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全面开展拨乱反正，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近，胡耀邦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要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础，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又是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重要保证。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决议》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概括为十个主要点。这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所作的一个总的概括，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赵紫阳总理在1981年11月30日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称《报告》）。《报告》从经济建设的角度，指出为了求得国民经济的稳步前进、健康发展，就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并据此提出了今后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这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这条新路子的提出，并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必将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关于两手抓的问题，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商景才同志将向同志们作专题报告。我仅就经济建设要走一条新路子的问题，在这个读书会上作个学习发言。
《报告》内容丰富，论述深刻，是充分体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总结经验、充满信心、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报告。《报告》是我国今后的经济工作纲领，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一、为什么我国经济建设要走这条新路子
《报告》中提出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及其十条方针，是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的，是新中国成立32年来特别是近三年来经济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具体体现，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新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一条振兴我国经济的正确新路子。
（一）这条新路子是适合我国国情的路子
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要走这条新路子，必须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有一个大体的了解。那么，什么是我国的国情呢？
国情特点之一，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这个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一特点说明：一方面，我国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消灭了剥削制度，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及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达到一个比较实在的速度，实现比较好的经济效益，并保证人民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得到更多的实惠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巨大成就，就是明证。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在某些环节上还存在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状况。从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从比较不成熟到比较成熟，必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因此，在目前和整个“六五”期间，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很快，应当在提高经济效益上大做文章，保证经济建设沿着健康的轨道稳步前进，为今后的发展积蓄力量、打好基础。同时，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日益完善，它的巨大优越性也将日益充分地发挥出来，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国情特点之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科学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然而，从总体上来说，我国仍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加上长期来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潜在危险还没有完全消除。这一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着我国经济建设更有必要走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国情特点之三，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一重要特点，一方面说明我国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是丰富的，经济发展的潜力是很大的，条件是很有利的；但在另一方面，我国现有资源按人均占有量来说又是很有限的。人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10亿人口，8亿农民，人多消费大，这对经济效益、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发生一定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只能逐步发展，人民生活也只能逐步有所改善，步子不可能一下子迈得很大。客观经济规律要求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不能高于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居民购买力增长的幅度要同社会消费品供应增长的幅度相适应，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和比重。积累是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生产的不断扩大，又是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前提，人民消费水平的增长又促进生产的进一步扩大。如果违背这些客观经济规律，只顾生产建设，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当然是不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人们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跟满足社会需要脱节的生产是会衰退和灭亡的。”（参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反之，只顾眼前利益，不顾生产和建设，在改善生活方面要求过高过急，以致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增长的速度太慢、比重太低，不能实现持续的扩大再生产，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失去物质前提，就会损害人民和国家的长远的根本利益。为了保证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控制人口的增长，否则，如果控制不严，措施不力，听任人口盲目增长，就既不能改善人民生活，也不能顺利地发展经济、教育、文化、国防等事业。
