急。赵国丞相平原君的妻子是魏无忌的姐姐，平原君赵胜多次向魏安厘王和魏无忌送信，请求魏国救援，魏安厘王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前去救赵。秦昭王得到消息后，派使者威胁魏安厘王，魏安厘王惧怕，就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军，留在邺扎营驻防，名义上为救赵，实际在观望形势的发展平原君不断派使者前去魏国催促，并责备魏无忌不顾赵国和魏无忌姐姐的危亡。魏无忌为此忧虑万分，屡次请求魏安厘王出兵，门客也用尽各种办法劝说，但魏安厘王惧怕强大的秦国，始终不肯听魏无忌的意见。魏无忌估计魏王已不肯出兵救赵，又不想看着赵国灭亡，于是凑齐战车一百多辆，打算带着门客前去赵国和秦军死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