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性有些怯，不爱在人前说话。一圈子人围成一堆，大家都兴高采烈抢话题，我鼓了几回气，出来的却只有粗重的气息。话和气息是分离的，泥水一样，水涌出来了，泥沉在心底。我安慰自己说，耐心些，在高潮的时候，或者在冷场的时候，或者别人一句话恰好成为我的引语之后，或者大家都不再说，屏了息，转头瞧我，单等我出场的时候——但是这样的机会从来没有出现过，大家聊得累了，聊得“意兴阑珊”，哈欠连天拍拍屁股散了，我却还在那里鼓气。那些精心选择的词汇、修辞、语气、腔调，那些巧妙设置的悬念、噱头，中间的旁白、闲言，最后抖出的包袱、警句格言，都只得没情没趣胎死腹中，像一团不消化的食物，只把自己噎半天。
渐渐就绝了说话的念头，只拿自己当听众。前俯身子，微仰下巴，眨巴眨巴眼睛，配合讲话人叙述的进程，显露出惊讶的，不解的，渴望的，怀疑的，恍然大悟的表情。表情是恰到好处的鼓点，讲话人在鼓点的激励中飞流直下，曲水流觞，汪洋恣肆，摧枯拉朽。甚至听众也不做，只做道具。道具比听众好在：道具让讲话人更放心。讲话人如同演员，讲话像演戏。只有道具的戏场，演员更容易进入角色，他无需考虑观众的反应，无需担心演砸场，观众喝倒彩，扔矿泉水瓶子。他只要进入道具们为他营造的拟真实场景，走自己的路，因为根本就无人评说。
但太难，心里这么说，却是做不到，感觉像在赌气。道具是无生命的，我却有一颗水一样的心。风一来，它就起波澜，风大了还掀浪涛。即便没风，也不安静，力量隐藏在体内，一点一点聚集，突破了那个临界点，就会破堤决岸。这不怪我，开始我是把握了自己的，做道具，做听众，但是那舞台有魔力，它无限放大，无限明亮，像一块吸心石，不知不觉就把我吸到台上去了。忍不住就去抢台词，甚至把演员们需要甩一甩水袖再唱出来的台词提前给说了。其实，这个小小的插曲并不影响整出戏的推进，好的演员甚至还会把它看成是与观众的互动，更添演出效果。但我遇到的显然都是些脾气大的演员，他们闭了嘴，拿眼睛斜睨我，单等我唱。而我立马醒悟过来，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满脸羞愧退下台去。
我知道我的问题就在于羞愧，羞涩。如果我不羞涩，不在乎别人瞪眼吹胡子，只管抢了话题一路狂奔而去，我自然就从台下到台上了。但是，羞涩总让我戛然而止，往后退缩。我安慰自己，羞涩并不是羞耻，羞涩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一个人能够羞涩，他就懂得怕，懂得爱，懂得敬畏。他就会有一颗善良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他退一步，让着急的人先过去，给老弱病残让座。他不认为那个荣誉就应该归他所有，他觉得比他厉害比他功劳大的人多的是。他规规矩矩排队，绝不冲到前面卡轮子，也不哄抢打折商品，不挤上前瞧热闹，对两个打架的人大声喊“好”。他会很安静，轻言细语，保持微笑。坚守自己卓异的姿势和独立判断。他意志坚定，对结论表示怀疑，在阻隔中发现通途。他目光空茫，他知道那些热闹是一时的，那些光环是幻影。他常常冥然独坐，清晰地分辨出鸟叫声和汽笛声，雪的轻笑和阳光的号哭，清晰地辨别出自己的手指和脚趾，肠胃的蠕动以及纯正的饥饿的感觉。
不过这些话最终没在我心中上升成信念。而且我知道，即使上升成信念，力量也非常有限。不断参加各种圈子，每个圈子都以话语为中心内容，所有的人都在争抢那个中心。那个中心就是舞台，就是焦点，所有的光束都指向那里，灰白的变成七彩，扭曲的变成别具一格，哑巴变成夜莺，土泥变成充满灵性的菩萨。站在台上高谈阔论的人，他的眼睛大放异彩，他的面孔饱满欲滴，他布满白沫的嘴唇、焦黄的粘着韭菜叶的牙齿、浓烈的口臭，腥臊的唾液——他从来没有觉得他抖落给大家的是一堆垃圾，他认定是“盛宴”，他自然地、骄傲地展示他的“盛宴”；而所有的听众，也都心满意足地享受“盛宴”，他们露出动人的，欣喜的，轻轻战栗的表情，就像面对初恋情人温柔的目光，甜蜜的、性感的嘴唇，津津香唾以及馥郁如兰的气息。
