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饥饿
（一） 饥饿的荒唐
莫言常说，饥饿和孤独是他创作的源泉。莫言的童年有着彻骨的饥饿。饥饿的高密东北乡给了他生命也给了他透明的肚子，莫言说：
“我们的肚皮仿佛是透明的，隔着肚皮，可以看到里边的肠子在蠢蠢欲动。我们的脖子细长，似乎扛不住我们沉重的头颅。”
他所生长的六十年代，是满目饥饿的年代，土地之所以在莫言那里有着最亲切的滋味，恐怕也因为走过了六十年代的人都有一个无法餍足的胃，以至于对于土地给予的果实分外珍惜，甚至顶礼膜拜。
饥饿年代
饥饿年代，因为可吃的东西少，甚至到了人吃人的程度，怎么会不馋呢？所谓的食、色性也，莫言说，二十岁之前，估计很少有人想到性，唯一的问题，就是怎么吃饱。那个年代，很少有孩子出生，男男女女饿得都失去了性能力。除了个别有权利的人，像《丰乳肥臀》中的食堂主管，还有粮食和能力去诱奸大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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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莫言出生的时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老人们回忆，是能吃饱的年代。1958年，就大跃进了，开始了漫长的挨饿年代。莫言说，那时候跟着母亲去吃公共食堂，排队领饭，领到的粮食很少，一般就是米少菜多的稀粥，干粮就是稀罕物儿。邻居家的男孩不小心把一罐粥掉在地上，他娘就打他，边打边哭，说他这个败家东西！男孩很聪明，说，娘，别打了，快喝粥吧，再不喝，这点也没有了。他忍着疼趴在地上舔地上的粥吃，还喊娘一起吃，说吃一点、赚一点。他娘觉得有理，就一起过来趴着喝粥。大家自然夸那男孩聪明。莫言说：
果然是人眼似秤，那当年的男孩，现在已是我们村的首富。他靠养虫致富。养蝎子，养知了猴，养豆虫，高价卖给大饭店和公家的招待所。他看准了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嘴巴越来越尖，口味越来越刁，他们拒绝大鱼和大肉，喜欢吃奇巧古怪，像可爱的小鸟。眼光就是金钱。他说下一步要训练贵人们吃棉铃虫。
当公共食堂没有吃食的时候，就是最黑暗的日子了。饭没有，家里的锅早去大炼了钢铁，村里人就用瓦罐煮野菜，可是瓦罐不耐火，几天就炸了。莫言家还好一些，因为他曾经在废铁堆里捡了一个日本兵的破钢盔，因为贪玩，就戴着，玩烦了，随手扔在了家里的旮旯里，这可是精钢制造，传热快、又坚硬，不怕碰、不怕烧，是一件做饭的好宝贝，母亲就是用这个钢盔来喂饱这一帮兄弟姐妹的。可惜，后来，连野菜也没有了，树皮、草根、房檐上的草，通通没有了。
1960年，饥饿会惨怖到什么程度呢？面对饿死的亲人，一开始还报丧，支撑着埋葬，后来已经无泪可流；红着眼睛的狗在野外等着下葬的尸体，人一走开就扒坟啃食；传说村里的马四割死去老婆的肉吃，不久也毙命；南洼的白土据说可以吃，挖来吃了排泄不出，又死了大批人。莫言说，《狂人日记》里的吃人到了现实生活中根本不算什么，传言卖狗肉冻的骈指哑巴，也把人肉加入自己的狗肉当中，当人们不知道的时候，一致认为味道好极了，知道了之后，就开始长时间的呕吐。
哑巴的工作是很多人羡慕的，但没有人敢去染指这项“资本主义”事情，因为哑巴“根红苗正”，加上身体残疾，即使不劳动，公社照样要给粮他，人家自食其力，还给广大劳动人民提供蛋白质，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当然就只有哑巴可以做这个挣钱的买卖。有人在他的狗肉冻里吃到一整个完整的脚指甲盖，随即报告了政府，哑巴就被五花大绑地带走了。这件事不好说真假，如果真有此事，也情有可原，因为那时候，人没有饭吃，就不可能养狗，狗离家出走以后，就显露出它作为禽兽的本性，一个个像狼一样，吃了死人之后，红了眼睛，人被饿的前胸贴后背，哪还有打狗的力气，除了个别干部手里有枪，但他们的枪是用来打鸟的，他们才不会吃“吃了人”的狗，所以人要是冲上去跟狗搏斗，无异于给狗送吃食。哑巴又不傻，自然不会去拼了性命打狗，从路边的饿殍上割点肉下来，反而容易一些。
不久，有人就出来辟谣，哑巴没卖人肉，也没被抓，莫言在河堤上遇上他，他还是一副凶相，挑着两个瓦盆卖他的狗肉冻，许多人买他的狗肉冻下酒。哑巴的骈指也消失了，有人说是去医院做了手术，有人说，是自己切下来放进了狗肉汤里，人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恶心，但吃肉的人照吃不误，仿佛还想把那根骈指吃出来呢。