（二）这条新路子是新中国成立32年来，特别是近3年来经济建设经验的总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们走的是一条“高指标，高积累，低效益，低消费”的路子。这条老路子的主要教训：一是不顾国力是否可能，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造成积累率过高。1953年至1981年间，有16年积累率在30%以上，经济效益很差，人民消费水平低。二是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片面发展，导致比例严重失调，大起大落，浪费大，效率低，使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慢，1980年同1952年相比，工农业生产总产值增长8 。1倍，国民收入增长4 。2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人均消费水平提高1倍。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国民收入增长幅度大大低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幅度，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又大大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经济建设的效益很不理想，人民生活的改善同人民付出的劳动不相适应。老路子是一条投入多、产出少、急于求成、片面发展导致国民经济不良循环，使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慢的路子。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现在提出了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这条新路子的核心是要求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经济效益的高低，既是经济发展速度快慢的体现，又是决定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地更快地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效益的好坏，不仅是劳动者创造新价值、创造国民收入多少的反映，而且直接制约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如果不讲经济效益，或经济效益很低，而片面追求速度，这种速度就不可能是扎实可靠的，人民生活也不可能相应地获得改善。所以，提高经济效益，是全部问题的核心。我们讲的速度是符合我国国力的速度，是建立在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上的速度，是实在的没有水分的速度。这种速度越快，必然也表现为经济效益越高。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也就可以相应得到改善，从而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反过来又将大大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所以这条新路子深刻反映了“速度”、“效益”和“实惠”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反映了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这是一条投入少、产出多、全面发展、平衡协调、良性循环、经济效益越来越好、经济发展的“后劲”越来越大、经济发展速度会进一步加快、人民可以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多的路子。《报告》中指出：沿着这条新路子走，“七五”时期（1986—1990年）的发展速度有希望比“六五”时期（1981—1985年）高，再过10年的发展速度有希望更高一些。这就是说，20世纪的最后10年，我们将很有可能开创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那时，我国经济将有相当可观的发展速度和实际效益，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有较大的提高，我国的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和国防也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水平达到小康水平。到那时，我国的经济就可以从新的起点出发，较快地达到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日益充分地证明，这是一条强国的路子、致富的路子、利民的路子。
（三）这条新路子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四化”建设的新情况、新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诸如正确认识国情，是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的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基本矛盾，它们又相适应又相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的思想；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开展科学技术革命的思想；关于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努力提高经济效果的思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要以农轻重为序的思想；制订计划要留有余地，注意综合平衡的思想；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思想；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思想；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思想；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的思想；既要搞好生产，又要搞好生活，生产与生活必须同时搞好的思想；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的思想，等等。新路子及其十条方针是以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的，并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正如《报告》中指出：“国务院提出的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其中的根本精神、根本原则，是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的。”新路子及其十条方针来源于实践，是实践经验的集中和概括，遵循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原则，在今后的实践中，还将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所以，这是一条充分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路子。
二、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
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是经济建设新路子的首要问题。一般来说，两者是统一的。经济效益比较好，一定要体现在按比例的、稳定的增长速度上。例如，“一五”时期，速度和效益就是一致的。但在某种情况下，两者之间会有矛盾。短期的、局部的高速度，往往花了很大的代价，不但不能表现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往往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损失，例如“二五”时期的“大跃进”中，速度很快，但效益很差，两者发生明显背离。
