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继位之初，崇祯帝朱由检吸取了明熹宗朱由校的施政失误的经验和教训，开始大规模起用文臣集团。而在他实施所有的政策之前，他必须首先肃清挡在他面前最大的一块石头——魏忠贤和围绕在魏忠贤身边的阉党集团。崇祯帝的第一步先从魏忠贤的爪牙下手，他先是批准李朝钦、裴有声、王秉恭、吴光成等阉党成员告老还乡，并令阉党阁老黄立极归里，总之把阉党的大部分官员都逼得退了休，接着崇祯帝又把自己的内侍全换了新人。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阉党骨干、兵部尚书崔呈秀的父亲去世，崇祯帝命令崔呈秀回原籍守制，同时，贡生钱嘉徽公布魏忠贤“并帝”、“蔑后”等十大罪，上疏弹劾魏忠贤。十一月，魏忠贤被贬谪到凤阳，过了不久，崇祯帝又派人去追捕魏忠贤，魏忠贤在途中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内心里巨大恐惧感的折磨，以自缢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在魏忠贤死后，崇祯帝大刀阔斧地清除着魏忠贤遗留下的阉党余孽，与此同时，好多受到过阉党迫害的官员开始官复原职，骆养性和周延儒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走上了历史舞台。相比周延儒，骆养性一登场就笼罩着传奇的光环。骆养性能够被崇祯帝提拔起来，并非是他本人的才能，而是因为他的父亲。骆养性的父亲是万历末年当上锦衣卫指挥使的骆思恭，骆思恭做锦衣卫指挥使一直做到天启四年（1624年），因为在“移宫案”中有不俗的表现，被人称道，但是后来魏忠贤专权，锦衣卫就成为了阉党的地盘，阉党成员田尔耕得到魏忠贤的提拔成为锦衣卫指挥使，骆思恭自然只能被迫退休。
崇祯帝在继位之后就动起了除掉阉党的念头，可是要除掉阉党，光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而魏忠贤把持朝政多年，阉党在朝中的势力更是根深蒂固。要把魏忠贤和阉党连根拔起谈何容易，因此崇祯帝就开始大批量地使用从前与阉党有罅的朝臣，骆养性自然成为了崇祯帝所信赖的帮手之一。魏忠贤死后，阉党成员无一幸免，田尔耕自然就被崇祯帝给罢免了，骆养性“子承父业”，当上了锦衣卫指挥使。
周延儒恰巧也是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崇祯帝的信任，被召为礼部右侍郎，从南京来到了帝国的都城北京。而周延儒和骆养性会走在一起，还要说到当时在朝中颇得崇祯帝信任的东林党的头面人物钱谦益。钱谦益当时在朝中势力最盛，借助阉党垮台迅速成为崇祯帝身边的第一红人。由于阉党阁臣均被罢免，于是崇祯帝就颁下诏书，令群臣推荐阁臣，由于受到东林党的左右，吏部尚书王永光列出的十一人名单中，并没有周廷儒、温体仁等“非东林党”成员，这让周廷儒非常着急。在外廷，周廷儒积极拉拢温体仁，而在内廷，他则开始在锦衣卫和内侍身上下工夫了。在同一方面，东林党的钱谦益却对锦衣卫和内侍根本不上心，周廷儒的出现让阉党事件后被人们冷落的锦衣卫和太监们感受到了温暖，于是周廷儒和骆养性就走到了一起。
有骆养性身后的锦衣卫庞大的特务网络帮忙，还有什么事不能搞定。没过几天，推荐阁臣的日子还没有到，钱谦益在浙江乡试作弊的案子就被骆养性给发现了，而且还是罪证确凿。文笔不错的温体仁挥毫泼墨，写好了一个折子，而且还起了个耸人听闻的名字叫《盖世神奸疏》，这个奏章没有经过任何的转折，就直接由骆养性放到了崇祯帝的桌案上。本来雄心勃勃再现大明帝国“中兴盛世”的崇祯帝岂能允许自己的内阁里有渣滓出现！立刻召集有关人员在文华殿召开紧急会议，在会议上，温体仁和周廷儒一唱一和地把钱谦益在浙江乡试时所干的事一五一十地全说了出来，这一下给钱谦益来了个措手不及。崇祯帝一看钱谦益根本没有办法狡辩，就知道这事八九不离十了，一怒之下崇祯帝将钱谦益等一帮人都圈在了一起，命名为“钱党”，全都给罢了官。
