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历史悠久。灵武市的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表明，早在距今约3万年前的第四纪更新世晚期，宁夏地区就有人类活动。当时的宁夏地表有很多河湖沼泽和大片草甸，沿河有乔木灌木丛林，河边、湖畔、滩地活动着成群的野驴、野牛、野猪、羚羊、猎狗、犀牛、狼、鸵鸟等动物。原始人类在此地取火、打制石器、磨制骨锥，以狩猎、采集果、谷繁衍生活。到冰期后的第四纪全新时期，距今5000年前，宁夏地区的文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是新石器时代。其主要特点是“细石器文化”。在中卫、中宁、青铜峡、银川、贺兰、陶乐、灵武等地都有“细石器文化”遗址。这个时期人们可以磨制精细的石器、制作弓箭、烧制陶器，还会畜养食草动物。
宁夏南部山区，当时属于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带，以农业为主，还有部分商贸活动。据出土文物考证，当时有用于耕田松土、收获和砍伐树林用的石器。有烧制红黑两色花纹的陶器，用来以物易物的商贸活动。这个时期被称为“马家窑文化”，已进入母系社会。在固原、隆德、西吉、海原等地区居住着密集的人口，过着较稳定的农耕定居生活。在出土遗址中除生产工具和陶器外，还有房址、陶窑、储藏谷物的窑穴和公共墓地。其房有半地穴式、有前后两室的套间，地表铺有防潮石灰。墓葬中有石器、陶罐等随葬品，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族社会，被称为文明发达的“齐家文化”。到商周和西周时期宁夏地区被称为“西戎”的游牧部落。他们“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牧为业”。近年在固原县中河乡发现西周早期奴隶主的车马坑和墓葬。出土有青铜鼎等文物1000多件，这说明当时已发展形成了奴隶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基本上有义渠部族、乌式部族、朐衍部族三大部族生活在宁夏境内。他们与秦国关系密切。秦惠文王期间（公元前337～前311年）在固原地区设置乌式县，从此宁夏有了行政设置。周赧王四十三年（公元前272年），秦昭王发兵灭义渠部族。在宁夏设置北地郡，并在固原城以北筑秦长城。我们到六盘山旅游区时就可以路过“秦长城遗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宁夏地区北地郡的管辖区域延伸到固原以北的河套地区，并设有乌氏县、朝那县、朐衍县、富平县等六个县。
秦末汉初，匈奴族攻进肃关（今固原境内）。汉文帝采纳了大臣晁错提出的“募民徙塞下疏”屯田、移民实边政策，大量移民至宁夏。景帝时，已在灵洲（今吴忠市境内）组建河奇苑、号非苑等多个国家级的军马场，供战争需要。到汉武帝元朔、元狩年间，宁夏的农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军需民食无忧。公元前127～前121年，汉武帝大举发兵征伐匈奴族。匈奴远遁后，又在公元前119～前118年，两次大规模移民到宁夏（北地郡），那时宁夏已有近10万人口，增设行政区。在宁夏平原地区大规模开辟引黄灌溉渠道。有史可查的光绿渠、七级渠、七星渠、汉渠、尚书渠、御史渠、高渠、唐徕渠等十多条古渠道都是在汉代开凿的，至今还在使用。汉武帝初年（公元前32年以后）曾任命班况、马参等大臣到宁夏担任“农督尉”，专管灌溉农业，使农业迅速发展，当时宁夏被称为“仑城”。汉武帝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之后，先后六次巡视宁夏，在宁夏筑边墙（今汉长城），建亭障烽燧，发展田牧，还实施官贷母马于民的政策。使国家和民间养马业持续发展。当时除平民养马匹外，国家军马场养马40余万匹。宁夏的河套地区被称为“新秦中”，说明这里的农业发展水平可与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关中地区相比。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当时这里是“边郡安定”、“农牧发达”、“边城晏闭”、“人民炽盛”、“马布野”。