当前调整过程中速度降低了，近几年的平均速度似乎比“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平均速度低，不少同志很着急，从政治上着眼，大家都想快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两个时期的速度是不可比拟的：一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速度“水分”较多，现在的速度是比较实在的。这不仅表现在统计质量上，更表现在实际效果上，就是到底有多少最终产品，能积极提高人民生活。显然，那十年的人民生活没有什么改善，而现在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群众是比较满意的。二是现在的降速正是由于过去的“超速”，迫使我们不得不调整。降速是暂时的，经过调整之后，可以有个正常的较快的速度。这点讲清楚，群众会理解，会有信心。三是速度的高低，不决定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决定于经济上的可能。当前比例失调还未完全调整过来，结构不合理，能源制约大，加上经济效益还没有提高，速度要快也快不起来。如果勉强提高速度，也只能是短时间的，不久还要被迫降下来，在政治上反而得不偿失。过去的“经验”表明，短期内要把速度搞上去，是不难办到的。追求速度的办法多得很，例如，多搞一些价钱大、产值高的产品，速度也能快起来，增产一大堆产品销不掉，速度也能快起来；拼设备，打乱正常的生产秩序，速度也能快起来；甚至弄虚作假，速度也能快起来。这样的速度是一时的或虚假的，而带来的后果则是严重的，大起大落。所以，“六五”期间与其强调速度，不如强调效益。这是把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引向哪里的战略方向问题。我们当前强调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不宜片面强调速度，这当然不是说速度越低越好。每个时期都必须有一个适合当时情况的经过综合平衡的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是，求得一定的速度，不能光靠强调提高速度本身，而要靠强调提高经济效益。长期来，我们习惯于片面重视抓发展速度，不善于重视抓经济效益。实践告诉我们，光强调速度会忽视效益，而强调效益就可能出速度。这当然也不是说，效益等于速度，但经济效益高是经济发展速度的基础，经济效益表现为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实物形态的社会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迅速增长，有可能加快扩大再生产，价值形态的国民收入增长多，可以提供充足的资金，进行经济建设。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速度和效益的统一，主要表现在：
（一）产量和质量的统一
片面追求产量，不讲质量，把原材料、能源都消耗掉了，生产设备也被占用和磨损了，活劳动也投入了，虽然产品数量增长很大，速度也出来了，但质量差，甚至是废品，经济效益很低，不仅不能在同等消耗条件下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产品，甚至把已经创造的社会财富白白浪费掉。因此，我们在处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中，一定要着眼于抓质量，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增加产量。产品质量好对速度和效益的意义很明显，同样的消耗可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同时也必然表现为最快的速度。产品质量好还有更持久的意义：产品质量好，精密度高，效率高，节省消耗，又能生产出优质产品，创造出最佳的速度。当然，没有一定的数量也无所谓质量，把数量和质量统一起来，才是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上的真正实在的速度。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经济效益差，是有水分的速度。
（二）增加产值和增加收入的统一
片面追求产值，消耗大，成本高，虽然产值增长很大，速度也出来了，但在总产值中，转移的价值大，新创造的价值小，投入多；产出少，增产不增收。1980年同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 .1倍，国民收入只增长4 .2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只提高1倍。这片面追求产值是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经济建设中一条重要教训。从物质消耗占社会总产品的比例看，“一五”时期为44 .3%，1958—1979年，年平均为52%；如按“一五”时期水平计算，近22年，由于物质消耗增多，平均每年多消耗290亿元；从每个劳动者平均创造的国民收入看，1958—1979年，年平均增长2 .9%，比“一五”时期增长速度低3 .5%，即一年少提供国民收入200亿元。经济效益是一个综合性的反映，就物质生产来说，表现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或者说，以同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或以最小的投入获得同量的产出。一头是投入少，也就是平常讲的节约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消耗，降低成本；一头是产出要多，即创造更好更多的为社会需要的各种产品。就价值来说，表现为产值、国民收入、税收和利润等。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就要正确处理增加产值和增加收入的关系，转移价值和新创造价值的关系，成本和利润的关系，投入和产出的关系，费用和效用的关系，概括地说，就是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和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关键是要降低成本，降低消耗，消灭浪费。只有那种既增产又增收，投入最少，产出最多的产值增长的速度，才是在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上的实在的速度，没有水分的速度；而那种增产不增收，投入大，产出少，工农业产值增长快，国民收入增长慢，这种速度，经济效益很低，是有水分的速度。
（三）产和销的统一
长期以来，缺乏市场观念，采取以产定销，不是以销定产，造成货不对路，积压在商业部门和物资部门的仓库里，生产部门的生产任务算是完成了，产值也上报了，利润上缴任务也完成了，企业利润提留也留了，工人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奖金也发了，速度也出来了，但从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全过程来考察，实际上产品没有卖出去，没有被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所消费，其使用价值和价值均未实现，国家实际上没有增加收入。相反，因为积压和贮存而要相应增加管理费用，最后导致降价处理，甚至变质报废，国家受损失。这一方面是由生产货不对路所造成，另一方面，流通渠道少，环节多，商品流通过程迟缓，也是重要原因。所以正确处理生产和流通的关系，是使速度和效益统一的重要一环。一定要变以产定销为以销定产，要按照市场需要进行生产，改革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搞好产品升级换代，提高性能和质量，相应地改善流通，做到产品适销对路，货畅其流，使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更快更好地实现。这种产和销、生产和流通的统一，经济效益比较好，是没有水分的实在的速度。而那种产和销相脱节，经济效益低，是一种有水分的速度。
（四）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的统一
微观经济效益是宏观经济效益的基础和实现的手段，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是提高微观经济效益的目的与出发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高经济效益，不仅要求各个企业单位讲求经济效益，而且更要讲求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或者说，要全面地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提高宏观经济效益，主要靠协调的比例关系，合理的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提高微观经济效益，主要靠企业的活力，职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经济管理体制的合理化，组织结构的合理化，则对提高宏观和微观的经济效益都是十分必要的。从宏观和微观的关系上说，企业单位是社会经济的“细胞”，没有一个一个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当然也就不会有良好的宏观经济效益。但是宏观经济效益并不是微观经济效益的简单相加。一般来说，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发生矛盾，微观经济效益好的，对提高宏观经济效益不一定有利；反之，微观经济效益不好，而对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有利。所谓经济建设的新路子，首先是要解决宏观经济活动问题，包括发展战略、发展目标的适当规定，经济结构的合理安排，发展的次序和方式的正确选择，等等。这些问题解决得不好，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定得是不是正确，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效益具有决定意义，最大的浪费往往是这些方面处理不当造成的。当然，不解决微观经济活动方面的问题也不行，否则有了正确的宏观决策，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现。只有实现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的统一，全面提高经济效益，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才是实在的，没有水分的。反之，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长期地严重地背离，经济效益时好时坏，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就不可能是实在的。
