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上
目标和方向都已确定，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司机。司机是个好司机，沉默，慢条斯理，手把方向盘就像钢琴家在琴键上舒缓地弹奏小夜曲。这样的司机是让人放心的。转过头来，抱了手坐，眯眼向前方。突然间就感到像是进了一个时间的空洞。时间在我们原本是一环一环扣得很密实的链条，这一刻链条似乎略微地顿了顿，如同潮水遇到阻碍，一条小鱼给甩上堤岸，链条从上面挤脱一小截下来了。这一刻，我们几乎能听到这截实在的链条掉在坚硬地面上时发出的细微却很有磁性的叮当声。
然而这种脱落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寂静，还是寂静，我们已经失去了处理喜悦的能力。我们惊慌失措，目瞪口呆，样子显得很傻。不过寂静毕竟只是暴风雨前的预兆，心情立即就活泛起来，饱涨起来，热热的感觉一股一股地直往上涌。赶紧打开窗，看山则情满于山，看海则意蕴于海。闭了眼睛听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你相遇……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你在一起……其实与别离无关，就像让孩子们唱弘一法师的《送别》，孩子们在意的是它的腔调，它的韵律，不懂别离的孩子们把那腔调和韵律演绎得微波荡漾，春暖花开。
一支烟递过来。一支烟被蛮横地塞进清洁的嘴里，就好像是一个粗野的动作，烟对不喜欢它的嘴来说有一种强奸的意味。而打火机灼烫的光焰以及紧接着口痰一样喷出的烟雾的浓白又证实了关于强奸的想法并非猜测，那几乎是蓄谋已久，耿耿于怀，迫不及待的。这也不难理解《西厢记》里张生费尽心机终于进入莺莺房里以后，怎么就没有半点温情和雅致，直截了当就来一个“露滴牡丹开”！烟雾的缭绕和呛人使得车内的面孔朦胧起来，暧昧起来。西装，领带，精心的胡须，一个庄严的宝相，在朦胧暧昧的烟雾里再也分不清楚。这是一个最适宜把人变坏的浓度，荤话在这样的浓度里很容易就生长起来，如同是雾中山林里随地可见的色彩斑斓的毒蘑菇。笑声和荤话是相伴而生的，红艳艳的笑声，是一条从树的背后伸出来的让人猝不及防的热辣辣的大舌头。
接着就有人骂了起来。如同是一个浮躁空虚的人，在疯狂做爱以后那可怕的疲软带给了他巨大的难受。他骂的时候反而不说荤话，却句句着到地上，如同批判现实主义战胜古典浪漫主义。一个人小小的声音，让所有的声音安静下来。教育环境太差，主管部门不公，评价机制不合理，高考指挥棒与素质教育背离，义务教育与治理乱收费，失学儿童与贪官污吏，独生子女、网吧与学生素质之一代不如一代……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叫骂，而是唠叨。骂是有对象的，有力量的，唠叨却只对自己，目的是为了发泄，原因是绝望。开始是一个人，后来就成了一车人，所有人。像一群怨妇，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已经是无怨无怒，差不多在嘲笑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了……
到了。这是沉默司机的第一句话，却也是一锤定音的话，所有的声音立刻就戛然而止，所有的声音，高亢的，愤怒的，怨艾的，絮叨的，在沉默的司机一脚尖利的刹车声后。西装，领带，精心的胡须，一个庄严的宝相。我们下车。
会上
他的手机不断响起。当然，开会的时候，他开的是振动。振动的是他，我们是感觉不到的。但是我们之所以肯定他的手机在响，是因为他频繁地拿出手机来看，又贴近耳朵，还埋下头喂喂喂喊。他努力把声音压得很低，不过因为他的中气比较足，即便已经很卖力地压抑了，声音也还是很有穿透力。已经不断有人转过头来望他，甚至已经惊动了台上的主持人。主持人轻轻咳了咳，一脸的不满。他红着脸，表情异常尴尬。他尴尬的不只是他的接听惊动了很多人，还因为他一接听，那电话就断，似乎那原本就不是一个电话，而是他的手机坏了，铃声失控。他再一次看了看屏幕。不错，那确乎有一个电话，上面清晰地记录着一些他并不熟悉的数字。他埋下头，试着把那电话重拨过去。