这又让我想起莫言的《灵药》中，父亲为给奶奶治病，偷偷到桥洞下挖出被武工队处决的人的内脏，熬好药给奶奶喝，结果，小孩子无意中说了实话，奶奶被活活吓死。这颇有点模仿鲁迅的《药》，绝对不符合“仁”，但却是愚昧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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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饥饿深入骨髓，就是严格遵守适者生存规则的时候了。这些孩子们，身上没多少肉，胳膊、腿没有多少肉，像是四根小木棍儿，有个大得像水罐一样的肚子，细长的脖子，仿佛挑不动沉重的头颅。生活的贫困让孩子没有衣服穿，在寒冷的冬季也光着身子或者只穿一件很破烂的单衣，孩童们也没觉得冷得受不了，莫言称这是“适者生存”留下来的优良品种。饥寒的孩童，依然在雪地里欢腾，打雪仗，努力找东西吃。
这群饥饿的“小狗们”，在村子里嗅来嗅去，锻炼了非同一般的牙齿，树叶吃完了，就吃树皮，树皮没有了，就啃树干，简直就是人类牙齿的大考验。1961年春天，学校里运来一批煤，莫言和同学们打起了学校里那堆新运来的煤的主意，开始只是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在咯咯细嚼，后来扩大到全班同学跟着越嚼越香，最后是饿的长出了胡子的俞姓女老师也跟着吃了，她的理智告诉她，煤是不能吃的，可她的饥饿也告诉她，煤真的越嚼越香。后来莫言一度不相信真有此事，想着是不是自己的童年记忆出了问题，于是就去问当年看门的王大爷，王大爷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同学们的屎里都能拍打出煤饼。莫言的小说《铁孩》中，“我们”香嚼着生锈的钢筋，钢筋“咸咸的，酸酸的，腥腥的，有点像腌鱼的味道”。
诚然，孩子们从世界上最倒霉的树上磨炼了牙齿，有个小伙伴长大后当了电工，他的工具袋里既没有钳子有没有剪子、刀子，就是用牙咬，像铅笔那样粗的钢丝，一咬就断。《铁孩》中吃着铁锅、铁轨、甚至吃火车的孩子们，就是从这个电工的身上敷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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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冬天，莫言十二岁，不会因为饥饿而死人，但是会因为物质匮乏而缺吃少穿。临近春节，母亲实在没办法，就决定把家里的仅仅剩下的三颗白菜卖掉，这原本是母亲答应留下来过年包饺子的，那时候过年要吃素馅儿的饺子，说是因为神不吃荤，其实，因为大家买不起肉，就算想买，也不好买。
《卖白菜》里提到：
"我们种了104棵白菜，卖了101棵，只剩下这3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的，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这白菜还是被一个挑剔的老太太买走了，不知是不小心还是故意不认真，或者看不惯老太太扒白菜帮的行径，多算了老太太一毛钱——
等我放了学回家后，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那个蜡条篓子摆在她的身边，三棵白菜都在篓子里，那棵最小的因为被老太太剥去了干帮子，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过了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
"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娘，"我哭着说，"我……"
"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眼泪就挂在了腮上。
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吃不起可以不吃，但决不能失信于人。徐怀中说过，作家的语言是一种内分泌，我想莫言的内分泌就是建立在这些沉痛的伤痛上，母亲教给这个孩子的道理，就是最好的人生经验。
偷吃的往事
莫言是个没出息的孩子，因为饥饿，他会偷也会抢。为了满足这透明的肚子，莫言绞尽脑汁，屡次犯错，他被母亲骂没有志气——
我也曾多次暗下决心，要有志气，但只要一见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有时被捉住，有时捉不住。被捉住就挨顿揍，捉不住就如同打了一个大胜仗。
事实上，胜仗有，败仗也有，肯定丢人了，也人尽皆知。莫言开玩笑说，你现在去我家乡，问莫言是谁？还会有人说，那个莫言还偷过我家两颗大白菜呢。一百年后，没有人记得偷过两个大白菜的莫言，人们记得的是作家莫言。
莫言对于自己的戏谑，其实就是饥饿给他的命运。因为饥饿，他写了无数作品。同样因为饥饿，他注定有着荒唐的童年。偷吃是耻辱的，这就是人们为何念念不忘，偷吃对于孩童来说，又是常态，鲁迅和小伙伴们，还偷豆子吃呢！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叫做“偷”，在物质富饶的年代，一个萝卜，一个瓜，热情淳朴的乡下农人会说，送给你。
