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草原沉重缓慢的呼吸我已经感觉到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果戈理、肖洛霍夫等俄罗斯伟大作家的身影也依稀可辨了。因为我读过他们的书，曾被他们书中描写过的草原感动，所以我的心中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除此之外，就只有“真遗憾，这不是祖国”了。
车坏了，面对郁闷的旅行者，司机开始埋怨不能换个好车，说：
“我们局长谷糠里榨油，你们有能耐的回去抽他去，跟我说啥也没用。”
接下来，就把草原上的对比拿到了现实当中——
我倾听着星斗的声音。星斗灼灼，摇摇欲坠。流星如火，划破天穹。中国的老人们对自己的后代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坠一颗星。俄罗斯的老人对自己的后代说：天上坠一颗星，地上死一个人。我们头顶着同一个星空。我们仰望星空时，国界便模糊不清了。但我们到底不能永远仰着头，更多的时候我们必须低下头。我们低下头时，便面对着严酷的现实。中国的国土上人满为患，而俄罗斯的国土上人烟稀少。
后来，因为车坏了，加上办理的是“两日游”集体护照，所以只得从“人烟稀少”返回“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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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第二部分是“边城”。第二年，王家宝同志又准备去俄罗斯，这次还是“两日游”，目的地是“红石市”。这次开车的是“一个动作干练、走路像跳舞、说话像唱歌、名叫老龙的女司机”，我总觉得这个女司机身上有《酒国》里女司机的样子，至少在路上，女司机也和乘客调着情。到了地方，住的很舒服，就是祭“五脏庙”麻烦，走了三里路，才有一家饭馆，据说这还是最近的。
有个“红脸膛的男人懒洋洋地走过来”，一副爱接待不接待的样子，竟然“嫌我们来人太多，不愿意接待”，可见俄罗斯人都懒，送上门的生意都不乐意接待。菜单拿出来，也没有什么好点的，只有“红菜汤、泥肠、黑面包”，就这些菜还每人一份，一千卢布。点了菜，却久等不上，直到等得不耐烦，领队进厨房一看，没有人，领队就喊：“瓦西里，瓦西里，你滚到哪里去了？！”结果男人和一个俄罗斯胖女人出来，说把吃饭这回事给忘了。等菜上来，再次令人失望了：
过了大概半小时，红菜汤上来了。每人一钵子，颜色不红不黑，温度不凉不热，滋味不咸不淡，胡乱喝了两勺，便推到一边去。又等了半小时，主食终于上来了。每人一根灰白的肠子，两片灰色的面包。肠子是腥的，面包是黏的。爱吃不吃。我感到十分失望。我原以为能在俄罗斯吃到煮得烫手的土豆、烤得酥焦的面包、焖得稀烂的小牛肉之类美食，没想到竟然吃了些这个。
下午闲逛，看俄罗斯的城市和广场，听女司机说，这里每个城市的广场上都有一辆坦克，仿佛是要让人们记住历史，他们看到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少妇，王家宝和朋友打赌说，“这个少妇，如果不是本市权贵的儿媳妇，就是大款的小蜜”。结果王家宝赢了，“这个女子名叫塔莉娅，是红石市长的女儿”。看剧院有票卖，就打算买一张看看，结果进去之后才发现演的是中国的《地道战》。朋友说：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晚上，有歌声传来，唱歌的是几个男子，曲调多半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之类，仔细一看，原来是老龙和俄国小青年。王家宝奇怪，老龙不是结婚了吗？朋友说：
“你不是从大都市来的？结婚算什么？结婚也不妨碍恋爱嘛。”
第二天有人过来跟他们攀谈，兜售物品，朋友说：
“如果您有原子弹，我们想买一个。”
结果那人认了真——
他兴奋地说："真的吗？我可以帮你们搞到，不过，你们得先付百分之三十的定金。"一直不开口的女司机说："走吧你，别在这里蒙人了！"他摇摇头，说："你们没有诚意，没有诚意……"他很失望地走了。
文章结尾，有云：
一切都与我想象得不一样，一切都与我想象得一样。
我想，这文章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仿佛一样或者不一样，都可以体现一种现实，另外，就是现实和故事本身又有什么区别呢？
故事演讲家
香港的马家辉在谈论莫言的时候，说：
