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常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由于种种原因被恶人下了某种号称无解的天下奇毒，遍寻无医。后来机缘巧合之下又中了另一种剧毒，二毒相加非但未死，后者反倒成了前者的解药，让读者感叹天无绝人之路——这便是“以毒攻毒”了。
“以毒攻毒”语出宋·罗泌《路史·有巢氏》：“而劫痼攻积，巴菽殂葛，犹不得而后之，以毒攻毒，有至仁焉。”指用毒药来治疗毒疮。比喻用不良事物或本身的矛盾反对不良事物，或用恶毒手段来对付恶毒的手段。明·陶宗仪《辍耕录·骨咄犀》：“骨咄犀，其性至毒，而能解毒，盖以毒攻毒也。”明·冯梦龙《醒世恒言·陈多寿生死夫妻》：“今日服了毒酒，不意中，正合了以毒攻毒这句医书，皮肤内进出了许多恶血，毒气泄尽，连癞疮也渐渐好了。”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二十二年》：“漳属向以若辈能知盗线，故编入营，以毒攻毒，其中亦有流弊。”
《说文解字》中对第一个“毒”字的解释如下：“毒，厚也，害人之，往往而生，从毒。”可见此“毒”可指药物，通常指毒性较剧烈的药物。王冰注：“能攻其病，谓之毒药。”
《类经》曰：“毒药，谓药之峻烈者。”亦可指治病的方法、手段。
《说文通训定声》：“毒假借为督。”“督”与“治”通义。攻，治也，除指攻下、泻下外，还可泛指一些特殊的治疗手段，与补法相对。活血化瘀、破血消、软坚散结、荡涤逐痰、通里攻下、破积导滞等都可称为“攻”法。
《周礼·天官》：“凡疗疡，以五毒攻之。”
《医学源流论》：“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可为例证。其他疗法亦然。如《灵枢·癫狂》言：“左强者攻其右，右强者攻其左，血变而止。”
《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而第二个“毒”既指疾病险恶，进展迅速，病情危重的一类疾病，也可指某些因“毒”所致的暴烈、传染、秽浊、缠绵、重笃之邪等病症。
事实上，现实中虽没有小说描写的那么夸张，但艺术本源于生活，而“以毒攻毒”也是中医的一种重要且独特的疗法。其思想萌芽可上溯到《周易》。《易·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其含义是指万事万物在相互联系的各个方面，只要在某一点上存在相同，便会在某一方面存在着亲和召感、互补顺应、协调有益的联系和作用。
“以毒攻毒”可以认为是“同气相求”，从基本原理上讲也是一种相生相克的现象，“同根生”的事物具有相似相融的性质。《诗经·伐柯》：“伐柯如之何？非斧不克。”东汉·郑玄注：“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类求其类也。”同理，中医的毒药以攻毒，是因药物与病气“同气”，“气以类聚，从其类以除也”，从而达到以偏纠偏、相反相成的目的。
中医以毒攻毒思想肇端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故无殒，亦无殒”。《周慎斋遗书》解释为：“盖妇人重身，有故则无损，毒药无碍也。大凡因胎而有病，安胎为主；因病而胎不安，宜治病为急，所以重身可用毒药也。”可见，只要药症相宜，即使是毒药，恰当使用也不会损伤身体。《医法圆通·用药弊端说》：“病之当服，附子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皆是砒霜。”
药能中病，毒药皆圣药也；药不对症，即使性质平和亦会伤身。表明只要身体有疾病，即使在妊娠期、胎产期，也可用药治疗。强调了毒药具有相对性，用之合理则有毒可变无毒；用之不得法，无毒也可变有毒。此外，《素问·脏气法时论》“毒药攻邪”、《素问·至真要大论》“甚者从之”诸论，也为以毒攻毒法的形成与应用提供了旁证。
《神农本草经》“鬼疰蛊毒以毒药”，《伤寒杂病论》中使用乌头、附子、巴豆等剧毒中药治疗瘀、痰、奇、怪等顽症，则为以毒攻毒的具体应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以毒除毒”和“以毒灭毒”等记载。《乐婴珞庄严方便经》中有“犹为蛇所蛰，以毒灭于毒。欲亦复尔，亦以毒除毒”的论述，葛洪《肘后方》有“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治疗“狂犬啮人”的治法，孙思邈用病人生疮的脓汁、血汁接种于健康人皮肤下、以防治天花的“人痘痘种接种法”等，虽未明言“以毒攻毒”，但从“防”的角度丰富了该法应用。孙思邈《银海精微》治疗眼病“突起睛高，旋螺尖起，险峻利害之症”，用“锋针针入三分，以凤屎点针口所”，言此乃“以毒攻毒”，为中医药文献记载中较早使用“以毒攻毒”者。
