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家诗〕汉代传授《诗经》的著名学者，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燕人韩婴及毛公（毛亨、毛苌）四家。他们所传的《诗》，合称“四家诗”。《鲁诗》、《齐诗》、《韩诗》为今文诗学，西汉时曾立于学官，魏、晋以后先后亡佚。《毛诗》为古文诗学，较为晚出，经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作《笺》后，一直流传至今。四家都企图通过注《诗》以宣扬儒家思想，但在具体阐明诗歌题旨和解释文字时又时有歧异。
〔三家诗〕汉代传《诗经》的《鲁诗》、《齐诗》、《韩诗》的合称。三家诗说，在西汉时均立于学官，置博士。由于《毛诗》自东汉以后盛行，三家诗难以与之争衡，逐渐衰落、失传、亡佚（南宋以后仅存《韩诗外传》部分）。三家诗说，今可略见于王应麟《诗考》、范家相《三家诗拾遗》、阮元《三家诗补遗》、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三家对诗的解释，虽或有不同，但同属今文诗学。《汉书·艺文志》曾评论说：齐、韩两家“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指出了在三家诗中，《鲁诗》优于其它两家诗。
〔鲁诗〕《诗》今文学派之一。因传授者为汉初鲁人申公（名培）而得名。其传本系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今文）写成。后来传《鲁诗》者有瑕匠江公、刘向等。至西晋时亡佚。申公说《诗》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所录，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
〔齐诗〕《诗》今文学派之一。因传授者为汉初齐人辕固生而得名。其传本系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今文）写成。后来传《齐诗》者有夏侯始昌、后苍、翼奉、萧望之、匡衡等。至三国魏时亡佚。关于《齐诗》的著作，《汉书·艺文志》提到辕固生曾为《诗》作传，又著录有齐地弟子记述、发挥师说的《齐后氏故》、《齐孙氏故》、《齐后氏传》、《齐孙氏传》、《齐杂记》五种。
〔韩诗〕《诗》今文学派之一。因传授者为燕人韩婴而得名。“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汉书·儒林传》）后来传《韩诗》者有淮南贲生、蔡义等。至南宋后，《韩诗内传》亡佚，仅存《韩诗外传》。关于《韩诗》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载有《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
〔毛诗〕《诗》古文学派。因传授者为毛公而得名。毛公有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二人。《汉书·艺文志》：“（鲁、齐、韩）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因此，《毛诗》初始只能在献王刘德的中山国内传授。其传本经文原系用先秦古文字书写。《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毛诗》、《毛诗故训传》二种。西汉时传（毛诗）者有贯长卿、解延年、徐敖等。《毛诗》至汉平帝时列于学官，得立博士。东汉以后，《毛诗》独盛行于世。《毛诗》系统的重要著作有郑玄的《毛诗笺》、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及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
〔风雅颂〕《诗经》的三个组成部分，亦即《诗经》作品的类别。《诗序》认为“风”是用于教化、讽谏，以求得政治风气改善的作品。“雅”，是言王政兴废的作品。“颂”，是赞美先王“盛德”，用于祀祖祭神的作品。朱熹《诗集传》认为“风”为“里巷歌谣”（民歌），“雅颂”则系“朝廷郊庙乐歌之辞”。现代学者多认为风、雅、颂的区别主要是在乐调上。“风”为地方乐歌（含民歌），“雅”为西周王朝直接统治区——王畿的乐歌，“颂”为周王朝宗庙内祭祀时演唱的乐歌或舞曲。
〔赋比兴〕《诗经》作品中所采用的三种表现手法。“赋、比、兴”的提出，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但历来对赋、比、兴的界说颇多歧异。其中以宋人胡寅和朱熹的解释较为全面、准确。胡寅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与李叔易书》引李仲蒙语）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赋，就是不加譬喻，直接铺陈叙述。比，是用比喻或比拟的方法写人写物表达感情。兴，即“起情”，诗人把触动其情感的客观景物形象加以描绘，借其寓意以抒发自己的情感。兴句，常用于篇章的开头，除有引起下文的发端作用外，还有比喻、象征事理及烘托气氛等作用。《诗经》中所运用的赋、比、兴手法，尤其是比兴手法（即形象思维的方法），得到了后世众多作家的重视，为他们所继承和发展，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风雅〕原指《诗经》中的《国风》及《小雅》《大雅》。因风、雅被儒家列为“六义”中的两类，故后人也以“风雅”指诗歌作品中的社会内容。
〔二南〕《诗经》十五国风中《周南》、《召南》的合称。《周南》、《召南》诗共二十五篇。这些乐歌的诞生、流传地区，大抵在今江汉流域（周南，在今陕西、河南之间。召南，在今河南，湖北之间。）一带。汉代学者认为“周南”、“召南”是地域名。
宋人王质认为“南”为乐歌名。清人崔述、梁启超认为“南”是“诗之一体”。现代学者或认为“南”是由伴奏乐器衍变而成的乐调之名。二南，即汝水、汉水、沱水、长江一带的地方乐歌。