（五）积累率和积累效果的统一
积累率和积累效果的关系，也就是基建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益的关系。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强调速度，一谈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就采取增投资，增设备，增人员，搞新建项目，扩大基建规模，重重工业轻农业和轻工业，重积累轻消费，重新建扩建轻原有企业的改造，片面追求增加投资数量，扩大基建规模，忽视投资效果。投资很多，浪费很大，效果很差，发挥的作用很小。我国“一五”时期以来工程造价成倍地增加，建设周期成倍地延长。“一五”时期固定资产形成率为 83 .7%，“二五”时期为71 .4%，“三五”时期为59 .5%，“四五”时期为61 .4%。如果维持在“一五”时期的水平，1958—1978年，可以多形成固定资产1000亿元。每增加1元国民收入需要的投资数，“一五”时期为1 .68元，“四五”时期为3 .76元，增加一倍以上。如果维持“一五”期间的水平，“四五”期间可以多增加国民收入3000亿元以上。基建周期（大中项目）“一五”时期平均为6年，“五五”时期延长到12年。如果建设周期缩短到“一五”时期的水平，一年可节约100亿元。实践证明，不切实际地追求高速度，必然带来生产的低效率，超越客观极限的高积累必然带来积累的低效益，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降低，形成社会生产能力又小又慢，流动资金周转缓慢，投资效果即积累效果很差。从百元积累提供的国民收入看：“一五”为35元，1958—1979年期间年平均为19元，减少54%，如按“一五”时期水平计算，近22年由于积累系数降低，平均每年少提供国民收入700多亿元。在提高投资效果基础上的适度增加积累，扩大生产，这种经济增长速度，一定是实在的没有水分的；反之，超过极限的高积累，重基建，投资大，效果差，必然是一种水分很大的速度，以致造成国民经济恶性循环。
要达到实在的速度，没有水分的速度，必须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以上列举了五个方面的统一（这里讲的“水分”是把弄虚作假除外的）。当然，还可以列举若干方面，如采用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的关系，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关系，等等。研究和弄清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核心问题是要千方百计在生产、建设和流通等领域提高经济效益，在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上求速度，创造出更多的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增加国民收入的途径：一靠增加劳动量；二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三靠降低社会产品中物质消耗比重。增加国民收入的这三条途径，虽然对我国经济发展都是现实可行的，但它们的经济意义和作用却不尽相同。靠增加活劳动量来增加国民收入，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劳动生产率至少不降低；二是一般总要伴随有消费基金的增长，要求有相应的消费品供应。如果3个人活5个人干，劳动生产率下降，不可能创造出新的国民收入，等于活劳动的浪费。如果在消费品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情况下，这种办法往往会加剧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和消费品供应之间的不平衡。加上劳动生产率不能大幅度提高，追加的劳动消耗量不仅不可能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提供多少积累，反而会使国民收入中的积累部分减少。通过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国民收入就不同。从国民经济的宏观角度考察，除大规模设备更新外，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不引起积累基金的急剧增长。特别是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点放在原有企业，更会是这样。当然，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过程中，活劳动消耗量会有增加，从而要求相应地追加消费基金，但是比起单靠追加活劳动量来增加国民收入，消费基金的支出要少，提供的积累要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既能引起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增加，国民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又能促进单位社会产品成本和价值量的降低，反映着社会劳动的节约。在积累不能过高的场合，通过这一途径创造更多的国民收入，对我国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里要正确处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就业的关系。从宏观经济效果看，要尽可能多地安排劳动就业，尽管这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矛盾，但只要我们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使新投入的劳动和新增加的生产手段和劳动对象相结合，特别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多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参加生产，以增加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更为可行，沿海地区还可以搞一点来料加工等。我们要力争实现既扩大就业又使劳动生产率不降低，并能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至于降低物质消耗，既能增加国民收入，又不需要追加投资，更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三、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系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经济建设中，一定要紧紧抓住并努力解决这个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改革和完善，必须适应当前生产力的状况及其发展要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新路子及其十条方针是贯穿着这一重要原理的。在这里我想着重联系农业问题，讲一下怎样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问题。这是我国农业要走出一条全面发展，经济效益较高的路子的一个根本问题。对此，当前有三个问题需要研究：
（一）健全、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
近一年多来，各地普遍建立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同程度地克服长期存在的管理体制上的集中过多、生产上的瞎指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弊病，使农业生产力得到又一次解放。我们在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中，认识上有一个提高过程，落实有个发展过程。目前，农业生产责任制已普遍推行，大规模的变动已经过去，除少部分社队外，从全局来讲，应当稳定下来。从现在起，应该集中精力，做好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健全和完善工作，为此，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点：