而在这一次的外廷斗争中，除了周廷儒受到了崇祯帝的信任，骆养性在崇祯帝心目中的地位也又提高了一层。不用说啊，揭露“钱党”这里面也有锦衣卫的一份功劳啊！先后清除了“阉党”和“钱党”，骆养性的功劳当然不小，不过，只是这样的大动作要打动心高气傲的崇祯帝可不容易，骆养性在小事上的处理才是真正让崇祯帝对他信赖有加的关键。
说在崇祯初年，有两个监察御史，一个叫熊开元，一个叫姜如农，这两个人以直言敢谏出名。结果有一天这两个人在朝堂上竟公然当着崇祯帝的面说明朝朝纲紊乱、政令不畅，而且已经危在旦夕了，这让立志“中兴”的崇祯帝听了很不是个滋味，可是这两个人都是先朝老臣，而且秉公持法，按照大明律不宜处死，于是崇祯帝就下令把这两个人抓住关进了锦衣卫的“诏狱”，准备悄悄把他们的性命结果了。夜里，一个太监就拿着崇祯帝的手谕来了，说要骆养性连夜杀掉熊开元和姜如农。但是骆养性看了崇祯的手谕以后却拒绝执行，并且写了一张纸条让太监转交给崇祯帝，骆养性在给崇祯帝的纸条上写道：“向皇上进言的官员如果犯了罪，应该公布罪状，依照法律处置他们。现在您大半夜的就写个条子给我，让我杀人，我去查了大明律法，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我不敢杀。”
满怀豪情开创明朝“中兴”盛世的崇祯帝在看到骆养性的这张纸条以后自然非常高兴，他相信这正是他的“英明”造就了骆养性这样耿直、忠贞的朝臣，得意的崇祯帝因此放过了熊开元和姜如农。
2．瓦解帝国的蛀虫
骆养性当上锦衣卫指挥使的最初几年，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内廷有老父亲的功勋放在那里，崇祯帝自然对骆养性另眼相待，外廷有周延儒这个靠山时常照应着，虽然东厂的太监们得到了崇祯帝的宠信，但是也并没有太为难他。加上骆养性这个人最擅长曲意逢迎，时不常地去东厂请个安，拍两下马屁或者给太监们送点儿礼请客喝两杯小酒，渐渐地，东厂的人也就不拿他当外人了。
当然，初当锦衣卫指挥使的骆养性还是战战兢兢的，一切的转变都在他与司礼监太监沈良佐逐渐熟识之后，这应该是一个短暂而又合乎常理的转变过程。沈良佐在和骆养性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终于了解了骆养性的性格特征，他终于把骆养性作为“自己人”看待了。那应该是一个很丰盛的宴席上，在座的除了沈良佐和骆养性，还不乏吕直、张彝宪、李凤翔、王坤这些在朝中大权在握的太监，这是一场明末“厂卫”的大集合。已有几分醉意的沈良佐拉着骆养性，说：“兄弟啊，你干吗老是巴结周延儒、温体仁那些臣子呢，咱们可是皇上身边的人啊，应该是他们巴结你才对啊。”说着，沈良佐随手掏出了一锭沉甸甸的银子，放在了桌子上，说：“以后只要骆兄弟你跟我们同心协力，权力和钱那都是不成问题的。”
挥金如土，加上他的父亲在与魏忠贤交手中的落败，让骆养性真正意识到了，要在政治旋涡中站稳脚跟，就必须依附于这些太监们，而只有和太监们打好关系，自己才有了立足于朝廷的资本。骆养性正是由此完成了他从一个“明朝臣子”到“封建奴才”的身份转变，这是骆养性个人认识上的转变，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明朝朝廷风气的变化。崇祯帝执政之初信任阁臣，曾使文臣集团一度比较团结，朝廷风气趋于缓和，但是之后崇祯帝的个人思想出现了严重的转变，开始排斥阁臣宠信宦官，从而使明朝刚刚有些复苏征兆的朝廷风气再度恶化。
