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不为不可成，量人力也。
《文子》曰：“夫债少易偿也，职寡易守也，任轻易劝也。上操约少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为君为臣，久而不相厌也。末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难而诛不敢。人困于三责，即饰智以诈上，虽峻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也。”
不求不可得，不强人以其所恶也。
故其称曰：政者，政之所行，在顺人心；政之所废，在逆人心。夫人恶忧劳，爱逸乐。逸乐之人，恶贫贱；富贵之人，恶危坠；存安之人，恶绝灭。生生者育之。能逸乐之，则人恐之忧劳；能富贵之，则人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人恐之危坠；能生育之，则人为之绝灭。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亦叛。
不处不可久，不偷取一世宜也。
董仲舒曰：“安边之策欲令汉与匈奴和亲，又取匈奴爱子为质。”班固以匈奴桀骜，每有人降汉，辄亦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安肯以爱子为质？孝文时，妻以汉女，而匈奴屡背约束，昧利不顾，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事之固，而娱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
知时者，可立以为长。
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
审于时，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
议曰：孙卿曰：“盗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为王矣；盗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矣；盗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矣。夫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矣；与端诚信令之士为之，则霸矣；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矣。三者，明主之所谨择，此能察于用也。”
管仲曰：“大位不仁，不可授以国柄；见贤不让，不可与尊位；罚避亲戚，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可与都邑。”又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崇；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死。使二者设于国，则天下理。”
故曰：明版籍、审什伍、限夫田、定刑名、立君长、急农桑、去末作、敦学敩、核才艺、简精悍、修武备、严禁令、信赏罚、纠游戏、察苛克，此十五者，虽圣人复起，必此言也。
夫欲论长短之变，故立政道以为经焉。
【译文】
不做不可能成功的事，因为凡事都要量力而行。
《文子》说：“债少容易偿还，职务轻松容易完成，任务不重容易上进。最高统治者把握住简明扼要的国策，臣民就容易建立功业。这样一来，为君为臣就永远不会互相厌恶。社会到了末世，其法律的特点是繁杂而苛刻，然而真正犯罪的人却捉不住，可是动不动还要严惩重罚，于是罚不胜罚，严重危害社会的却不敢杀。人民大众为这三种重负所困扰，就变着法子来欺骗上级，虽然采用严酷的刑法，也不能禁止奸诈与邪恶。”
不追求得不到的东西，不勉强人做他们所厌恶的事。
所谓“政治”，意思是要顺应民心，政策法规才能得以贯彻执行，违背民心，政策法规就会被废弃。人民厌恶愁苦、劳累，就设法使他们安逸、快乐；人民厌恶困苦、贫贱，就设法使他们富裕、尊贵；人民厌恶危难、动荡，就设法使他们安全、稳定；人民害怕绝后、死亡，就设法使他们生育、长寿。能让人民安乐的人，人民也会为他分忧，为他劳苦；能让人民富贵的人，人民也会为他甘受贫贱；能让人民安定的人，人民也会为他承受危难；能让人民休养生息的人，人民也会为他经受死亡灭绝的考验。只要满足了人民的这四种欲望，远方的人自然会来亲近；相反，亲近的人也会背叛。
不要固守在不能久留的地方，不要为一时方便而苟且敷衍。
董仲舒说：“只用汉朝与匈奴和亲的策略来使边境安定，又以匈奴单于的爱子作为人质，这是达不到目的的。”班固曾经认为，匈奴人凶暴、倔强，每当匈奴中有人投降汉朝，他们便扣留汉朝使者来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拿爱子做人质呢？孝文帝时，匈奴单于娶了汉家女子为妻，可是屡次违背和约。他们如此利令智昏，怎么能希望他们不为重利而宁肯牺牲人质呢？谋略大事，议制国策，不求长治久安，只图一时的稳定。这样的人不可以策划长久大计。