“中国著名作家几乎都出版过演讲集或对谈录，王安忆、余华、苏童、刘震云等等，都有，但终究以莫言最多，背后不是没有独特理由。那就是，特别好听，特别生动，特别曲折，莫言不管在闲谈或演讲里总会说上好些故事或回忆，疑幻似真，把听众深深吸引。”
其实我看莫言的演讲集颇多，但真的看视频，则是2012年12月7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文学院演奖实录。那场演讲在我看来是大失所望的，因为语调实在平和，他用一种快睡着的语调说话，而我只能用一种快睡着的频率听，所以结果是不如看演讲稿。我姑且认为莫言为了场合的庄重，所以语速放慢，表情减少，加上毕竟年过半百，也到了慢慢来的时候了。因为我实在无法想象，小时候说书让一家人都乐意听，都入迷的他，说起故事来会如此不声情并茂。莫言作为当代作家，接受记者采访的机会也很多。其他不论，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多记者都去采访，还有他的新闻发布会，看那些文本实录的时候，处处都能体会到莫言的智慧，实在很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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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对于演讲的态度，显然在国内要比在国外好一些，我想，在国内演讲更有共鸣吧，也更有成就感，谁要是跟我说，莫言做演讲，我肯定会去听的，因为在中国高校里，倘不是特有名的学校，听名家演讲的机会还真的不多。莫言说，在国外演讲，实在提不起兴趣来，就几个人，几十个是多的，大部分是华人，很少有外国人，外国人对中国作家也提不起兴趣来，还总结到——
“中国作家在国外的所谓演讲，其实多半是自欺欺人。”
“自欺欺人”的极致就是拿出已经准备好的讲稿，照读一遍。其实，很多作家就是这样做的，甚至很多有名的作家，比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吧，他和莫言相遇，莫言就问他要演讲的题目是什么？帕慕克说，我们究竟是谁。莫言觉得奇怪，因为这演讲莫言在一些刊物上见过，结果帕慕克说：
“一个作家难道需要像大学老师一样每天换一个题目吗？可以拿着一个题目讲遍全世界。”
其实，在国内，像莫言这样可以把演讲说出点意思来的作家其实很少，大多数作家都是满嘴拌蒜，说一些陈词滥调。这与真正的演讲迥乎不同，演讲在莫言看来就应该像列宁那样不能手捧稿件，要把双手解放出来，要身体前探，要仿佛在表演又没有半点“表演的痕迹”，还要“让你的语言像流水一样流出来，像火焰一样喷出来，而不是像牙膏一样挤出来。”莫言还提到自己的偶像“季米特洛夫”，说他在法庭上为共产国际辩护和陈述的时候，语言犀利，“排山倒海般的语言其实，令我热血沸腾，心驰神往，他的演讲甚至影响到了我的小说语言。”
莫言把那样的演讲看做真正的演讲，散文《国外演讲与名牌内裤》，乍看题目，你会觉得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但仔细阅读，你就会发现，意思是，在国外如果把自己真的当一个有名的作家，去做什么演讲，就会像公鸡学鸟儿飞一样，实在惨不忍睹。这可以看做莫言对于自己和中国作家的那两把刷子的自知自明，所以，莫言说自己就像是把名牌内裤穿在外面，或者在屁股后面贴一个“内有名牌”的布条去炫耀的人一样，演讲成了一件庸俗而又肉麻的事情。特别是自己的“对谈”、“演讲”还碍于情面结集出版。
我姑且想，这是莫言的谦虚，或者说他只想当个作家，至于“对谈”、“演讲”都是不得不做的事情，有时候，并不出于自己本意。我能在里面读出一点点他为名利所累的意味，试想，当你不乐意去面对公众说话的时候，或者你已经厌烦总是当着众人的面说话，的确只想当个安静的作家。
有人想出名，出名后又不免戚戚然，这是个绝妙的悖论，但也多少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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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认为，不懂外语就成不了一个好作家，这是相对于鲁迅那一代人而言的。莫言并不完全赞同，找的例子是沈从文，但也承认这里面的有道理，不懂外语的“沈从文”很多时候成了挡箭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记者就不怀好意了，问他是不是跟诺奖评委马跃然很熟，否则不会称之为“亲爱的朋友”，莫言回答：