1.要正确认识和坚持“两个长期不变”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总结了近年来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和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坚持农业集体经济实行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这是健全与完善生产责任制的根本指导思想。这里有争议的、认识不够统一的问题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性质问题。有人认为“双包”就是“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这是一种误解。“双包”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联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首先，作为农业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仍归集体所有，社员承包土地实际上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者的自主权更好地结合起来，是为了适应社会生产力较低状况而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改革和完善。其次，生产队仍居主体地位，它在国家的计划指导下，通过合同对包干户实行计划管理，保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同个人的关系；大型农机具、集体工副业、水利设施仍然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坚持生产队集体提留，随着生产发展，提留比例相应提高；在统一规划下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统一照顾烈军属和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再次，更好地贯彻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包干到户是从包产到户演化而来的。它同包产到户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区别主要在于分配过程。包干到户承袭了包产到户所创造的合同制这个成功的手段，把包产到户的产品交队、以产定工、按工分配的过程，变成“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自己的”。在合同中，不仅定品种、定产量，而且定交售、定提留。这样，从生产到分配的全过程都用合同作出规定，而实际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也表现为合同的执行过程。按劳分配是以联合劳动为前提的一种分配形式。包干到户通过分散、独立生产的生产过程，收获了全部产品以后，按合同将收获的全部产品中的一部分交给国家和集体，剩下归自己，分配过程就完成了。看起来这不仅不像按劳分配，连统一分配也没有了，同单干没有区别。然而从实质上说，包干到户并没有取消按劳分配，是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正如个人劳动是否为集体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关键不在于大家是否一块干活一样，剩下归自己产品是不是体现按劳分配，主要也不能由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程序，即产品从集体分配到个人手里的程序来说明。总之，在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中要注意五个区别：一是所有制和责任制；二是集体化和经营方式；三是联合劳动和劳动组织方式；四是分配原则和分配形式；五是计划指导和计划管理方式。所以说，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一样，没有丧失联合劳动和按劳分配的性质，没有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将逐步发展成更为完善的集体经济。当前，实行联产责任制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主要是缺乏经验所带来的，在实践过程中是不难解决的。
2.要正确认识生产责任制各种形式的适应性
目前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可分为联产和不联产两类：不联产的责任制主要有过去沿袭下来的小段包工、评工记分的办法。这种办法群众熟悉，如果有效，群众又愿意，可继续实行。另一类联产的，主要有三种方式：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组、队）；联产到劳；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据统计，全国联产计酬占生产队总数80%以上，我省实行双包的占55%以上，专业承包占14%，小段包工占10%以上。联产就需要承包，联产承包的运用，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所以能普遍应用，并受到群众的欢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社队，专业承包联产计酬是更完善、更有发展前途的一种责任制形式。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并存，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首先，是由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发展不平衡而又多层次的状况决定的。其具体表现在：各地的生产工具简单和复杂程度不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高低不同；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技术及生产技能不同；劳动对象（耕地、水面、山村等）本身差异性及开发利用程度不同；生产的项目和方式方法不同；社会化、专业化程度不同。因此，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为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必须适应这“六个不同”的情况，具体形式可灵活多样。其次，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特别是生产工具、技术装备水平，对各种责任制形式的产生、发展起着决定的作用，但也不能仅仅据此来论证不同责任制形式的必然性。因为一种责任制形式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还有管理方面的因素，以及上层建筑某些环节不适应经济基础等。其三，生产队规模的大小，社员居住的集中与分散，劳动者的意愿等，对责任制的形式都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健全和完善责任制中，要按照中央〔1982〕1号文件的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因地、因业制宜，多种形式并存。要坚持实践标准，即何种形式更有利于生产，更受群众欢迎，更容易调动积极性，都要受实践检验。先进性和适应性是一致的。初级、高级的划分与先进、落后的划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适应就是优越。另一方面，责任制各种形式都有它的适应性、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局限性的一面。所以，各种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条件的变化，管理水平的提高，都有一个健全和完善的问题。
3.要正确认识责任制和农业生产社会化、专业化的关系
农业生产责任制要促进农业向社会化、专业化发展，而不是限制或妨碍它的发展。责任制是以分工为基础，农业生产社会化、专业化是摆脱农业落后状况，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出路，而农业社会化、专业化的发展又会促进生产责任制的完善与提高。责任制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促进农业生产向社会化、专业化发展，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使劳动者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这是当前在健全与完善责任制工作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有的搞人人分，样样分，把已经分业分工的经济仍退回到“小而全”的自然经济形态；有的“双包”后，把已经出现的机耕专业公司、植保专业公司等解散掉。事实上，“双包”以后更需要某些生产环节上的新的联合，需要在包的基础上实行“统一”。这应是“双包”责任制完善的内容。责任制与社会主义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也是生产责任制各种形式发展趋势的问题，总的是完善提高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没有统一经营的，要逐步建立和充实统一经营，在这基础上，实现有统有包、统和包相结合的趋势；专业分工较少，分工水平较低，要逐步发展为较发达的专业分工，向较高级的专业承包发展的趋势；生产队内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联合，要逐步发展到跨队、跨社多种形式更高水平的联合形式的趋势。当前，完善“双包”责任制的关键是要处理好统与包的关系。统与包前提是一致的，即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不变，基本核算单位不变，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变，“三兼顾”不变。目的是共同的，即有利于发展生产，壮大集体经济，增加社员收入，为国家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农副产品。统得适当，包得合理，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同社员个人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就能获得最佳经济效益。