柳宗元《捕蛇者说》：“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瘘疬，去死肌，杀三虫。”这既是对永州毒蛇治疗多种疾病功能的概括，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以毒攻毒的应用情况。
这一时期以毒攻毒法得以扩展应用，其治疗思想已有鲜明体现。而所提出的“以毒防毒”理论和“以毒攻毒”思想，扩展了该法的治病范围。
到了唐宋时期，以毒攻毒这种疗法已经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宋代禅师克勤《园吾佛果禅师语录》言：“以言遣言，以机夺机，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比喻用对方使用过的手段来制服对方，或以其错误克服其妄想，拓展了以毒攻毒的应用范围。
《卫济宝书》较早明确阐述了应用药物的“以毒攻毒”。其云：“猛烈之疾以猛烈之药，此所谓以毒攻毒也”；“即应病服药，初进二钱，如五里进三钱，如五里进四钱，如早至晚六钱。止如此两者，亦言以毒攻毒也。”明确了以毒攻毒的应用原则，并制定了具体使用方法。
元·曾世荣《活幼口议》记载了治小儿潮热的梨浆饮，所用药物为柴胡、人参、黄芩、前胡、秦艽、甘草、青蒿各等分，入生藕、生梨各一片，薄荷二叶，生地黄一寸，同煎至半。谓此方治脾积寒热，其状如疟。认为本证乃由脾气阴阳相胜故也，其寒在先，阴盛于阳；其热在后，阳盛于阴。方后注云：“梨浆饮，以毒攻毒。药以青蒿以寒御寒，其热不有，寒必无加，自然荣与卫和，阴与阳合，寒热再潮未之有也。”该方没有使用一味有毒药，但作者亦言以毒攻毒，说明以毒攻毒不一定必用毒药，用对症治疗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用药物的药性去治疗人体的疾病，也属以毒攻毒，这使得以毒攻毒法得以深化扩展。从“猛烈之疾以猛烈之药”的以毒攻毒，引申为用对症治疗的方法或用药物的药性去治疗疾病。
《外科精要》中的血竭膏由露蜂房、黄丹等有毒之品组成，方后注云“血竭膏，取其以毒攻毒也”；《世医得效方》中的捷效化毒散，治疗痘疮欲发未发，“以毒攻毒，纵然疮出亦少快，无恶症”等方剂的出现，使以毒攻毒从治疗思想、治疗原则层面直接过渡到临床应用。
时至明清，更是“以毒攻毒”完善细化的丰富期。
《本草纲目》记载了许多以毒攻毒的中药，如蛇角“消肿毒，解诸蛊毒，以毒攻毒也”；露蜂房“外科、齿科及他病用之者，亦皆取其以毒攻毒，兼杀虫之功耳”；乌头“开顽痰，治顽疮，以毒攻毒而已”。叶天士根据“周礼毒药以攻病，藉虫蚁血中搜逐以攻通邪结”，在治疗久痛、疟母、积聚、瘕等疑难顽症时，常用全蝎、蜂房、地龙等虫类药，对以毒攻毒法选用虫类药治疗疑难杂病提供了借鉴。
此时出现了许多以“以毒攻毒”为功效主治的方剂。陈司成《霉疮秘录》治疗霉疮核心药的方剂“生生乳”，是由砒霜、轻粉等药炼成，功能“以毒攻邪”、“治顽毒、顽癣”。陈实功《外科正宗》“蟾酥丸”使用了轻粉、雄黄、蟾酥等剧毒中药，而且以口服为主，方后注云“真有回生之功，乃恶症中至宝丹也”。顾世澄《疡医大全》神化丹，治疗一切无名肿毒，初起服之立消，“以毒攻毒，削坚导滞如神”。张锡纯“洗髓丹”内含净轻粉、净红粉、露蜂房等药物，以治“杨梅疮毒，蔓延周身，深入骨髓”。这些都是对中医学“以毒攻毒”疗法的具体应用。
在临床应用方面，以毒攻毒法应用于临床各科。
《重订通俗伤寒论》在论治风湿伤寒、关节久痛时指出：“邪毒停留也，法宜以毒攻毒。”《医述》也有“以毒攻毒而发痘者，如穿山甲、人牙、蝉蜕之属是也”的记载。
陈士铎《本草新编》“贯众”条明言“此物有毒而能去毒，所谓以毒攻毒也”；认为蟾酥“去毒如神，以毒制毒也”。解释附子“以毒治毒，是附子正有毒以祛毒，非无毒以治有毒也”。至此，以毒攻毒的应用逐步走向完善细化。
综上，以毒攻毒法的发展和中医理论其他内容一样，经历了应用范围从简单到复杂、从规范到灵活、从模糊到清晰、从局部到整体的发展过程，其思想是鲜活的、向前发展的，反应了我们中医学的独特成就。近现代对于以毒攻毒的研究益发清晰，用于治疗恶性肿瘤、艾滋病、皮肤病、疡科病等颇有疗效。在现代生命科学中，以毒攻毒又是元素间的拮抗作用，通过各组分之间的拮抗作用，产生生物效应等定义，可以认为是对当今临床实践的一种概括。
西谚有云：“你之毒药，他之蜜糖。”有人避之不及的，可能正好是他人甘之如饴的。所谓毒药蜜糖，真正因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