我觉出了他的丑，但这无用。没有人知道我的判断，因为我沉默着；没有人知道我真实的判断，因为我向那些丑微笑，对丑深深点头；没有人在乎我的判断，因为我只是一个“道具”，他们的目光从我脸上掠过，如同从一把椅子一张屏风身上掠过，椅子和屏风绝不可能对讲话人构成障碍；没有人在乎我真实的判断，即便我抗拒那些丑，鄙夷那些丑，嘲笑那些丑，痛斥那些丑，也是徒劳，话语中心的魔力让讲话人足够自信，足够“强大”，我的任何行为都不会影响他话语的方向、进程和涵盖面——何况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而且若是他从滔滔不绝转向沉默的时候，我反而坐卧不宁，担心要发生什么意外，心里愧疚不安，觉得这冷场是我的不主动造成的。
长时间的沉默不语，最后连我自己也糊涂了，我常常怀疑自己是否还是我，是否还存在。这是一个大声时代，所有人都依靠占领话语权大声喊叫来提醒他的存在，我靠什么？我靠虚无缥缈的信念？信念是什么？信念能够证明我的独立和完善？这样的追问让我恐惧，或许我早已消失，早已被时间淘汰，我所看到的我只是空间的假象和幻影，而我浑不知觉！
我心慌气短，我不能再沉默，我需要大声说话，抢占话语权。对于我来说，大声说话并不太难，因为我原本就是一副大嗓门。小时候，在乡下，出门就喊，喊对山的伙伴一起去放牛，喊河湾的爹妈回来吃饭。不喊不行，乡下的山很远，天很高，路很长。喊着喊着，嗓门就大了。没事的时候，还对着远山喊。声音被岩石碰来碰去，砸在地上，砰砰砰响。刚来城市进机关的时候，因了这大嗓门，我一开腔，别人就吓一跳，觉得我在和他吵。他们嘲笑我，真是个山人，粗声粗气的！他们严肃地告诫我，这里是机关，这里是高雅场所，这里都是尊贵的领导！他们善意提醒我，说话温柔一点，否则容易得罪领导的！
我不明白，怎么别人大声说话就是意气风发，我大声说话就成了和人吵，就得罪领导呢？不过我知道，我的大嗓门正在被这一次次善意提醒、严肃告诫和轻蔑嘲笑变得越来越喑哑，甚至失声。我拼命强迫自己把声音挤上去，出来的却像被拧着脖子的鸭公尖叫，或者像是太监发出的娘娘腔——连我自己也讨厌这种被阉割过的声音，还怎么敢在人前展示。不行，我必须恢复我声音的本貌。小时候，我能保持那样的大嗓门，是经常对着大山喊叫。大山总能及时把我的声音碰回来，像打乒乓球一样，还是弧圈球，加了硬度和弹力。这增加了我的自信，我反拨过去的球也变得弹力十足，威力无比，久而久之我就有了大嗓门。现在我也需要练习。城里没有大山，只有高楼。某一天，我试着对高楼弱弱地喊一声——我不敢太大声，大街上有太多的人。但显然我是过虑了，没有谁转头看我一眼。我提高了音量，最后我用尽全身力气大喊大叫，都没有，没有人在乎我，没有回声，声音像撞进了一口黑乌乌的泥潭，无声无息全陷进去了，连气泡也没冒一个。
城里每个人、每一样事物都在大声尖叫，小商贩的吆喝响亮悠长，汽车的鸣笛尖锐粗鲁，超市的音乐震耳欲聋，酒店的广告铺天盖地，某个新开张的商店爆裂的鞭炮声密密匝匝，十字口因车祸引发的争吵声嘶力竭，宣传车架着大喇叭穿街过巷尘灰满天……所有的事物都在尽量以大声增强它们表达的效果。不过，所有的声音无一例外又都在这个城市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像一堆堆垃圾，迅速地被扫进箱里，运走，焚毁。
我换了个时段。午夜的时候，我想效果可能不一样。那时候很多声音都暂时停歇，这个城市要变得安静许多。我到大街上，还没来得及试验，却看见有个人从暗影里走到明亮的路灯下，我认出那是一个我们称之为“疯子”的人。他混沌的面孔上有两样东西我看得很清楚，一是他的眼睛，亮闪闪的像两只小灯泡；二是他的嘴，他的嘴大约刚在一只腐烂的西瓜里浸泡过，颜色鲜艳。当他走过去的时候，我还看见了他两瓣圆圆的黑屁股，以及从肛门开始流到大腿上的一条很粗的黑线——我正琢磨这个“疯子”的消化功能是否和我们常人有太大区别，这个“疯子”突然大声喊叫起来——不过我立即明白过来他不是乱喊，而是在背书。这个“疯子”正是在那时候精神出了问题吧？他把几篇文章的内容夹缠在一起，从一篇跳到另一篇，又从另一篇跳到这一篇。不过他背得都极流利，声音嘶哑，但语音极重，像在往两边铺天盖地扔残破的石块。一时之间，很多楼道的声控灯啪啪亮起来，很多汽车尖声叫起来，很多宠物狗汪汪吠起来，一些房间也纷纷亮灯，窗户打开，有个人从高处吼道，半夜三更号什么？疯了么？可不是疯了！另一楼的人从窗口探出身子说，就是个疯子嘛——这一刻，我突然感到羞愧到极点，好像这些祸事是我惹起来的。我悄悄走到一个浓黑的暗处，把自己深深藏起来。