反复无常的崇祯帝先是罢黜周延儒而起用温体仁，温体仁死后，崇祯帝觉得无人可用，遂又将周延儒召进内阁，委以重任。可是周延儒这一次担任首辅的时候，已不比当年，在他被罢黜在家，温体仁执掌首辅的这段时间，“专务刻核，迎合帝意”的温体仁根本没有找到什么改善明末各种施政顽疾的良方，以致周延儒第二次担当首辅时，明朝政权已经是病入膏肓。
周延儒在第二次担任首辅后确实也作了不少革除弊政的努力，起用大批的东林党人，免除了不少百姓的欠税，史称“都人大悦”。
崇祯十五年（1642年）元旦，文武百官朝贺完毕，崇祯皇帝请周延儒等内阁大学士们站到西边的尊贵位置上，崇祯帝向周延儒深鞠一躬，说：“朕以天下听先生。”然后，又给大学士们鞠了一躬，说：“自古以来，只要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没有不太平的。”可见，“病急乱投医”的崇祯帝在当时已经把周延儒等一帮阁臣们当成了他最重要的一根“救命稻草”。
可正是崇祯帝这样的礼遇，让周延儒有些“冲昏了头脑”，周延儒自恃已经得到了朝中各方势力的支持，已经拥有了革除弊制的“上方宝剑”，于是，他要大刀阔斧地开始改革政府组织，挽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明王朝了。周延儒大胆向崇祯帝上疏，请求削弱厂卫的缉事之权。周延儒当初之所以能够再度出山，就是因为得到了东林党和阉党两方面的支持，如今周延儒居然公然要和阉党作对，这可让太监们坐不住了。
坐不住的还有骆养性，要知道，锦衣卫可不是东厂，他们主要就是靠“缉事”来捞油水的，周延儒这一招，等于是要断了骆养性的财路啊！但是要骆养性对周延儒下手，还真是有些难为他了，毕竟骆养性初出茅庐时，朝臣排挤他，还是周延儒一力保荐，让他在崇祯帝面前站稳了脚跟。可是再一想，周延儒要削弱锦衣卫的职权，这也不厚道啊，这不是要他骆养性的命根子嘛！你都无情了，我还讲什么义啊！
厂卫的太监们这一次算是成了被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就不相信你周延儒身上没有污点，几个太监一合计，就马上派下人手去专门搜查周延儒的把柄了。作为古代搜集情报最强的两个部门，东厂和锦衣卫的这一次联合作战是史无前例的，别说是没有污点都有可能被抖出几件糗事来，更何况是本身就毛病一大堆的周延儒。
这下好了，有东厂和锦衣卫携手“招呼”周延儒，周延儒再也没有舒服日子过了。平常一两件小事情当然不足以治周延儒的罪，可这毕竟是个“印象分”的问题，而且周延儒的顶头上司还是明朝历任皇帝里疑心病最重的崇祯帝，比起前辈洪武帝和嘉靖帝，在对朝臣的多疑上，崇祯帝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满清议和不成，导致清军再一次大规模进犯。清军的这次进犯当然并没有就此毁灭明朝的统治，但是却暴露出了前线的很多问题，一位名叫熊开元的官员就站出来当着崇祯帝的面，指责首辅和督抚大员们在对抗清军时负有罪责。崇祯帝命令熊开元写一份奏疏。结果，熊开元的奏疏写得却不痛不痒，根本无法和他的慷慨陈词契合，大为恼火的崇祯帝一脚把熊开元踢进了锦衣卫的“诏狱”。好了，这一次机会来了，骆养性看着熊开元：你不是说“首辅和督抚大员们”负有罪责吗？好，那就把首辅的罪责供出来吧！
熊开元到底交代了周延儒多少罪责无从知晓，但是骆养性在给崇祯帝的上疏里把周延儒在誓师时“稽延不战”和“谎报军功”的事情都给抖了出来，生性多疑的崇祯帝终于完全失去了对周延儒的信赖，他大笔一挥，就把周延儒划进了明朝的“奸臣传”，当然，崇祯帝更不会知道，周延儒的死正是大明帝国坍塌前的一曲哀乐。