西汉末期王莽与匈奴之间的战争连年不断，历时60多年，再加上三次较大的羌人起义战争，使当地的经济几起几落，灌区农业也渐趋衰落。当时有这样的记载：“百姓恋土，不乐去旧，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使当地的农牧经济遭受到严重的摧残。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宁夏各郡行政官员及辖区又得到了恢复和治理。一段时间较为安定，经济也有了新的发展。人们从四面八方回归故里。修缮城郭建置侯驿，激河疏渠，屯田养牧。这时粮食充足，水利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由于当时汉朝对宁夏区域的经济发展较重视，农牧业、手工业、城镇建设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汉代墓葬遍布银川市郊的贺兰、吴忠、中卫、固原、陶乐、灵武、西吉、隆德、同心等地。其中有的墓地多达数万座。墓区绵延数公里，出土的生铁犁壁、锸，与当时中原地区出土的类似。这标志着当时在宁夏河套地区的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墓葬中丰富多彩的陶器、木器、铜器、玉石饰品等，也表明了手工业的发达。贺兰、中宁、吴忠、盐池、固原等地发现有汉代古城遗址，遗址存有瓦当、扳瓦、方砖和钱币等物。固原郊区的古城遗址中，发现有陶水井、陶排水管道，说明当时的城镇建设已有了较完善的供排水设施。汉代高平县（今固原市），当时的经济已很发达，以农牧业为中心，发展城镇建设和交通。富平县（今吴忠市），主要以引黄灌溉为中心，大力发展城市建设。
从东汉末期到隋朝统一之间，近400年，宁夏地区再次成为北方各游牧民族平繁交替和相互融合的基地。经济上是以牧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区。此时的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不少地段的水利设施废弃，导致了灌溉农业倒退。到了三国和西晋时期，鲜卑族、匈奴族、羌族等部落纷纷迁入宁夏北部的河套地区。其中，贺兰、河西等部落，在贺兰山一带放牧，从而留下了贺兰山等地名。
公元5世纪初，活动在河套一带的匈奴铁弗部首领刘卫辰之子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在宁夏境内设饮汗城（今银川东部）、薄骨律城、高平城，当时战争频繁，多数居民以牧业为主。饮汗城是一个风景旅游城市，有这样的形容：“面临滔滔黄河，登眺极山河之伟观”；“薄骨律城在河渚上、赫连果园城也，桑果余林，仍列洲上”。直至唐代，该处的果园“桃李千余株郁然犹在”。
北魏时期，宁夏地区的战略地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一方面以南部山区为牧地，大力繁殖牛、羊、马、骆驼。据《魏书·食货志》记载，太武帝平定赫连夏时，俘马30余万匹，又利用宁夏水草丰美的优越条件，大办牧场，已达到年产马匹200万以上，可见当时牧业兴盛；另一方面，在灵州（今吴忠）兴修水利，戊兵屯田。但当时宁夏平原上的多数干渠均严重淤塞或渠道失修，据记载称：“官渠乏水，不得广殖———兵人口累，率皆饥俭”。为此，灵州镇将———习雍组织各部落民工重修汉代各渠，并提出了“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的灌溉用水制度。还发展黄河漕运，在河畔“造城储谷”，仅两年时间修复各渠，调出屯谷50万斗。
北周建德三年（574年），迁两万余户于怀远郡（饮汗城改建）。大成一年（579年），又迁南方居民至灵州。据《太平环宇记》称“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从此，宁夏就有了“塞北江南”之美称了。
南北朝时期，原洲是中西交通“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镇，是通往西域的门户之一。西魏、北周王朝均以原洲为重要根据地，并派重臣李贤镇守此地。后来从李贤墓葬出土的鎏金银壶、玻璃碗等国外的手工艺品，以及“丝绸之路”上须弥山石窟的北魏、西魏、北周及唐代、五代的石刻雕像，就反映了当时宁夏南部常有国外使节、商人友好往来的盛事。