〔二雅〕《诗经》中《小雅》、《大雅》的合称。《小雅》诗七十四篇，大多产生于西周后期及东周初年。其中的民歌、贵族讽喻诗，多方面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暴露、抨击了衰周时期专制政治的腐朽与黑暗。《小雅》中还有一些描写农事及祭祀活动和用于宴会上的乐歌。《大雅》诗三十一篇，全为西周时期的作品。作者大多为王室贵族成员。《大雅》中有少数讥刺时政的政治讽喻诗，但更多的是颂扬周民族英雄人物及文王、武王、宣王业绩的诗篇。
〔三颂〕《诗经》中《周颂》、《鲁颂》、《商颂》的合称。《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三颂，多为天子、诸侯祭祀时或在其它盛大典礼上所用的乐歌（或舞曲）。颂扬在位的周王、鲁侯、宋公或他们的祖先的功德是《颂》诗的主要内容。《周颂》三十一篇，为西周时期王朝的作品。《鲁颂》四篇，为春秋前、中期鲁国的作品。《商颂》五篇，为春秋前期宋国的作品。
〔笙诗〕指《诗经·小雅》中“有声无辞”的诗，共六篇，所以又称“六笙诗”。它们是《鹿鸣之什》中的《南陔》和《白华之什》中的《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据《仪礼》记载，此六诗皆以笙奏，故名。现代学者或认为，《诗》的传本中本无六笙诗之目，它们系由汉代传《毛诗》者附加上去的。
〔正风〕诗有正变之分，此说源出于《诗大序》。《诗大序》认为诗歌创作与世之盛衰关系密切，周室衰微、礼义废弛时，“变风、变雅作矣”。与“变风”相对，后人提出了“正风”这一名词。它指周政衰微以前（主要是西周前期）的歌颂文王、武王、周公或颂美时政的《风》诗。历代学者一般认为《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召南》为“正风”。
〔变风〕对《诗经·国风》中部分作品的特称。《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指的是“乱世”之作，即产生于周室衰微、政局动荡时期的《风》诗。郑玄《诗谱序》以为《诗经·国风》中自周夷王至陈灵公时期的诗作属“变风”。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诗经·国风》中的《邶风》及以下十二国风均为“变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则认为《风》诗之正、变，不宜以时间为界限，而是以“政教得失”而分。故以讥刺时政的《风》诗为“变风”。
〔正雅〕诗有正变之分，此说源出于《诗大序》。《诗大序》认为诗歌创作与世之盛衰关系密切，周室衰微，礼义废弛时，“变风、变雅作矣”。与“变雅”相对，后人提出了“正雅”这一名词。它指周政衰微以前（主要是西周前期）的歌颂“先王之德”或颂扬美政的《雅》诗。《毛诗正义》引陆德明语：“从《鹿鸣》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按：指笙诗），今唯十六篇。”“自此（按：指《文王》）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正小雅”、“正大雅”，统称“正雅”。
〔变雅〕对《诗经》二雅中部分作品的特称。《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指的是“乱世”之作，即周室衰微、政局动荡时期的《雅》诗。《郑笺》：“《大雅·民劳》、《小雅·六月》之后，皆谓之变雅。”《毛诗正义》：“《民劳》、《六月》之后，其诗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礼所用，故谓之变雅也。”变雅，孔颖达以为其诗“兼有美刺”（《毛诗正义》），马瑞辰则以为纯系讥刺时政之作（《毛诗传笺通释》）。
〔六诗〕《诗经》作品分类及表现手法的合称。《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贾公彦疏：“按《诗》上下惟有风、雅、颂是诗之名也，但就三者之中，有比、赋、兴，故总谓之六诗也。”现代学者一般认为风、雅、颂是三种不同的乐歌，赋、比、兴是三种不同的表现手法。
〔六义〕诗经学名词。由《周礼》中“六诗”一词衍变而来，两者含义近似。《诗大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关于“六义”的解释，历来颇多歧异，其中以孔颖达之说影响最大。他认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毛诗正义》）这是说风、雅、颂是诗歌的类型，赋、比、兴是诗歌的表现方法。“六义”说，对后世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四始〕《诗经》中国风、小雅、大雅、颂诗首篇的合称。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据魏源《诗古微》考证，古乐歌皆三篇连奏，因此“四始”不仅是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篇，还包括它们后面的各两篇，共计十二篇，皆系述文王之德之诗。
此外，尚有以风、小雅、大雅、颂为“四始”之说，见孔颖达《毛诗正义》：“四始者，郑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诗·纬沉历枢》说：“《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这是纬书的说法。成伯屿《毛诗指说》又以为：“《诗》有四始；始者，正诗也，谓之正始。周、召二南，《国风》之正始；《鹿鸣》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清庙》至《般》，《颂》之正始。”这是以四类“正诗”为“四始”。近代及现代学者一般认为，《鲁诗》“四始”之说，见于《史记》，较为可信。