但心里充满疑惑，这不是一个大声时代吗？这个城市在夜晚的时候为什么对大声这么警觉，大声一旦发出，所有的警示系统都立即做出强烈的排斥反应——声控灯立马把所有黑暗的地方照亮，汽车警报器把任何异常行为都想象成贼的嫌疑，宠物们当即向它们的主人邀功献赏——而且它们还用大声来排斥大声，而且没有人对这种排斥大声的大声表示出不满。
我只得躲进自己的房间里练习。把门窗关紧，把缝隙堵上，努力不惊扰别人——小区里经常有很多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唱卡拉OK，他们开着门窗，把功放的声音旋到最大，碎玻璃一样的嗓音从房间里飞出来，砸得人难受，很多人在楼下冲他们破口大骂，但他们浑然不觉——现在我的声音跑不出去了，我唱歌，念书，唱戏，说话，尽量把声音拔到最高，尽量让声音变得快速流畅、气势磅礴、充满重量，尽量在大声说话的时候不去顾及听话人的反应，把听话人当成一把椅子，一片屏风，一丛竹子——虽然家里并没有听话人，但我总是想象周围坐满了人，而又忽略他们的存在——我要让我的话语密不透风，绝不给别人插话的机会。我要占据中心，力争走到哪里，哪里就以我为中心——走到客厅，电视机沙发茶几以我为中心；走到厨房，锅碗瓢盆以我为中心；走到卧室，床帐枕头为我做好准备……
再次走进圈子的时候，我开始尝试自己的练习成果。主动插话，从树干上抽一根支脉出去，努力让它成为主干，让原来的主干偏到一边成侧枝。我还会直截了当起一个话题，另让一颗种子发芽长成大树；或者像一根藤，缠绕在其他话题上面，一同到达巅峰……不过，这样的过程并不顺利，我不断受到打击，这种打击有的来自讲话人，更多的却是旁边的听话者。有一次，在一张桌上，坐在尊席位置上的那个领导对一道菜的配料讲出了一个明显的常识性错误。我从别人隐约的表情可以看出，似乎大家都知道他错了，但几乎所有人都不住地点头。当时我就梗住了，我觉得一株树的主干生病了，就应该砍去，否则这株树就可能死亡。不过我的纠正立刻就遭到旁边听话者的集体嘲笑，有个人似笑非笑反问我，你吃过多少好东西？有我们领导的多吗？
一次次的打击，我终于明白，发出大音，大约并不完全是大声说话的结果。有些人说话的声音很小，但他的声音依然震耳欲聋。而另外一些人，尽管他声嘶力竭，他发出的声音却还是很小，像风吹过，很快被人忽略。在一个圈子内，一个人发出大音还是小音，并不由他的声带决定，而是由圈子的秩序决定。圈子的秩序是隐性的，我们看不见，但是它却像铁条一样，钳制着我们的姿势，钳制着我们声带的颤动，钳制着我们声音的大小，我们没办法突破，想要突破，就只能失声。
但是我们又总是拼命想要突破。发出大声，再发出大声。大声定律是，谁只要接连不断发出大声，谁就会成为话语中心。我的矛盾在于，我明白这条定律，却缺乏一如既往的勇气和精心准备的设计。这个矛盾其实在我进行声音练习的时候就已经显现，一边我要想保持大声，一边又害怕影响别人，心存羞愧，躲在自己紧闭的屋子里偷偷练习——这种从温室里长出来的芽头，它怎么可能经受现实狂风的摧折！如果我像商业场所的广告一样，或像小区里那个敞开窗户自娱自乐的邻居一样，甚至像那个寂静午夜的“疯子”一样，彻底一些，纯粹一些，我会不会就——但我立刻就否定了自己蛇头一样蹿起的臆想，不但他们不能发出大音，连真正的大音也不可靠。那个曾经嘲笑过我的人，某一天，他突然对圈子里那个一贯的大声者大声嘲笑，抢夺大声者的位置。我正愕然，别人告诉我，昨天，这个大声者，这个领导，已经被宣布退居二线了。我转头看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大声者，这个老头，现在他嗫嚅着，畏缩着，他抬手擦了下嘴角的口水，脸上露出羞怯的红晕……
我感到心里一片冰凉，突然就有些懒，不再想大声说话，连小声说话的热情也没有了。我抬眼望着现在占据话语中心的那个大声者，很奇怪，我突然听不到他说话的声音了。我揉揉耳朵，真没有，除了一堆蠕动的肉。而这堆蠕动的肉，正逐渐泛白，气泡一样消失。我有些恐惧，冲着所有的人大喊一声。我看到所有的人都愕然地看着我，但是我发现，我不但不知道别人说什么，连我自己的声音也完全听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