可是他听到的却是一个电脑合成女声：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他直起腰来，茫然地看着我们。他的表情显示了他急于要表达自己的困惑。我们对他直点头，我们的点头向他传达出一种同样莫名其妙和十分同情的意思。而实际上，我们是忍不住想笑。我们坐在另一个地方，就像是在三角形的一个顶点上，这使得我们能够对另外两个顶点的情况洞若观火。当事人由于位置的原因，他反而无法发现肇事者。这让我们很兴奋，我们的兴奋在于我们在戏剧之外看到了戏剧。那一刻，我们想起了那个著名的句子：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可是我们又不能笑，我们只能紧紧地闭嘴，不接他的茬。因为我们要是一接，就怕那个压在肚子里不断生长的笑憋不住，喷了出来。这是开会，开会是一种庄严的场合。朝向我们，高高在主席台上的都是领导，县长，副县长，局长，副局长。他们的前面是麦克风，后面是标语，标语上的字是黑体，很长，很大，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架势，显示了会议的力度和重量。现在是副局长发言，他的前面依次有县长，副县长，局长。副局长其实只是在重复县长、副县长以及局长讲话的内容，但是他仍然滔滔不绝。他的声音本来很大，却还借助麦克风的扩张，这使得他的讲话具有一种霸权主义的色彩，我们不得不在霸权主义的威压下噤若寒蝉。
但是正像一对矛盾总是相互搀扶着往前走一样，霸权主义和造反游击队也是同时生长的。很多时候，手机就成了会议上的造反游击队，它在会议的一些角落里四面出击，此起彼伏，制造一些不协和音程，骚扰得霸权主义坐卧不安。只是，当局面成了游击队反而被骚扰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很可笑了。不过我们一向是顺民，作为顺民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压迫笑的生长。我们一口一口地深呼吸。笑像癌症，深呼吸像化疗，我们吞一口气，就相当于对着病灶轰击一炮，我们努力让癌细胞的生长速度慢于化疗的速度。
桌上
定性很重要，它决定着我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和方向。所以我们不能像在家里那样，把碗散乱地放在桌上，挺了肚腹，摊开双臂，做得像那割据一方的诸侯。我们也不能叉开筷子对满桌的饭菜进行地毯式搜索，或者尖了筷头居高临下地挑肥拣瘦。我们的脸必须布满笑，布满那种让人食欲大增的良善的笑。眼睛要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就像是老鼠在偷盗食物的时候，懂得该重视什么，蔑视什么。身子应该是端直的，屁股最好危坐，这样可以让上身足够灵活。有研究表明，上身的灵活，可以集中为嘴部的灵活。
重要的是酒。酒是大家都愿意喝的，但是它不会被轻轻松松喝下去。喝酒需要一个理由。理由很重要，可以称得上是桌上的一个事件。好的理由能够超出喝酒本身所具有的能量，使得喝酒如同河流里顺水漂流的刀鱼，锋利，快捷，迎刃而解。但是这个理由又必须与真正的目的无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潜在的目的还是喝酒的一道门槛。门槛是存在的，大家都看见了，但我们必须显示出对门槛熟视无睹，像一位聪明乖巧的公公，不露痕迹地引领着那老态龙钟却一言九鼎的老佛爷轻轻迈过去。对，老佛爷！这个认识无比重要，他可以解决某种大前提，使得我们可以把一些事情变得理直气壮。
可是，总有一种隐痛藏在心中，在喝酒以前，我已经满脸通红。就像是一个手段拙劣的魔术师，因为不善于掩饰而预先暴露了藏在袖口里的底牌。没有人知道我脸红的真正原因。我拿起纸巾擦了擦脸，像要擦去涂在脸上的胭脂。但这显然是徒劳，血色不是附加上去的，它来自内心深处。它浑浊，暧昧，热气蒸腾，与加热的啤酒和麻辣的汤锅相映成趣。我拿起杯子一饮而尽，并把它翻过来，手臂拉直，高高举起。我努力要进入某种程式，进入那有节奏的，有旋律的，押韵的，像鼓点一样密集而惊心动魄的，也就是说，更接近酒的本质和内涵的程式。然而胃部一阵剧烈的疼痛却阻碍了我，我紧撅了嘴，我把腹部勾成一张弓。我知道这张弓已经拉到了极限，我几乎就听到了它啪一声轻轻折断的脆响。
