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往往，有的萍水相逢，有的一见如故。其中有一类，人们总是会对他们特别的尊重和感激，因为他们的知遇之恩。古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过为了报答刘备那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伯乐相马，若然没有伯乐，再好的千里马也枉然。
“伯乐相马”语出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七：“使骥不得伯乐，安得千里之足。”唐代韩愈《杂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真切地描述了伯乐的重要。
伯乐相马，这个成语指伯乐观察、品评马的优劣。伯乐又喻指有眼力者发现、荐举人才。伯乐，相传为秦穆公时人，姓孙名阳，善相马。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管天马的星名叫伯乐，人们为了表示对孙阳的尊敬，便也称他伯乐。关于伯乐，《列子》、《庄子》、《战国策》等古籍都记载了他的故事。如《战国策·燕策二》中的故事说：有一人要卖骏马，连续三个早晨站在市场上，却不见有人来问价。这人便求伯乐帮忙。伯乐答应了他。第二天，伯乐到市场上，绕着那匹马看了看，离开时又回头看了看，一个早晨马价竟上涨了十倍相马，其实是古代兽医学和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根据马的外形特征和生理学等特点来鉴别马的优劣，从而衡量它们的使用价值。掌握科学的相马知识，有助于挑选各种不同用途的良马，尤其是马术运动用马。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已被我们的祖先驯养成为家畜。随着社会的发展，马由食用逐渐转向役用和军用。养马业兴起，促进了对动物形态结构的认识和生理学知识的积累。在养马的实践过程中，古人认识到马的形态生理和生产机能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逐渐形成了相马的知识。相畜是古代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伯乐是我国春秋时代著名的相马专家，他运用机体结构与功能密切相关的原理相马，比欧洲人提出的比较外形学说要早两千多年。历代相马术的发展，皆源自伯乐的相马理论。我国历代养马者和求马者都崇尚伯乐和千里马。
伯乐总结了过去以及当时各地相马专家的经验，加上自己实践中的体会，写成了《相马经》，奠定了中国相畜学的基础。这部著作后来失传，但相马的基本知识却世代相传，延续至今。伯乐除相马外，还善治马病。据《庄子·马蹄篇》记载，“烧、剔、刻、雒，仅落四下”始自伯乐。“烧”指烧烙治马病和在马蹄上打火印，“剔”指剔除鬃鬣和梳刷马体，“刻”指削刻蹄甲或修蹄，“雒”指维络，即加笼头、口勒。
后人根据伯乐的业绩，托其名写成了《伯乐相马经》、《伯乐针经》、《孙阳集》、《伯乐遗书》、《伯乐新书》、《伯乐明唐论》及《伯乐画烙图歌》等。因此，伯乐被誉为中国相马学和治马病的鼻祖。
汉代出现了“以相马立名天下”的著名相马家黄直、陈君夫等，并有相马专著问世。这在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相马帛书可以得到佐证。这部书总共52000字，用“得兔与狐、鸟与鱼，得此四物，毋相其余”来概括相马的经验，也就是对良马的外形提出了具体要求：“欲得兔之头与其肩，欲得狐周草与其耳，与其肫，欲得鸟目与颈膺，欲得鱼之耆与脯。”特别是对相眼更重视，“欲目上辕晨（环）如半月”，即形容上眼眶或眼盂部须丰满如半月；《帛书·相马经》特别用专段讲马眼睛的相法，一连提出15个相互连贯的问答，开始是：“眼，大盈大走，小盈小走，大盈而不走，何也？”联系眼的盈满程度、光泽和活动性、睫毛跟眼部肌肉的功能等因素，进而又联系马是否善走，甚至把马体和目力能否适应环境的变化，归因于生活条件和消化代谢是否适宜，最后到鉴别目光和神情的表现，充分反映了古代相马家的精湛知识和察验事物的认真精神。
由此我们可看出，汉代时古人对马的形态学、解剖生理学的知识已经很精确了。《帛书·相马经》的科学价值在于：它使今人见到了长期失传而重现于世的最古的畜牧著作，证实了我国古代相马的悠久历史，使我们了解到古代相马的生物学基础知识的深厚程度。
东汉初年，杰出的养马家和相马家马援（公元前14～公元49），继承西汉东汉四代名师子舆、仪长孺、丁君都、杨子阿的相马经验，采取先辈相马家仪氏、中帛氏、谢氏、丁氏确定相马部位的特长，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认为：“传闻不如亲见，视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于生马，则骨法难具备，又不可不传后世。”在西汉相马家东门京铜马的基础上，约于公元45年重新创制铜马立于洛阳宫中。
该铜马高三尺五寸，周（从头到尾）四尺五寸。由此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铜马相法，其要点是：“水火欲分明，水在鼻两孔间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红而有光，此马千里；腹下欲平满，汗沟欲深长，而膝本欲起，肘腋欲开，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坚如石。”