隋唐时，西北的突厥、回纥、吐蕃、党项等民族较为强盛。这里作为西北最重要的边镇之一，受到特别的重视。河套引黄灌区再次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当时为适应边防的需要，南部山区以养马为中心大力发展畜牧业。隋开皇五年（585年）发丁三万于宁夏，从灵武市黄河东岸，至陕西绥德，兴筑了绵延1350公里的长城。长城以北属突厥族势力范围，当时宁夏地区2.7万余户。
唐初国势强盛，宁夏地区成为前来归顺的众多民族的聚居地区。唐太宗曾亲至灵州接受各种部族的来降与进贡，并增设州、府，安置内迁的各少数民族部落。于是“种落愈繁”，人口剧增。在宁夏平原全面展开整修汉代旧渠，又扩建、新建了一部分渠道。据唐代史书记载，当时投入运灌的渠道有汉延渠、薄骨律渠、御史渠、特进渠、光禄渠、胡渠、百家渠、七级渠、尚书渠、唐徕渠等十多条灌渠，灌溉面积万余顷。灌区的大力开发，标志着唐代生产力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天宝年间宁夏成了唐朝最大的军事重地，屯兵6.4万人，宁夏灵州朔方节度使的管辖范围相当于宁夏全境和陕、甘、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在《史记》中称为“灵州兵食完富，士马强胜。”甲于诸镇，有“天下劲兵在朔方”之称。安史之乱时，李享于今灵武市继位，即唐肃宗。当时灵州一时成为全国的军事政治中心和唐朝的中兴基地。时有诗人韦蟾在《送卢藩之朔方》中曰：“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骑铁衣明”，这说明当时宁夏引黄灌区的兴盛风貌。
唐代曾把宁夏南部山区作为全国养马业的中心。下设65个马监，专门饲养马业，在原洲（今固原）境内设34个军马场，放养官马10万多匹。朝廷还用金帛在民间交换良马，以备战事。因固原山区地势险要，唐代在此地设有七个关，并派重兵驻扎。他们控制着西去临洮，北去灵州，东去长安等交通要道，因而六盘山就成了“九塞咽喉，七关襟带”之称的战略要地。
盛唐和五代时期，宁夏地区仍以原洲（今固原）、灵州（今吴忠）为南北两部中心。特别是灵州，当时已成为中国大西北的军政、经济、商贸、交通的活动中心。以灵州为枢纽的陆路干线有10余条，可由灵州通往兰州、长安、中卫、凉州（今武威）、延安、内蒙等地，水路运输可到内蒙、包头、临河等地。灵州已成为中原通往西域道路的必经之地。当时中原的丝绸，西域的珍宝、玉器、马匹都大量通过灵州往返于丝绸古道进行贸易，各国使臣、商人接踵而来，愈加提高了灵州的地位。
在公元11世纪初至13世纪初，聚居在宁夏境内、甘肃、陕西部分地区和内蒙古河套一带的党项族，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势力逐步强胜，并在宁夏建立了“地方万余里”的封建王朝，国号大夏，也称大白上国，并与当时的宋辽（金）、鼎足而立，史称西夏。西夏时期，相当重视宁夏平原的引黄灌溉和农牧业的发展。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在攻取怀远镇（今银川市）、灵州后，即令士卒屯田耕耘。李继迁之孙李元昊自立皇帝后，多次下令扩建、新建渠道。据《金史·西夏传》和《宋史夏国传》记载，称宁夏为：“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又称“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兴，皆之引黄河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当时西夏居民中的党项、吐蕃、回鹘人多以牧业为主，驯养的牲畜以羊、牛、马、骆驼为大宗。“党项马”、“党项牛”在当时都是名产品，主要用来与内地汉族群众进行贸易交往。因此畜牧业在西夏经济活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西夏时期另外一种商业产品就是盐州（今盐池县）盛产的青盐和白盐，年产量在20万石以上，且“味甘而价贱”，深受内地人民的欢迎。皇帝元昊曾要求每年要输入宋境10万石以上的食盐，换取更多的商品。