（二）把完善生产责任制和农业全面发展目标密切联系起来，研究、制定新的农业发展战略
我国农业经济应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过去是采取“以粮为纲”的发展战略。历史经验证明，过去那种“以粮为纲”的发展战略，是当时的客观需要，也取得了较大成绩，但缺陷很大，不符合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当前农村经济条件的变化，特别是实行责任制后出现的新情况。它与搞社会主义大农业，走农业经济社会化、专业化、商品化的路子，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不相适应。所以现在必须适应新的情况，研究和确立新的农业发展战略。新的农业发展战略应该是“全面发展”的战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出现了一马当先、方兴未艾的大好形势，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随着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中有了大批剩余劳动力，要求寻找新的出路，开拓新的生产领域；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迫切要求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提高经济效益，使农村尽快地富起来。因此，要求改变“以粮为纲”的发展战略为“全面发展”战略，这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转变。那么，“全面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要求和目标是什么呢？我认为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十个方面：一是正确处理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关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是全面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二是充分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是全面发展战略的主攻方向；三是充分合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是全面发展战略的基本力量；四是种植业和养殖业同时并举，互相促进，是全面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五是在利用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农、林、牧、副、渔中，要选择最佳经济效果，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是全面发展战略的核心；六是走生产———加工———销售的路子，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是全面发展战略的经济组织形式；七是发展多种经营，要集体和个人一齐上，是全面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政策；八是广泛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实行全面发展战略的关键；九是要保持生态平衡，实现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是实行全面发展战略的客观条件；十是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是全面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实现农业全面发展战略，要全面规划，分阶段实现，要讲生财之道、聚财之道、用财之道，解决发展资金，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挥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健全和发挥基层政权和经济组织的作用，这是实现全面发展战略的根本保证。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与放宽政策，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关系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特性，决定了必须实行以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农业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农业经济也必须以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贯坚持的方针。在农村，计划为主与市场调节两者的关系，集中反映在种植计划和农副产品投售上。种植计划上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粮食生产和发展多种经营的关系。农副产品的投售上最重要的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征购、派购任务和自由投售的关系。在落实生产责任制中，一定要把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落实到生产队；“双包”的地方，还要落实到户。同时，要正确处理和加强国家计划指导和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关系。生产队的自主权，是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的前提下的一定的灵活性。我们应该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当前，要处理好计划为主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原则应该是三者兼顾，统筹安排，不能只顾一头。前些年，国家计划统得过多，管得过死，没有很好兼顾集体、个人的利益，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坚持因地制宜和因国制宜相结合，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发挥优势。正确处理“三者关系”，除了进行思想教育外，还必须认真研究和完善各项经济政策、制度和方法。例如：合理地确定农产品的比价；对一部分农副产品确定收购基数；国家收购部门与生产单位签订合同，等等。我省对14种产品确定了收购基数，效果是好的。确定基数，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等于派购。基数以外的紧俏产品可以少购、不购，而让农民自己去处理。这既是计划指导，又是保护农民的利益。但是，基数要定得合理，一定几年不变，基数以外的允许多渠道收购。我们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并不是把一切经济都统死。一定要记取过去“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教训，而要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要坚持政策的连续性，对那些行之有效的搞活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如果简单地否定，会造成“政策多变”，挫伤社队和农民的积极性。
四、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调整、改革、整顿与提高的关系