“你们外国人跟一个人见一面就说亲爱的朋友。我第一次出国到欧洲来，认识一个意大利女孩儿，她给我写信‘亲爱的莫言’，当时心潮澎湃，我认为这个女孩儿对我有意思，我朋友们，你别自作多情，那是外国人的礼貌，有时候恨你的时候也还说亲爱的。”
可见，不懂外语是相互的，莫言不懂的是语言，外国人不懂的是礼节。每个人都没真的去不懂，只是想要给自己观点找一个有力的证据，或者言外之意。
莫言说，自己是个农民，“每年在地上凿很多洞”。莫言说，“对家族史的阅读，我是持有一定兴趣的，并由此得到了一些思考的附丽和经验的体认”。莫言说，“他不喜欢参与国内的笔会，因为常常是从饭店到会场”。
这几句话可以放在一起看，因为是个农民，农民的宗族意识比城里人强得多，家族小说成为最爱，成为可能。农民是低调的、勤劳的，从饭店到会场，除了浪费时间和实物，仿佛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在讲求实效、不违农时的农民看来，的确颇为可笑。
莫言说的最好的一句话，我认为是，“我们就是要把恶魔上升到人的高度，把神下降到人的高度”。
因为这句话里，我终于感受到了什么是“讲故事的人”，讲故事的人最重要的是明白自己讲的是个故事，既然是故事，里面的人物就都平等。这也是作家在面对小说时，应该展现的人性高度。人性，说白了就是一种平等的极致，当你时时刻刻都认为你和我，我和万物都是一样的时候，才会发自内心地去理解，就像理解你自己一样。
独有的哭泣
茂腔（即猫腔）在高密东北乡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东西，这曲调多半是通过口口相传彼此熟悉的。传说在闯关东的人群当中，有个老人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得到一盘老乡带来的茂腔磁带，儿子就用收音机放给她听，旋律声起，命若游丝的老太太突然坐起来，回光返照了，听完磁带就驾鹤归西了。莫言跟茂腔的深厚感情，我想与他童年的单调分不开，他与小伙伴们在黑黑的夜赶着鬼火去听戏，常常会看到一些哭泣的女人，她们穿着白衣或者红衣，坐在路边悲泣，那声音和茂腔一样，小莫言知道这些是狐狸精变的，所以不去招惹。我想是不是狐狸精不知道，如果痴迷一种声音，进而理解它的文化，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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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听戏之后，还能记住曲调唱腔，记不住的地方就随意增添一些，反正自娱自乐。让我吃惊的是莫言还给一些剧团跑龙套，几乎都是革命戏，估计他的那副尊容也只能演一些小反派，特务甲或者匪兵乙。我说这话，莫言的母亲会不高兴的，莫言的母亲说过，觉得莫言不丑，她看着就挺好看。
等革命形势不那么尖锐的时候，就是到了除了革命戏之外，还可以编写其他戏的时候了。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说：
“文革”后期，形势有些宽松，在那几个样板戏之外，允许自己编演新戏。我们的猫腔《檀香刑》应运而生。其实，在清末民初，关于孙丙抗德的故事就已经被当时的猫腔艺人搬上了戏台。民间一些老艺人还能记住一些唱词。我发挥了从小就喜欢编顺口溜制造流言蜚语的特长，与一个会拉琴会唱戏出口成章但一个大字不识的邻居叔叔编写了九场的大戏《檀香刑》，小学校里一个爱好文艺的右派老师帮了我们许多忙。我与小伙伴们第一次去看火车，就是为了编戏“体验生活”。小说中引用的《檀香刑》戏文，是后来经过了县里许多职业编剧加工整理过的剧本。
《檀香刑》里，已经将茂腔和小说结合到了极致，在里面，你可以听到古老的戏曲，也可以好好感受一下戏班文化，如果，你肯静下心来，跨过那些酷刑。
莫言有篇散文叫做《茂腔与戏迷》，说的是与“茂腔”相关的两个故事。听莫言讲故事，颇为受用，别忘了，人家是从小钻大腿根听书的主儿。
茂腔好不好听？我没听过，说“不好听”似乎有些不负责任，以我对自己的了解，这茂腔不见得好听，原因很简单，我是个乐天派，这也不是我的乡音，我怎么会喜欢呢？茂腔的底调是哭悲悲的调子。莫言也说，朋友们都奇怪，这种难听的调调，他怎么会喜欢呢？还感动？还在一出火车站的时候，在小饭店听到这凄切的乡音，马上潸然泪下？也是这腔调，成了高密人们独有的热爱？这些问题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很多小剧种衰微的当今，莫言在小说里提及，有着一份深深的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