1020年，西夏国都由西平府（灵州城）迁至怀远镇，改名兴州（后又改名为兴庆府、中兴府），这对加强黄河东西两岸和贺兰山东西两侧的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兴庆府也由一座边塞小城，很快就成为地跨今宁夏全境、甘肃（部分地区）、陕西（部分地区）的辽阔地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这个时期西夏国的面积约有66万平方公里，人口已有200万左右。当时的兴庆府已有人口10万余人（城市人口），军士达官贵人是这座城市的主体，并成为西夏国内的工商业重镇。，城市的手工业主要是制作毡、毯、毛褐（羊毛布和驼毛布）的传统毛纺织业，主要用于做衣、被、鞋、帽、帐篷等生活必需品，也做军需物资和贸易商品。元初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途经西夏国时，曾这样记载兴庆府：“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美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可见当时的毛纺织业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金属加工、兵器制造等手工业也很著名，如夏人剑、神臂弓、旋风炮等在当时都是闻名天下的利器。
西夏朝廷设有“文思院”，专门制造金、银、犀、玉等高级工艺品，主要满足宫廷和权贵的需要。同时还涌现出大量的铁工行、木工行、造纸行、雕版印刷行、绢织行、砖瓦行、车辆行、建筑等多类行业。从西夏陵园出土的大批色泽鲜艳的绿色、蓝色的玻璃板瓦、筒瓦、瓦当、滴水、脊兽、鸱吻和其他建筑装饰构件，都是经过精雕细刻的。特别是作为墙面装饰用的小白瓷板瓦，在同期古建筑中极为少见，说明西夏时期的建筑材料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西夏国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也相当频繁，当时主要以牛、羊、马、骆驼、毡、毯、毛褐等畜产品为主，还有大量的麝香、羱、羚角、甘草、柴胡、苁蓉、红花、大黄等名贵药材，有食盐、密、蜡、砂、玉石、翎毛等其他土特产品，换取宋、辽、金的粮食、金银、缯帛、罗绮、茶叶、金属瓷器、香料、烟酒等物资。同时还有过境的大食、天竺、龟兹、回鹘等商人和使者，也常在兴庆府停留交易。
西夏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内乱不已，又不断对外发动战争，致使田园荒芜，生灵涂炭。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1227年“蒙古尽克夏城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从1038年立国，到1227年被成吉思汗卒兵所灭，历经189年。西夏亡国后，党项族民众大部分被蒙古兵所杀，剩下为数不多的党项族遗民，一部分逃向中原投归全国，后来逐渐融于汉族和其他民族；另一部分则南下四川西部的甘孜、木雅等山区，同藏族聚居并融合。到元朝灭亡时，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党项族也就在历史上逐渐地消声匿迹了。但是，经西夏学专家多年的考古研究，在近几年，据有关杂志、报纸报道，在陕西、四川、云南等省区也发现了党项族的后裔。
西夏灭亡后，元世祖对宁夏的农牧业十分重视，派水利专家郭守敬前往宁夏视察水利工程，在郭守敬的主持下，浚修了唐徕渠、汉延渠等13条干渠和88条支渠。郭守敬的修渠活动，中兴府新民总管朵儿赤（党项族）等人给了大力的配合。在黄河中，专设船只招待流民，划拨农田，发给种子、农具，并把军人子弟编为屯田军，专司屯田，并发给军饷。当时宁夏平原民户猛增，灌区农业超常发展，农民丰衣足食，赋额倍增，驻军粮食贮备增加，成为全国安定、富庶的地区之一。其工程直到明代中叶仍在发挥作用。
在元代，宁夏还有一件盛事，就是开始有大批回回人定居，并逐渐形成回族聚居区。这主要是随着西征、蒙古军的东归，一批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民，以及阿拉伯人、波斯人等，不断被鉴发或自动迁移到宁夏。元王朝以驻军屯牧的形式，将他们编入“探马赤军”，其中一部分称为“回回军”。从回族形成时，宁夏就是回回人活动的重要基地。应“回回军”作战勇敢，曾鉴发西夏“回回军”到甘肃、陕西一带作战。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忽必烈之孙阿难答（忙哥刺之子）因幼时受穆斯林扶养而信仰伊斯兰教，所部士卒15万余人驻守于西夏，信仰伊斯兰教者竟占大半，当时很得人心。