3．锦衣卫的绝唱
周延儒死去以后，骆养性又过起了舒坦日子，和阉党分子朋比为奸，在朝廷里呼风唤雨。可是，作威作福的日子毕竟是有限的，骆养性并不知道，锦衣卫和明王朝都在他们的醉生梦死里走向了毁灭。骆养性的好日子没有持续几天，犹疑不定的崇祯帝不久就对厂卫们失去了耐心，骆养性被罢黜，吴孟明因而成为有明一代最后的一位锦衣卫指挥使。但是与深谙政治的骆养性不同，吴孟明只是一个市侩小人，他倒是不急于迫害不顺从他的朝臣们，但是却非常热衷于四处敲诈勒索，属于典型的“欺软怕硬”型官员。可骆养性毕竟只是被罢黜了官职，他经营锦衣卫多年，相比较初来乍到的吴孟明，骆养性更熟悉朝廷里的一切权利脉络，身居民宅的骆养性仍然是锦衣卫实质上的“精神领袖”。
到明朝末年，明朝的风气之差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这样的官员们主持的朝政，怎么能不混乱、不衰败？一边有满清军队不时南下侵扰，另一边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席卷全国，面对乱得像一锅粥的朝政，当年豪情万丈的崇祯帝也有些手足无措了。在最紧要的关头，崇祯帝却依然在阁臣和宦官的天平上摇摆。
摇摆的政治最终导致了明朝政权的崩溃，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围攻北京，兵临城下，崇祯帝召集群臣，满朝臣自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崇祯帝“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
崇祯帝面对这将要沦为亡国之君的绝望境地悲号不能自已，另一边的骆养性却在家里安之若素，对于王朝的灭亡，似乎他早就已经预料到了，所以他毫不慌张，甚至已经筹划好了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战争的关键时刻，太监曹化淳打开了彰义门、太监王相尧打开了宣威门，将李自成的农民军放进了北京城，伴随着崇祯帝自缢，朱明王朝就这样烟消云散了。骆养性并没有顾得上去为毁灭的王朝哀悼，他换好了衣服去见李自成的将领刘宗敏，能够保证自己荣华富贵的唯一方法，就是去“主动”归附起义军，毕竟，自己的手里还掌握着影响天下的神秘武装——锦衣卫。
可是，骆养性忘记了，他要见的不是那些起兵作乱的封建贵族，而是农民起义军。作为封建剥削阶级的一员，骆养性这样的人根本就是与李自成的起义军对立的，李自成怎么可能允许骆养性这样的人安然地端坐在他的眼皮底下呢？而且骆养性还是被老百姓深恶痛绝的锦衣卫的头儿，如果起用骆养性，那岂不是说他李自成跟腐朽的明朝贵族是一样的吗？
所以，骆养性的“主动”投诚并没有保住他的财产，李自成免去了他的“死罪”，可却没有放过惩治他。农民军经历了漫长艰苦的战争攻进北京城，在物资上都已经接近匮乏，所以李自成迫切需要从亡明的国库将他的损失补回来。可是等到李自成打开亡明的国库时，他就傻了，国库里的存银居然只有四千两。一怒之下李自成就委派刘宗敏去追讨那些明朝官员们手里的“赃银”，骆养性当然没有幸免于难，而刘宗敏光在骆养性的家里就追缴出了三万两，相当于七个半国库的存银量啊！投诚不成，骆养性反而因此身陷大狱。
还好骆养性的仕途之路并没有因此走到尽头，在骆养性身陷大狱后还不到两个月，原明朝将军吴三桂就把多尔衮所率领的满清军队引进了北京城，李自成率领着农民军被迫退出北京，往陕西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