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孔子闲居，谓曾参曰：“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还师衽席之上。”
曾子曰：“敢问‘七教’？”
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敬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亮，上亲贤则下择交，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也。”七教者，治之本也。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人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也？
曾子曰：“何谓‘三至’？”
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理；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何则？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固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此谓之“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
【译文】
孔子在家闲居的时候，对曾参说：“从前，英明的帝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做到了，就可以使内政得以巩固，有备无患；‘三至’做到了，才可对外征伐。明主的防守，对千里之外的敌军都有冲击力；一旦率军出击，必将心安理得地凯旋。”
曾子问：“先生，什么是‘七教’啊？”孔子说：“‘七教’是执政的人要做好以下七点：一是尊敬老人，臣民才会对老人更加孝顺；二是尊重年长的人，臣民才会对年长的人更加敬爱；三是乐善好施，臣民才会光明磊落；四是亲近贤人，全国人民才会选择有道德的人结交；五是好德，臣民就没有隐瞒；六是厌恶贪婪，民众才会耻于争名夺利；七是提倡谦让，臣民才会有节操。”“七教”是执政的根本原则。教育路线明确，根本路线才能走上正道。执政者是人民的表率，表率正还有什么事不能纠正呢？
曾子又问：“什么是‘三至’呢？”
孔子说：“至礼而不谦让，则天下大治；至赏而不浪费，则士人喜悦；至乐而无声息，则举国相和。”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英明的帝王对全国的名士全都了解熟悉。既知其名，也知其实。然后才把权力和地位授予他们，让他们受到世人的尊敬，这就叫“至礼不让而天下治”。用利益和俸禄使天下的士人富有，这就叫“至赏不费而士人悦”。这样一来，光荣的美誉就因此而得以弘扬，这就叫“至乐无声而天下和”。这就是儒家的治国之术。孔子追求仁义道德，所推崇的实际上是“三至”的治国之道。
【智解】
处世当用仁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所倡导的“以德服人”就是以自身处世方式的改变来适应社会状况的发展变化，是适应时代变化的一种应变反应和明智之举。先人的智慧值得今天的我们思索借鉴，时代变了，思想观念也要随之改变，不改变就会被淘汰，以变应变，才能生存下去。
对君主来讲，“以德服人”的理论是一种柔和宽容的治国之法；对于普通人来说，“以德服人”又是一种具有君子之风的处世原则。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而“德”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仁”的思想。《论语》中曾有这样的一段：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仁者爱人”思想是一种博大崇高的同情心，是一个人对别人的快乐与痛苦的共鸣感受。
求仁是孔子为政之道的根本，也是他一贯坚持的政治决策原则。《礼记·中庸》中引孔子的话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从中可见，孔子对于人的自身修养是十分重视的，这种以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质为目的的治人，其最终的目标还是为了求仁。因为只有求仁、修己和安人才有良好的归宿，所以孔子在政治上所坚持的决策原则也是求仁。
与道家崇尚自然无为，对社会管理实行消极对待的处世风格比较起来，儒家学说偏重于研究社会的运行与人的道德自我完善。所以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决策思想同儒家的积极介入社会生活的政治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首先，儒家讲究治国、修身、处世，其核心的要点便是“仁”、“礼”、“中庸”这三种基本观念；而对道家来说，“道”是宇宙万物的尺度和核心，他们主张“自然无为”、“无知无欲”、“以弱胜强”等思想。其次，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儒家非常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重视事情中人的决定因素，主张要有所作为，就是说，是一种出世的哲学思想，主张用“执礼求仁”、“用其中于民”的决策方法；而道家则强调一切要顺其自然，不可随心所欲地进行人为的干涉，恪守“上善”和“自然”之道，主张用“知雄守雌”和“以柔克刚”的方式方法管理，是一种地道的入世哲学。儒家和道家可以说一东一西、一出世一入世，有着巨大的反差。
而儒学创立之初，孔子的“仁政”理论并没有受到君王们的足够重视。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形势的演化。而新的现实情况为儒家思想提供了适宜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秦王朝因暴虐无道而迅速解体，代之的汉朝国力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后也逐渐面临各地诸侯王实力壮大危及中央政府的危险。分封制的弊端迫使统治者需要加强中央集权，此时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于是他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儒学从三教九流中脱颖而出。董仲舒把儒家思想与阴阳家的思想结合起来，他认为德为阳，刑为阴。这就是“德主刑辅”，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之以刑罚，把德刑结合起来。经过历代儒家学者与统治阶层的不断交媾，这种刚柔相济的“仁政”成为历代王朝的治国之道。
也可以说，这种“德主刑辅”、“刚柔相济”的治世之道就是我们所说的“王”道，也就是能长久地保持国家安定富强，能够让天下归心的政策。从前管子对齐桓公说：“你想称霸，成就大业，那就必须从根本上做起。齐国的老百姓就是你的根本。人民担心挨饿，也怕赋税太重，死亡和刑法过于严酷，人们非常担心国家动不动举办各种活动而劳民伤财。所以君王应该爱臣民如同腹心，臣民爱君王才会像幼儿爱慈母；君王守信如同一年四季一样准确无误，人民之守信才会如同寒暑一样灵验，推荐贤德之人；辞掉不良之辈，这样做，能人就会高兴，不良之辈就会感到畏惧；同情抚恤鳏寡；抚养孤儿；救济贫穷；奖勉孝顺父母、敬重兄长的行为；选拔人才——这七项工作做好了，四海之内就不会有犯法的人了，你要减轻赋税，放宽刑律，只在必要的时候举办活动，只有这样才会人心安定。这就是从根本上成就霸业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君主实行仁政，就是用情感让全国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是能够任用最有德才的人，也就是说，仁者的最高原则是爱人，智者的最高原则是知贤，有德之人如果能把这两种工作做好了，那么周围的人就会群起而拥护之，每个人都能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