台上
我们先学习理论。我们的方式是：我读，老师们听。我读，因为我是校长；我读，因为我仅仅是校长，而不是教育专家。但这并不表明教育专家就一定比我这个校长高明，教育专家所讲的往往只是理论，而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过是理想主义者的一个口号。理想主义者最重要的特征是把一切不足、一切失败、一切困惑和苦难都归结于过去。他们的口头禅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他们说，都错了！孔子错了，夸美纽斯错了，赫尔巴特错了，杜威错了，过去的教育一塌糊涂，过去的老师在黑暗里摸索，过去的学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对未来，理想主义者则充满幻想，似乎一觉醒来，世界就完全变了个样子，学生都聪明好学有礼貌，老师都轻松自如很成功，春风浩荡，草长莺飞，杏花春雨江南，重湖叠清嘉……
但是理论作为一个口号它和别的口号又有不同，它是喊给聪明人听的。理论说到底是一种逻辑，它靠某种固定的格式从一个题设出发（这个题设往往是时下最流行的某个人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在这里被称为公理，而公理是事物的起始部分，它是不需要证明就直接站立起来的），经过一番演绎，最后推导出预想中的结果。只有聪明人才懂得逻辑，因而也只有聪明人才相信逻辑，才对逻辑的力量有着足够的敬畏。
可惜我的老师们并不都是聪明人，所以他们对我朗读的理论并不都有兴趣。他们吸着烟，眯细了眼睛，表情漠然地看着那些烟雾怎样由一丝一缕发散开来，变得模糊一片，一副愁肠百结酷毕了的样子。几个不抽烟的，就把手支了下巴，像是恋爱中的少男少女。不过这样解释是不对的，他们已经不少，他们也早已麻木了恋爱的滋味（要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很简单，因为我的老师们要是看到有学生也这样地爱着，他们一定会雷霆震怒，阴阳怪气地用上一个词：青春期骚动症）。所以没有爱的他们其实是松懈了。一个人只有松懈下来，他才会感到头颅的沉重，脖子已经不堪重负，而需要手的帮忙。后来连手也不行了，他们干脆把头放到了坚实稳固的桌子上。只有几个年轻女老师很活泛，她们把头碰在一起，小声讨论什么，还能听到她们咕咕咕咕鸽子一样会心的笑声。到了后来，我们的年轻女老师纷纷直起腰来，互相把手里的毛衣摊开，叠在一起。她们的眼中充满欣喜和嘲笑的光芒。
我也笑了。没人知道老师们并不真听的情况下我为什么还会笑起来。我蜻蜓点水那样地读着，把教育专家的理论点出许多窟窿，点得像是一件百衲衣。很快，我们就进行了第二个步骤：观摩个案。个案是一盘VCD。把按钮掀开，把碟片推进带仓。我们围过来，坐到电视机前。这情景有点像当年我们看坝坝电影，或者是村里第一户人家买回一台十四英寸的电视机。这实在有趣，一盘VCD，把我们带回了久远的岁月。再没有人打瞌睡，抽烟的也忘了抖烟灰。我们欢笑着，电视里老师的表演，孩子们的回答，给我们带来了纯粹的快乐。我们一边笑，一边忍不住用手指指点点，那老师真能累，从讲台的左边跑到右边，从教室的后面回到前面。她的那些玩意儿，做也是能做的，就是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那些孩子真聪明，口齿伶俐，发音准确，回答问题深刻而到位。这哪是孩子，这简直又是一些机关算尽的厉害老师……
案上
现在是午夜。我坐在桌前，我的前面是这样一些事物：一沓稿子，一支笔，几本胡乱堆放的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家人已经进入了梦乡，他们轻匀悠长的鼾声报道了他们的睡眠正处在一种平稳安详的状态，就像一艘船经过岸边浅水滩的颠簸驶入了较深的海域。而我还坐在桌前。窗外是大片大片洁白饱满的月光，以及月光下那些散发着幽蓝微光的剪影一样的事物。无疑，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幅美景。一个人在面对美景的时候，除了小心呵护静坐不动，他其实不能做得更多。当然，心里面有些想法也是可能的，而一沓稿子，一支笔，以及几本书在桌上的盛放，又为这种可能找到了某种依据，似乎我即将写作，即将开花，因为月光的存在，我会让内心的文字在洁白的稿子上开放出温暖美丽的花朵。