从阿拉伯、波斯来的商人，上层穆斯林人物、学者、掌教、官吏等，也散居各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留居宁夏。这些回回人逐渐同当地汉族（还有其他民族）女子结婚定居，繁衍生息。当时曾有：“回回遍天下，居陕、甘、宁者尤众”之说。可见当时宁夏地区的回族人口相当多，且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在宁夏设立宁夏卫，并把宁夏诸镇作为军屯经济中心，镇城居民以驻军为主。有诗曰：“四卫居人两万户，衣铁操戈御骄虏”。可见当时的宁夏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备意义。除军屯外，还大量搜集流亡人口和南方移民来宁屯垦，大兴民屯。同时组织人力大力疏浚旧渠，开凿新渠。当时在宁夏平原的干渠总长700余公里，大小支斗渠1000多条；屯田2万余顷，超过元代一半；年征粮近20万石，军屯余粮30多万石；同时以畜养军马为主的畜牧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军马年存栏额达1.2万余匹，输往全国各地军营。
在明代，宁夏手工业，一是军办手工艺工场，时称“杂造局”，专产弓、盔、刀、枪、箭、马鞍等常用武器和军用被服，工人有240余名；二是皇族庆府所办的“工匠所”，工匠达360余名，专为贵族生产生活用品，规模较大；三是在城内、城郊办的纺织、刺绣、铸铜、皮革，磁窑专产陶瓷等66项工种都是由宫人、军余所办；四是民间手工艺，主要以制陶为主。据记载，“各处陶者十余人”。这说明军办、官办手工业在当时是畸形发展，而民间手工业则非常不发达。
明代是宁夏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了巩固经济的发展，重修了万里长城。在河东一带筑有“河东墙”和“深沟高垒”边墙；从灵武横城沿黄河至陶乐筑有北城墙；由贺兰山麓三关口至中卫县境筑有西城墙。明代筑长城的原则是“凡草茂之地，筑之于内”，“沙石之地，筑之于外”。因此，明朝时期的长城又是河漠与草场的分界线。如盐池县的铁柱泉在当时称为“绿杨著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又有“日饮数万骑费之涸，幅员数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可见修筑边墙对当时发展农牧经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现在宁夏境内有秦长城、隋长城、汉长城、明长城等，有的遗址保存完好，被中外游客把宁夏称为“长城博物馆”。
明庆王府是王公贵族、官僚客商的聚居地，因此，宁夏的旅游资源也得到了大力的开发。城镇内外有著名园林20余处，时有“宁夏八景”之称。如“黑水古城”、“夏台秋草”、“黄河古渡”、“长塔钟声”、“官桥柳色”、“贺兰晴雪”、“良田晚照”、“汉渠春水”。东门外有“金波湖”和“丽景园”，沿湖有“垂柳沿岸，青荫蔽日，中有荷菱，画舫荡漾”之景色，为北方盛观；南门外建有“南塘”和“知止轩”，“杨柳夹堤，周道如砥，湖水浩浩然也”，“菰蒲苹藻，鸥鹭凫鱼，杂然于中”，“泛以楼船，人目之如西湖，居民喜为乐土”。当时的城郭建六门，均有壮丽城楼，东西南北城的四角有雄伟的角楼。1970年将门楼及城墙拆除把城郊雄浑的边塞风光与秀丽的水乡景色奇妙的结合在一起，相互映衬，构成了宁夏城镇的独特风貌。
清朝初期全国形成大统一的局面，宁夏地区各族和睦相处，也是继汉、唐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开发宁夏水利和农牧业发展的重要时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据嘉庆《大清一统志》记载，当时直接由黄河上游开口引水的大型干渠有23条，全长3000公里，灌溉面积达到200余公顷，灌区人口增至近200万人口。“川辉原润千村聚，野绿禾青一望同”，这是对当时最好的形容。乾隆年间，每年要向宁夏调运大批粮食。除粮食外，林牧副业等产品也发展较快，如池盐、枸杞、发菜、甘草、苁蓉、滩羊皮（二毛皮）、沙毛羊皮、贺兰石、牛油石、名酒、贺兰山紫蘑菇、石炭动力煤、焦蓝煤炭、烟煤、碴子炭、栽绒床毯等地方土特产品大部分消往外地，一部分进贡朝廷。乾隆时期中卫知县黄恩锡对宁夏的煤特别欣赏，曾在《中卫竹枝词》中云：“石炭焰高岚炭强，供炊煨坑用皆良”，“土窑瓷器通宁夏，石炭联船贩水滨”，“围炉碴子出灵洲，烟尽风前火自悠”。充分反映了宁夏煤炭燃点低，热值高的特点。