马援的铜马模型，相当于近代马匹外形学上的良马标准型。它不仅是中国相马学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世界相畜术发展史的一件大事。欧洲直到18世纪才有类似的铜质良马模型问世。后汉以后，历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国处于动荡的分裂局面。当时马政很少建设，但相马术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北魏时代（530～540），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阐述了对马的外形鉴定，先是淘汰严重失格和外形不良的“三羸五驽”，再相其余。所谓“三羸”，即“大头小颈一羸，弱脊大腹二羸，小颈大蹄三羸”；所谓“五驽”，就是“大头缓耳一驽，长颈不折二驽，短上长下三驽，大骨短胁四驽，浅髋薄髀五驽”。
从解剖学上看，“三羸五驽”的马都是整体失调有严重缺陷的，当然在骑乘和负重上不能合格，理应淘汰。继之，《相马经》就马的形态整体和局部鉴定提出了明确要求，整体是：“马头为王，欲得方；目为丞相；欲得光；脊为将军，欲得强；腹胁为城郭，欲得长；四下为令，欲得长。”这五句很生动形象地概括了良马的标准形象。其中王、侯、将、相、城、郭、令是比喻说明各部分作用及重要性的。局部要求依次是：“头欲得高得重少肉”，“眼欲高、眼如铃、光亮”，“耳欲相近前竖、小而厚”、“鼻欲广方、孔大”，“唇欲上急而方下、缓厚多理”，“齿周密、满厚、左右不蹉”，“颈长、胍肉发达”，“胸宽、腔大”，“背平广、腹大垂”，“两髂及中骨齐，肩骨深、臂骨长、膝有力、股骨短、胫骨长”和“四蹄厚而大”。这些外形鉴定的要求都是从实用出发，鉴定要领达到相当精深完备的程度。
《相马经》还提出了相马五脏法：“肝欲得小；耳小则肝小，肝小则识人意。肺欲得大，鼻大则肺大，肺大则能奔。心欲得大；目大则心大，心大则猛利不惊，目四满则朝暮健。肾欲得小；肠欲得厚且长，肠厚则腹下广方而平。脾欲得小；赚腹小则脾小，脾小则易养。”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了解动物外部形态与内部器官之间、内外各器官之间、结构与功能之间的相关性；注意从外表联系到内部，以判断马的生产性能，给予科学的评价。《相马经》还提出了利用口色鉴定牛质健康状况和生产性能，提出筋骨和马的华质分类差异。
《相马经》最后用十二个字概括指出千里马的典型是：“龙颅突目，平脊大腹、（股）重多肉”。此标准集头颅、中躯和后躯三大主要部分的良型要求于一马，真是既复杂又简单，既全面又精要，既形象又生动，体现了很高的认识水平。
唐代的相马术，在历代相马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更有显著进步。李白著的《司牧安骥集·相良马论》提出了相马的总纲：“马有驽骥，善相者乃能别其类。相有能否，善学者乃能造其微。而善相者掉手飞縻，指毛命物，其质之可取者，牧畜攻教，殆无遗质；自非由外以知内，由粗以及精，又安能始于形器之近，终遂臻于无机之妙哉！”《司牧安骥集·相良马宝金篇》指出：“三十二相眼为光，次观头面要方圆。”意为强调相马的要领是掌握相眼的技术，若系“龙头突目”，则属好相，一定是良骥。
《司牧安骥集·相良马论》对马匹各部位的相法提到：“马头欲得高峻，如削成，又欲得方而重。宜少肉，如剥兔头；马眼欲得高，又欲得满而泽，大而光，又欲得长大，目大则心大，心大则猛而不惊；马耳欲得相近而前立，小而厚，又欲得小而促，状如削竹，耳小则肝小，肝小则识人意；马鼻欲得广大而方，鼻中色欲得红，鼻大则肺大，肺大则能奔；形骨望之大就之小，筋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马也。”以上说明马体各部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外联系，具有统一的整体观。
《司牧安骥集》还指出：“相马不看先代本，一似愚人信口传。”按现代的说法，是看本马的同时，还要了解该马上代的情况如何，把外形鉴定和遗传结合起来。唐代相马学的进步，还表现在对一些迷信的说法开始采取批评的态度。如《司牧安骥集·旅毛论》阐述：“如其旋毛之生，或在其左，或在其右，或在其前，或在其后，而命之以名，因其名而遂有吉凶之说。大抵相马之法，当以形骨为先，旋毛排其一端耳。且马之有旋，未必果为凶也，而畜之者，事或不祥，则归咎于马，以谓马致然也，岂理也哉！昔人固尝有议其居处者，而日人凶非宅凶，兹诚通达之论也。”马的旋毛，本不足奇，根据旋毛的位置、方向判断凶吉，显然是迷信的说法。《旋毛论》在一千多年前就能对这种谬论给予严正的批判，并指出相马“当以形骨为先”，其科学精神是了不起的。
唐代以后，五代十国，直到宋元明清各个朝代，中国的相马理论和实践，基本上不超出《伯乐相马经》、《齐民要术》、《司牧安骥集》有关篇章的范畴。总体上说，相马术是发展得比较成熟的一个兽医学分支，有着一定的经验和成果，反应了古人在这一方面的成就。
伯乐相马，若无千里马，伯乐无用武之地；若无伯乐，千里马可能被埋没。若有选择，你愿意做千里马还是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