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国家财政经济的命根子。为了破坏中国金融，削弱中国“对日作战财力”，九一八事变后，“日政府就与日商界合力破坏我（中国）各大商埠金融”，计划“在汉、沪、津、济、宁、平、港、粤等处收买现金或现洋，于三个月使全国（中国）金融完全破产。”于是大批日、鲜浪人在日本官方支持、纵容和庇护下，趁中国废两改元、货币改革、国际银价暴涨、走私白银有利可图之机，在上述各大商埠进行猖獗套购白银及走私活动。
他们套购白银走私方法是：由日、鲜浪人在各大城市手持各外国银行钞票10元或5元购物，如找回中国银行钞票时，诬以“不能兑现”加以拒收。如此往返多家，风潮四起，中国银行所发行之钞票竟无人敢用，持有该钞票者急于脱手，一时脱手不出就争相汇兑银元。他们又持中国某一银行所发之钞票以多换少，制造该行发的钞票有贬值假象，从而使手中持有该行钞票的华商争相汇兑现银。这样一来，平、津两市中国银行门前，人山人海争相汇兑银元。1935年4月14日至5月25日仅就天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兑出的白银就达1682103元，北平自1935年6月6日至29日仅交通银行一家就兑出了白银1629600元，使库存银元达到了最低点。与此同时，日、鲜浪人则乘机大肆套购或汇兑中国银元。他们用“中国”“交通”“河北”三行发行的1150元钞票购兑中国银元1000元，之后运到北宁路车站交由日本人组织的护路队护送关外，售予日本人组织的专门收购中国银元的机构。他们如果没有中国三行钞票时，便以日本银行发的钞票2050元，或朝鲜金票1400元，或“满洲”洋票1300元套购中国三行钞票1000元，再去兑购中国银元偷运出售，使有限的中国银元被日、鲜浪人用无限的纸币套购流光。
这种可耻的白银走私在1935年上半年达到了惊人程度。据1935年5月22日河北省政府给南京国民政府呈文中称：“每日运到关（山海关）的白银约有14至15万元，北平、天津各居2/5”，仅1935年四五月间，秦皇岛海关缉私到的走私白银就达17.79万元之多，而未能缉私到的数就难以估算了，以致酿成中国白银恐慌的一场大风波。
如此巨大的白银走私，不言而喻给中国金融带来了空前灾难：仅上海一地1934年底就有4家钱庄倒闭；1935年又有12家民族资本银行停业，占当时上海私营银行总数的18%，为中国银行有史以来之奇事。白银外流，银根吃紧，平、津两市库存白银几乎汇兑一空。以其为后盾所发行之纸币自然贬值，跟随而来的就是物价暴涨、工商倒闭、财政亦字，国穷民困，民不聊生。金融危机必将波及工商业，1934年冬至1935年夏秋之间倒闭的商店仅上海就达500余家。可见白银走私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斗争之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