宁夏的“二毛皮”当称“裘皮”，也是在清代才出名的。据地方志记载：“衣布褐、冬羊裘，宁夏特佳。”元代马祖常也有诗云：“贺兰山下河西地，滩羊冰脂蜜脾白”，可见当时的二毛皮已享有盛名。由于该产品的发展，带动了宁夏的养殖业。光绪六年（1880年）起，英、德商人在石嘴山先后开设十家洋行。凭借免税特权，垄断西北皮毛业长达40年之久。组织上万峰驮队，上千只船来往于包头、石嘴山之间，共掠走羊毛8亿余斤，羊皮4000万余张。
在乾隆年间，宁夏朝廷的供品一是优质大米（时称珍珠米，主产青铜峡）；二是二毛裘皮；三是枸杞子；四是贺兰石砚（也有毛石），当时已传着：“一端二歙三贺兰”的说法，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到宁夏购买贺兰砚和不少雕刻艺术家到宁夏采购贺兰石，这说明贺兰砚在当时我国的砚业中已占有一定地位。前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于1963年12月视察宁夏时曾题诗赞美贺兰砚：“色如端石微深紫，纹似金星细八肌，配在文房成四宝，磨而不磷性相宜。”
清代宁夏人口大增，雍正年间，朝廷调八旗官兵5000余人，皆为满族，并在府城东门外专筑“宁夏满菅”，连同家属，工匠2万余人。其实宁夏府城内人烟稠密，时有这样的形容：“圜阓纷列车马辐辏、官署、祠宇、士族之覆瓦石坊极多。贫民则以土坯盖房，积薪其上。妇女多在屋顶晾晒衣服及杂物，夏夜纳凉其上”。全城的建筑物鳞次栉比，民间有这样的传说：“宁夏城的房子能跑马”，形象地描绘出贫民的平顶房屋矮小密集，街基极度狭窄的情景。当时来自山西、陕西、甘肃、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商人聚集，货物甚多，汉族于各民族之间的贸易特别兴盛。城中心东西大街最为繁华（今解放街），市肆稠密，百货俱集。城中设有米粮市、柴炭市、骡马市、猪市、鸡市、羊市、牛市、菜市、青果市、煤市、碴（碴子炭）市、蓝炭市、木材市、做衣市、箱柜市、麻市、食油市、番货市（由阿拉伯、波斯商人从外地进来的货物）、小吃市，分类特细，散列各街。城市市场不断扩大，空前繁荣，成为西陲一大都会。加之风景绝佳，时人称：“小江南。”
乾隆三年十一月（1793年1月），银川发生一次大地震（震级8级），宁夏府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城东的满城全部震毁，5万余人死亡。乾隆五至六年宁夏府城全部修复。又在府城西十五里（现金凤区），重新建（新城满菅），全部居住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和工匠。同时又修复了“朔方八景”，即：山屏晚翠（指环抱如屏的贺兰山，每当斜阳返照，万壑千岩，岚气苍翠欲滴），河带晴光（黄河浇郡城而北去，紫澜浩瀚，晃日浮金，望之如带），古塔凌霄（指城北海宝塔及城中西塔），长渠流涧（指唐徕等古渠），西桥柳色（指出城西门到唐徕渠两岸，面山临流，风廊水槛，夹岸柳影，来往轮蹄络绎，其间望之入绘），南路果园（指汉延渠东官桥以南园林尤胜，每当果熟，枝头绀碧，累累连云，弥望不绝），连湖渔歌（府城四周湖沼棋布，水深鱼多，澄泓一碧，山光倒影，远树层匝，时有轻舟出没烟波之中），高台梵刹（东门处西夏高台寺，凭栏远眺，极目河表数十里，青畦绿树皆在足下）。这些景致，集中代表了宁夏府城周围“塞上江南”的美好风光，也反映了当时朝廷和民间经济的繁荣昌盛。
清代后期，由于阶级矛盾激化，死于兵燹和不堪屯役压榨而逃亡者有数万民众。据《朔方道志》记载：“清初宁夏户口最为繁盛，道咸以降，迭遭兵燹。同治之变，十室九空”。宁夏府城人口由嘉庆十七年（1812年）近150余万人口降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35万人，到宣统年间（1909年）降到23万人，全宁夏也只有五十余万人。隆德县“自经同治杀劫后，全县十庄九空”。
同时，对回民的起义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并采取编管、迁移等政策，迫使甘肃、陕西和平原一带的回民迁移到穷乡僻壤的山区（同心、西吉、海原、固原、六盘山），又将宁夏府城的回民迁移到河东一带，强制开荒种地，形成了与今日回民分布相同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