〔思无邪〕这是孔子对《诗》内容的总评价，也是他所提出的诗歌批评的标准。语出《诗经·鲁颂·驳》：“思无邪，思马斯徂。”孔子移用来评论诗歌，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思”，郑玄、孔颖达、朱熹释为思想。也有学者以“思”为语助词。思无邪，后来成为儒家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即要求诗歌的内容纯正，不允许表现不合礼义的思想感情。以“思无邪”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一方面体现了儒家对文艺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的重视，对于防止文艺走向形式主义的歧途和扼制色情文学的泛滥，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严格以封建礼教来规范作家的思想，不允许在文艺作品中表现人民群众的真实思想感情（特别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强烈反抗精神），大大削弱了文艺作品的社会意义，所以，于文艺创作的发展又是有害的。
〔兴、观、群、怨〕孔子关于诗歌的美感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的论述。语出《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即“感发志意”，指诗歌的艺术感染作用。观，即“观风俗之盛衰”与“考见得失”，指通过作品可以了解风俗盛衰、政治得失的认识作用。群，即“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指通过作品可以陶冶性情，提高修养，增强群体意识，从而可以起到加强团结的作用。怨，即“怨刺上政”，指批评、讽刺当政者的过失，促进朝政管理状况改善的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较全面地总结了以《诗经》为代表的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实践经验，较全面地概括了诗歌的社会作用与审美效果。“兴观群怨”说的出现，是我国春秋时期文艺和美学理论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标志。它对后世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创作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诗教〕儒家关于诗歌创作的原则之一。语出《礼记·经解》：“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颖达疏：“《诗》依违讽谏，不直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这是说《诗经》中作品对当代政治虽有所刺，但并不那么直接，态度上也不那么尖锐，故能教人以温柔敦厚。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诗经》作品的实际，但也确实看到了《诗经》中不少作品具有含蓄、委婉的风格这一事实。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为儒家所提倡的以“温柔敦厚”为基本内容的诗教，并不反对对统治者过失的批评，但不赞成批评态度的激烈。也就是说诗可以“怨”，但有一个前提，即要符合中庸之道，不能超越封建礼教许可的范围和限度。“温柔敦厚”的诗教，对维护封建统治有利，为历代统治阶级和儒家所提倡，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影响很大。但其中也有主张哀乐中节，强调中和之美的合理因素，可以启示作家在创作时注意作品的含蓄美，对于克服文艺创作中过于浅薄、直露的缺陷，又是不无益处的。
〔采诗说〕关于《诗经》作品来源的一种说法。此说源于《左传》。《左传·襄公十四年》：“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杜预注：“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关于采诗的明确记载，见之于汉人著作中。班固《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盂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以上为古文学派经学家的说法）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五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以上为今文学派经学家的说法）从《诗经》所收录的诗篇来看，它们有基本一致的用韵规律，大体整齐的四言形式，产生的地域又较广，如非经过有意识的采集和加工，就不可能编入一部书中并以现在的面貌出现。所以，采诗之说是有一定根据的。但也有学者认为，采诗之说，先秦典籍未有明确记载，且关于采诗人、采诗方法各家说法又不一，故不足信。
〔献诗说〕献诗说，始于周代后期。它认为周天子为了了解民情，考察政治得失，曾令诸侯百官献诗，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蠓诵。”《国语·晋语》：“古之王者，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献诗与采诗，其目的是一致的。但采集来的多为各地民歌，而献诗时则不限于进献民歌，还包括公卿列士自己的作品。朱熹《诗集传》中《国风》注：“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这是说《诗经》中的《风》诗，是由诸侯献给周天子，再由乐官整理后保存下来的。至于民歌以外的作品，譬如《雅》、《颂》中贵族文人歌功颂德之作和讽喻之作，也可能是当时通过献诗的途径而被周王朝中央收集得来的。
〔删诗说〕删诗说，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对删诗之说，后世颇多争议。陆玑、杜预、欧阳修、郑樵、王应麟、章炳麟等力主孔子删诗说。怀疑、反对“孔子删诗”说的学者也不少。崔述《读风偶识》：“孔子删诗，孰言之？孔子未尝自言之也，《史记》言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