懂得把握时机的人，可以任命他为行政长官。
范蠡说：“节令未到，不可以勉强植物生长；形势不允许，不应当勉强追求成功。”管仲说：“圣人只能捕捉时机，不能违背时机。”《论语》说：“圣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后，只等时机的到来。”
能够审时度势，对人才、资源的使用了然于胸，并能恰当地选用官吏的人，就可以拥戴他为君王。
荀子说：“偷得了帝王的治国方法，要让能做帝王的人去实行它，那就可以称王了；偷得称霸者的治国方法，给予能称霸的人去实行它，那就可以称霸了；盗窃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去实行它，自然会一同灭亡。与修积礼仪的君子共事，可以称王；与正直诚信的人共事，可以称霸；与妄图颠覆国家的人共事，只能自取灭亡。圣明的国君应该谨慎地对待、选择这三种情况，这可以帮助他精明地使用人才。”
管仲说：“执政者不讲仁义道德，不能把国家政权交给他；有了贤能的人不让位，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居于尊贵的地位；因为是自己的亲戚，就不使用刑罚，这样的人不能让他掌管兵权；不喜欢从事农业生产，不能任命他做地方长官。”又说：“能让有才能的人靠本事吃饭的人，就会使国君尊贵而崇高；能让勇士靠战功而谋生的人，士兵就会为他卖命。如果这两种政策一旦能在全国确立，天下就得到治理了。”
综上所述，户籍管理清楚，村社组织建全，限定每人占有的田亩明确，惩罚与罪行相符，设立行政长官，加紧农桑的种植，抑制工商业，注重教育事业，考核士人的才艺，精简政府机构，做好兵器的制作，严明法制，核实赏罚的信誉，禁止无益的游戏，检举苛刻的官吏，这十五条，即使是圣人再世，也一定要这么说。
要想探讨一个国家的统治时间为什么有长有短，就应当把以上所阐述的为政之道作为基本的总则。
【智解】
顺其自然，此时无招胜有招
无为而治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无为和有为需要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老子说，世间万物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既然万物以自然为本，那么对待事物就应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在自然无为的状态下，事物就能按照自身的规律顺利发展，个人、社会都是这样。
如果人为地过分干涉事物的发展进程，按照某种主观愿望去干预或改变事物的自然状态，结果往往只会导致失败。因此，明智的人应该采取无为之道来养生治世，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当然，无为而治的“无为”，决不是一无所为，不是什么都不做。无为而治的“无为”是不妄为，不随意而为，不违道而为。
道家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国君就应当以道为法，自己无为，而让大众各尽其能。法令制定颁布之后，整个国家以一定的规律运转起来，各行各业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人民劳动生息，繁衍后代；经济逐渐发展，社会文明程度在提高，整个国家被扶上正轨后便会按既有的规律向前发展，如果人为进行干涉的话，反而会阻碍其进程。所以一定条件下的顺其自然是明智的管理方法。
从汉代以来，无为而治被以各种形式融汇到了国家管理当中去。西汉初年，国家刚刚从秦末战争的动荡中安定下来，生产凋蔽，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针对这样的社会状况，汉高祖刘邦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民休息，规定减免租税，免除人民的徭役，让百姓自行进行生产生活而不加干涉，让社会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慢慢从困境中恢复过来，并且从自身做起奉行节俭，不给人民增加额外的负担。如果高祖不这样做，而是征夫征兵，大兴土木，人民还没有让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却又要负担起沉重的国家征用，人民对于新政权就不会信服，国家也不会稳定。后来，曹参在萧何死后继任丞相，他上台后“萧规曹随”，实行道家无为而治的哲学，对原来的行政政策一概照行，不予更改。因此他这个丞相当得很轻松，常有时间喝酒。汉惠帝很不高兴，责备曹参怠政。曹参反问惠帝：“陛下比高皇帝谁的能力高？”帝答：“我哪敢比高皇帝。”又问：“陛下看我和萧何若何？”帝答：“好像不如。”曹参说：“这就对了，陛下不如高帝，我不如萧丞相。他们已经制定好了国策，我们大家都各守职责，按规矩把事做好就行了。”事实证明这样是对的，避免了政策变动的风险，减少了对人民的骚扰，这才有了后来的“文景之治”，曹参也成了历史上的一代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