可惜，莫言生存的年代不但是物质匮乏的年代，还是政治热情高涨的年代，所以，吃一根胡萝卜的耻辱用一根野山参都难以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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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形容为了吃所做的“窝囊事”，简直“罄竹难书”。有的没被发现，比如供销社的叔叔送来一袋棉籽饼，莫言起夜的时候，就偷偷从缸里拿一块儿在被窝里蒙着头吃。有的只是遭了疼，比如在街上伸手抓熟猪肉，被人一刀差点把手指砍断；又如一把摸住村干部手里的香瓜，被村干部一脚踢倒，还将瓜砸在头上．瞬间满头瓜汁；再如去偷拔红萝卜被抓住，不但要当着数百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画像请罪，还被父亲毒打一顿。有的甚至威胁到生命，比如去邻村偷吃西瓜，被看瓜人用火炮轰，吓得挪不动腿，押送到学校去，一时间轰动全校；又如去偷生产队里的马料吃，被保管员将脑袋按到沤料缸里，差点呛死；再如去生产队的花生地里偷扒刚种下的花生吃，没成想那花生是用剧毒农药浸泡过的，差点要了小命。
有一次，粮食保管员让一群孩子们学狗叫，谁学得像，就给谁一块豆饼。莫言也在这群孩子当中，大家都学得很像，保管员就把那豆饼扔了出去，孩子们疯抢那块豆饼，父亲和爷爷看到了，都狠狠地批评了莫言，爷爷说：
“嘴巴就是一个过道，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都一样的，何必为了一块豆饼而学狗叫呢？人应该有骨气！”
莫言不能理解，当时的大脑是靠味觉思考的大脑，仅仅知道豆饼是难得的好味道，所以他在懵懂中丧失了尊严，丝毫没有风度。人，在饥饿的时候，就要像狗一样屈辱地活着。
比如《透明的红萝卜》里饥饿的黑孩，《枯河》中被打死的小虎，就是他“关于吃”烙下的屈辱表白。黑孩还有菊子、小石匠来抚慰，《枯河》中的小虎之死则是伦理与人性的灾难，哥哥连续的踢打，口里嚷着：
“砸死他算了，留着也是个祸害。本来今年我还有希望去当兵，这下全完了”。
没打过他的母亲戴着铜顶针的手狠狠地抽到他的耳门子上，凶狠地骂：
“鳖蛋！你还哭？还挺冤？打死你也不解恨！”
父亲打薄了的鞋底子与小虎的黏糊糊的脊背接触着，发出越来越响亮的声音，悲哀地边打边说：
“打死你也不解恨！杂种。真是无冤无仇不结父子。”
至亲的亲人轮番毒打一个孩童，而且还不解恨，可见那段毒打的记忆着实深入到莫言的心中，以至于他书写起来，分外生动流利，放大的只是那小虎掉入冰窟窿而死的结局，至于挨打的过程，恐怕是自己实实在在经受过的，或者身挨，或者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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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都会饿死的年代，村里的牲口当然逃不开死亡，生产队就架起了大锅准备煮肉，孩子们闻味儿而来，围着锅台转，唱着：
骂一声刘彪你好大的头，
你爹十五你娘十六，
一辈子没捞到饱饭吃，
唧唧喀嚓地啃了些牛羊骨头。
大队长手持大棒，像轰苍蝇一样把孩子们轰走，刚刚轰走，一转眼，大家又嗅着肉香来了。趁着大队长去上茅房，也顾不上烫，大家一哄而上，饿狼扑食一般，抢吃食。莫言二哥抢到一只马蹄子，像宝贝一样捧回家。点火、燎毛开剁、进锅，煮熟了就喝汤。那汤的味道实在美味极了，莫言再也没有喝过那么好的汤。
因为饥饿，偷吃的事件并不只限于儿童，大概1961年，那年他6岁。村里每人发两斤豆饼过年，邻居孙大爷一路吃一路走，竟把全家的豆饼吃完，遭到全家人的打骂：
“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开，把豆饼扒出”
孙大爷躺在地上，任凭打骂，夜里就死了，原因是豆饼吃得太多，多喝了水，活活给胀死了。离奇的是，死了的孙大爷竟然没有得到家人的一滴眼泪，那年关的豆饼胀死了村里的十七个人。这种豆饼撑死人的记忆被莫言写在了《丰乳肥臀》中，乔其莎为了食物和食堂张麻子通奸，多分了豆饼，撑死了自己。想来，饥饿年代的胃肠没有一丝脂肪，薄得像纸一样，很容易就被胀破，大人们水肿，孩子们顶着水罐儿一样的肚子，人人都能吃，五六岁的孩子一次能喝下八碗野菜粥，还是那种“赵一曼”用过的粗瓷大碗。这次分豆饼，莫言说奶奶只分给了杏核大的一块儿——
“放在口里，噘着，香甜无比，舍不得往下咽就没有了，仿佛在口腔里化掉了。”
莫言说：
我的馋在村子里是有名的，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无论藏在什么地方，我总要变着法子偷点吃。有时吃着吃着就控制不住自己，索性将心一横，不顾后果，全部吃完，豁出去挨打挨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