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伏羲、女蜗、神农，称三皇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用礼赏功，美而无害。
故能造御乎无为，运道于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合德若自有者，此五帝之德也。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
昔三代明王，启建洪业，文质殊制，而令名一致。故曰：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矫而变焉。文之弊也薄，则又反之于忠。三代相循，如水济火。所谓随时之宜，救弊之术，此三王之德也。
霸主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士疏、赏毁，士不为用。
故曰：理国之本，刑与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仗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强而亡者，秦也。
议曰：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故化之不变而后威之，威之不变而后胁之，胁之不变而后刑之。故至于刑，则非王者之所贵矣。故虞南云：“彼秦皇者，弃仁义而用威力，此可以吞并，而不可以守成。”此任刑之弊也。
【译文】
三皇虽然没有传下修身治国的言论，但是他们潜移默化的仁德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劳记在谁的名下。历史上称伏羲、女蜗、神农为三皇“帝王”一词的内涵，就是依照自然的法则，有理论，有法规，因此天下太平。有了功劳，君臣谦让，他们的美德，无形中变成了老百姓的行动，百姓当然不明白其中的奥妙。所以古代的帝王使用群臣不必用那么多的礼仪法规、赏罚奖励，就能使四海和美而不互相伤害。
而综观五帝——黄帝、颛顼、高辛、尧、舜的治国之道，都能善用无为而治的法则，并在运用中使之体现为最高的和谐，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实惠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行为合乎道义却好像生来就有这种修养。这就是五帝之仁德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五帝是以德治国，那么三王（夏禹、殷商、周文王）的治国之道就是征服人心了。
上古有过三代明王，开创大业，文采风貌虽然不同，但盛世的美名却是一样的。夏代推崇忠实，忠实过头了就产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补救办法是崇敬。殷商时代，对忠实的流弊进行了改革修正，推崇敬鬼神，讲尊卑，可是崇敬的流弊是迷信，最好的补救办法是文明教育。周代的统治者为了矫正殷商六百年的动荡不安，大力提倡文治。然而文治也有弊端，那就是人们会变得太虚伪，于是又返回来提倡忠君爱国。夏商周三代就这样因循反复，就像火大了用水救，救灭再生火，走了一个圆圈。因时制宜，救弊补偏，这就是三王的治国之术。
霸主的治国之术是以权势来驾驭、以信誉来团结、以赏罚来使用人才。不讲信用，人才就会疏远，赏罚制度毁坏，人才就会离去。
所以说，治国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用刑法与仁德，正确的方针是二者都不偏废，相辅相成。天以阴阳二气构成一年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构成治国之道。所以即便是圣人执政，也不可偏用其一。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运用仁德较多，刑法较少的是五帝；刑德并重的是三王；刑法较多、仁德较少的是五霸；只用刑法暴力而亡国的就是秦了。
古代治理国家，其政制可分为三类，一是王者之政——靠的是人文教育；一是霸者之政，靠的是刑法的威力；一是强权政治——靠的是暴力酷刑。其规律是教育不起作用就用刑法强迫，刑法不起作用就用暴力镇压，暴力也不起作用就屠杀。到这一步就不为王者所赞同了。所以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说：“从前秦始皇弃仁义而用暴力，以此虽然可以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然而坐天下就不行了。这就是运用刑法治国的弊端。”
【智解】
世易权变的道理
三皇五帝的时代还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国家只具有大致的形态，人们以部族的形式居住在一起，财产归大家共同所有，过着无争无竞的原始生活。部族领袖虽然掌管着大小事务，但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领导着民众同自然和谐地融合在一起。那时的人们没有私有的观念，一切的物质生活资料都是属于大家共同所有，也许并不富裕，但是分配得公平合理而没有巧取豪夺。领袖人物更替时实行“禅让”制，老的首领会物色考察年轻有德才的人，然后向部族推荐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领导者的选拔完全以德行和才能作为衡量的标准，没有阴谋诡计和血雨腥风。如老子所说，那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在老子的眼中，如此的社会形态和制度才是最完美的，是人们应该努力追寻的理想社会。作为领袖的三皇五帝完全融入到人民之中，没有繁杂的礼仪和规章制度，一切都自然而然地顺应天时人心而进行。领导者的功德体现在对人民的教化和社会文明进步当中，而很少有突出的个人色彩，可以说是无为而治的最高典范。
而到了夏商周三朝的时候，社会分化，纷争渐起。人心不再如清澈的泉水一般纯真无邪，人们开始有了私心，而且私心愈来愈盛，以至于人的头脑和心思很大一部分都用在如何为自己抢夺更多的财富和权力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此时的社会已经很难以无政府状态自由发展了，社会由原始的氏族部落向私有化的国家转化，没有政权的维持和管理，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三王就是在此时相继雄起，组建了系统而有效的国家体系，成为上古时代著名的贤明君主。
这时像三皇五帝时那样无为而治已经不合时宜了，当权者只有积极地介入到政治生活中去，用高明的思想和积极的行动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与拥护。三王在君主位上的所作所为让人民衷心地景仰，征服了人心，统治也就能长久。这道理可以用两个人的话来证明。韩信说：“项羽所过之处，杀人放火，恣意残害生灵，老百姓不顺从他，就用暴力劫持。这是以势压人，名义上是称霸天下，实际上丧失了人心。他的所谓‘强大’是很容易衰弱的。”诸葛亮说：“荆州虽然在名义上归顺了曹操，实际上是迫于大军压境，并非心悦诚服。现在将军（孙权）只要命令猛将与刘豫州（刘备）同心协力，合力破操，一定能胜利。”由此言之，人心不服，敌人的攻势很容易被打破。所以说：“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
正如文中指出的，在夏商周时代，盲目忠顺和理性教化交替进行。当迷信达到狂热无度时，国家的治国方略就会转到文化教育的轨道上去，而当文明让人们产生了独立自主的分化思想时，就又会用忠信来纠正。如此反复使得国家的发展围绕着一个主线上下浮动，华夏文明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善于发现治国中存在的弊端，然后想办法进行改正，视现实情况制定方略是夏商周能保持长久统治的原因。这是所有后来的君主都应吸收借鉴的治国之道。
在春秋时期这二百九十多年间，社会风雷激荡，可以说是烽烟四起，战火连天。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相传春秋初期诸侯列国一百四十多个，经过连年兼并，到后来只剩齐、宋、晋、秦、楚五位势力强大的诸侯国。这些大国之间还互相攻伐，争夺霸权。历史上把先后称雄的五个诸侯叫做“春秋五霸”。五霸之中，齐桓公首倡“尊王攘夷”，曾在召陵等地多次主持诸侯盟会，阻止南方楚国对中原的进攻。他死后，经过多年的征战，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相继成为号令诸国的霸主。
在这样一个争夺霸权的年代，各个国家的治国方略必然又和往昔不同。如文中所说：霸主的治国之术是以权势来驾驭、以信誉来团结、以赏罚来使用人才。治国的正确方针是刑法与仁德二者相辅相成。在群雄并起、互相兼并的存亡之秋，一个国家必须富国强兵才能保证不被列强吞并。而要富国强兵最关键就是要赢得民心，同时广纳贤才，要做到这两点就一定要讲仁德信义，这是团结民众，吸引人才的首要条件。这样国家就能政通人和、百业兴盛，称霸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可见，世易权变这一权术的发展变化是应该随着社会变革而不断改变的，一成不变，死搬硬套的治国之方，终将被历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