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及其十条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具体体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要有一个实在速度，使人民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这一新路子就体现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在十条方针中，体现了调整国民经济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及其各个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要以农业为基础，加快农业的发展，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克服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另外还有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比例关系，以及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展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国内外经济的关系等，最终要实现物资、财政、信贷、外贸四大平衡。改革经济体制，在农业、工业、财贸等领域进行所有制形式、计划管理形式、经营管理形式、分配形式的改革。同时，要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改组。我们要按照中央〔1982〕2号文件的要求对企业进行全面整顿。企业整顿的基本内容是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特别是整顿和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提高管理水平，整顿的战略措施是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促进企业现代化；整顿的重点是企业的领导班子；整顿的根本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益。企业全面整顿是建设性的整顿，要搞好“三项建设”、“六好要求”。通过调整、改革和整顿，达到提高国民经济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提高经济效益。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调整是前提和基础，没有调整，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改革、整顿，但调整中也有改革、整顿和提高。当前，改革、整顿服从于调整，只有把“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这里需要讲一讲应该怎样理解今后还要用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来继续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20世纪60年代调整只花了3年，这次调整已进行3年，今后还要搞5年以至更多一点的时间，觉得太长了，不好理解。因为这次调整和上次调整除要克服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失调，实现物资、财政、信贷基本平衡和物价的基本稳定，更好地发展国民经济这些目的和要求相同以外，还有这样一些不同：一是上次调整，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特别农业降得厉害。这次调整中，还要保持一定发展速度。二是上次调整，城市工厂企业一下子精简了近2000万职工，绝大部分回到农村，不再吃商品粮，国家工资支出一下子减少了50亿元。这次调整，不仅不减少，停建工程和关停工厂的职工要照发工资，而且还增加了很多。三是上次调整，没有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这次调整，作了大幅度的提高，而销售价格基本没有动，国家每年的补贴已经增加到300多亿元。四是上次调整，一下子关掉了10多万个企业，大部分是当时设备简陋、消耗高、浪费大的“小土群”，关停比较容易。这次调整，企业的关、停、并、转就比上次困难得多，而且关、停企业的设备还要花钱维护，有些从国外进口设备的建设工程停建后，设备订货已经到期，国家还得照样付钱，并且要把这些设备妥善地保管起来，以备将来建设时再用。五是上次调整，只是要求保持财政、信贷的基本平衡和物价的基本稳定。这次调整，除了这些要求以外，不但要保持国民经济有一定的实实在在的发展速度，而且还要为今后的发展积蓄力量，把各方面的比例关系搞协调，把各种经济结构搞合理，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争取在调整过程中走出一条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新路子，这是上次调整所没有的。总之这次调整要求更高了，任务更艰巨了，因此与上次调整比需要花费更长时间才能完成。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在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问题上，我们宁愿把时间打算得宽裕点，把工作做得细致点，把各方面的关系理顺，把路子走正，这样就能真正站稳脚跟，稳步前进。因此，中央决定从1981年起再用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方针。
走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和贯彻十条方针，一定要自始至终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精神。对此，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是在处理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这两大部类生产之间的关系上，一定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再生产原理，把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搞协调，使它们能够相互平衡、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过去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结果造成了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不合理状况，现在就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把发展消费品生产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并且要努力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使其能够更好地为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服务。当然，我们也不能片面地认为轻工业所占的比例越大越好，因为轻工业离开重工业的装备也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二是在处理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上，要改变过去长时期中主要靠外延扩大再生产、靠新建工厂的做法，现在要转向主要靠内涵扩大再生产，要把主要力量用于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使我国现有的近40万个企业的作用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三是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上，既不能用抑制人民消费的办法来不适当地扩大积累，又要保持适当的积累来提高国家建设的能力，改善人民生活和进行建设这两个方面一定要兼顾。生产和消费这两方面也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生产不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反过来也必然会限制生产的发展。四是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上，要坚持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或者说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是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那种片面强调计划调节，否认或取消在一定范围内的市场调节，集中过多，管得过死，这是过去一套“左”的做法的表现。反之，那种否定计划调节为主，在实践中不接受国家计划指导，无限制地扩大市场调节，这是脱离社会主义经济轨道的错误表现。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自由商品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第一是计划经济，第二是商品经济，是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统一，但本质的主导的是计划经济，不过这种计划经济表现为商品经济形态，因此又要遵循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陈云同志在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就说过：“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国家在按社会需要制订计划时也要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对于带全局性的和关系国计民生的宏观经济活动，要加强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对于不同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要给以不同程度的决策权。