可是错了！我不是作家，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乡村学校的校长。我其实很困，这种困是现实主义的困，与想象与美丽无关。我的眼睛就要睁不开了，家人匀静的呼吸以及他们流水一样的睡姿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就像焦大不可能懂得林妹妹的美一样，在午夜僵冷的天气里，我也不大会对月光生出爱怜。而我还坐在桌前，这是因为我必须连夜赶制出三个材料，以便第二天一大早送到局里去。这三个材料一个是有关学校安全工作的，一个是有关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是有关新课程改革的，都很重要，都是死任务，必须完成。虽然刚开学，所有的事情都还没有撑开场子理上路，但是事情可以缓一缓，总结材料却须得先上交。市上要汇总，要数据，要措施，催得紧。市上催县上，县上催学校，学校完不成，年终考核扣分不说，影响了上级工作的进程，责任就大了。作为一个校长，我自然清楚责任和美丽月光在我心里各自应该占有的比重。
啊哈，打住！不能再想了，已经过午夜了，再想就要出“责任事故”了……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当我的思维还在胡奔乱窜的时候手却已经开始写材料了，而且我写得又快又好，关键词，主题，背景，开头，过渡，引用，第一点，再一点，更重要的一点。这些材料似乎无须经过我大脑的思考，直接就从手指上流泻出来了，而且还流得井井有条，还顺理成章，好像我的手里原本就有一个储满材料的容器，我的笔仅仅是这个容器的一根出水的管子。我掀下笔帽，就像拔下管子的塞儿。这不免让我有些小小的得意，像是一位熟练工人，我看见我稿子上的文字散发出了炉火纯青般的幽蓝，和窗外月下的剪影构成某种默契。
乡下
他们围过来，在我的四周，或蹲或坐，朝我微笑。他们的笑容显得很拘谨，很谦虚，笑的同时露出他们不同颜色和整洁度的牙齿。他们这样毫无保留地把深藏的牙齿露出来，是要表达他们内心完整的诚恳和善良。他们唧唧喳喳，兴奋得像一群孩子。但是当我开腔说话，他们却立刻就闭了嘴，甚至也像孩子一样因为努力而把脸憋得通红。这阵势真有点星星和月亮的关系。最初，星星是满天闹嚷嚷的麻雀，可是当月亮升起以后，星星就变得很韬光养晦，自觉地退到了众星拱月的位置上去。
这是我在一个失学儿童家里遇到的情景。但是我此行的目的，那个真正的主人公，却并不在这个场景里。他一直就躲在门后，只把半截脸伸到外面，眼里露出怯怯的目光。我微微一笑，向他招手。我刚一招手，很多人就跟在旁边帮腔。劝的，哄的，有两个人甚至上前去拉他。他们说，校长！校长喊你呢！喊你呢！这让我再一次感动不已。我知道，他们把我看成有办法的人，似乎我的到来，我轻轻的一声召唤，立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一想到这点，我变得惶恐不安。那孩子失学的原因是如此简单：家庭贫困。在没有到他家来以前，我就已经知道了。可是，这个问题是我能解决的吗？我学校里的失学儿童太多了，资金又严重不足，我能解决多大困难呢？我唯一能说的就是道理：读书的重要性，义务教育的法律性，贫困和失学怎样互相作用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可是这“道理”，它是多么冰冷的东西！
孩子躲在门后，用两手攥住门轴，始终不出来，任随别人怎么拉，他都不肯放手。他的母亲生气了，一边在他的小屁股上啪啪地打，一边哭。但是孩子紧紧撅着嘴，不发一声儿，更不肯露一露他的牙齿。同时他还把目光盯了别处，丝毫也不瞟我一眼。他的眼里充满蔑视，似乎看清我的无能，认定我是一个骗子了。这让我很狼狈，我坐不住了，只得站起来。我必须亲自过去。我挺直胸膛，脸上再一次漾起醉人的微笑，我知道，我必须笑，这笑不仅仅为了掩饰内心的虚弱，更重要的是要传达一种坚决。如果我，一校之长起身逃窜，这个孩子，失学儿童，或许就彻底完了……不过当我站起的时候，却仍然因为慌乱，不小心撞翻了放在凳子上的一只茶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