根据企业在国计民生中所占地位的不同，根据企业所有制的不同，根据企业产品的重要性和种类、规格的多少不同，要实行不同的管理方法。《报告》把它分为两大类，四种情况，区别对待，把集中统一领导和企业积极性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有利于按社会需要发展生产，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有人认为现在强调计划调节为主，又要取消市场调节了，这是一种误解。认为强调计划调节为主，又要回到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不加区别一律搞指令性计划，这也是一种误解。大力推行经济合同制是计划管理方法的一项重要改革，也是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二者结合、统一起来的一个具体形式。工业、农业、商业通过制订纵向和横向的、综合和单项的经济合同，把国家计划具体化，把市场调节纳入计划指导的轨道。有经济合同，计划就比较落实，反之，没有经济合同，计划就容易落空。履行合同，就是执行计划。现在一部分同志已重视和运用经济合同这一重要经济手段，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不太重视，不善于运用这一经济手段，同时，在推行合同制工作中，有关合同内容、形式的制订和检查合同执行方法等还有待于完善和提高。五是在处理国内和国外的关系上，或者说在处理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坚持开放政策、扩大国际交流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片面地理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了。要善于利用国外资金，利用国外资源，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国际市场，以自己的长处通过国际交换等弥补自己的短处。不能认为对外资、外贸、吸取外国先进技术搞得越少，就越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当然，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的目的还是为了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不能自己能生产的也要到国外去买，什么都是外国好。既不能闭关自守，又不能单纯依赖外国，迷信外国。这两种倾向都要反对。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流中，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规律同时起作用。它们在相互联系、相互对立、相互并存、相互限制中各自发挥作用。在这些交流中，是平等互利的，那种一方起作用，一方不起作用，一般情况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一方完全失误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这种经济交流中，社会主义经济一定要实现自己的目的要求，资本主义经济也一定要实现它的目的要求。从本质上讲，是不是可以说，这是一种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我们要力争使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取得更主动更有利的地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批转《沿海九省、市、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指出：“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和善于利用对外经济贸易这个重要手段，把利用国际市场、国外资源、资金、先进技术，同经济调整、工业改组、企业改造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就可以走出一条新路子，争取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对外经济交流中，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加强联合、协调、管理，坚持统一对外，防止“肥水流入外人田”。
五、振奋精神，讲究方法
（一）真正走好这条新路子，必须振奋精神，鼓足干劲，积极奋斗，艰苦创业
现在走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新路子已经指明，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已定，关键是落实。路子再好要靠人去走，政策再灵要靠人去执行，开创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是靠人去实干的。圆四个现代化的梦是全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大目标，各个地区、部门和单位，每个公社和工厂，都要把这个大目标化成一个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具体蓝图。不仅要有一年、二年、三年的具体要求和措施，并且要有五年、十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发展规划，要大力动员和有效地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立志为“四化”干一番事业，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要坚信四项基本原则，坚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信党中央领导的正确。有的同志说要发扬六种精神：有所作为，不断前进的精神；不怕困难，顽强战斗的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精神；豁达大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精神；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精神。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不论在什么岗位上，担任什么工作，都要有所作为，有所贡献，在一个地方工作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十年，总要为党为人民创点业。那种尸位素餐、无所作为的混事者，是人民不需要的，也是党不需要的。创“四化”大业，经济建设要走出一条新路子，存在很多有利条件，当然困难也是不少的。我们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一个一个地去战胜困难，一步一步地去攀登高峰。鼓足干劲，是鼓实劲，不是虚劲，是实干不是空喊，是扎扎实实的工作，不是形式主义的花架子。群众在实干中，看到了效果，得到了实惠，劲头也更足了，并且能持久地发挥出来。所以，搞“四化”，方向要明，劲头要足，措施要实，效果要好。这样做了，就把长远目标与当前的行动密切结合起来了，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了，把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了。当然，我们在制定具体目标的时候，要进行周密详尽的调查，与群众商量办事，不能又是几个领导人坐在办公室里打算盘搞蓝图。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指标和口号，只能使人泄气；一切命令主义、瞎指挥的错误做法，只能把好事办坏。我们还要密切注意新情况，善于发现新苗头，及时总结和引导，好的加以发扬，不好的加以纠正，领导群众在创“四化”大业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二）真正走好经济建设的新路子，要全面思考和辩证处理问题，防止一种倾向去掩盖另一种倾向
唯物辩证法是我们党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学会用唯物辩证法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是走好新路子，落实好十条方针的重要保证。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三者是辩证的统一，如果片面地、孤立地只抓一环，丢掉另一环，就是片面性。十条方针是比较全面、成龙配套、综合治理的方略。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有机体，有时候从一条方针、一种办法来看，针对某个地方、某个部门、某个方面是对的，但如果没有针对其他部门、其他方面的相应方针和办法，实行起来往往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好比一个人，生了多种复杂的病，如果没有一套综合治理的做法，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是很难见效的。长期以来，我们吃够了片面性的苦头，教训是深刻的。过去我们经常讲以农业为基础，以农轻重为序来安排计划等正确方针。但往往因为相对立的另一种方针一来，如工业建设要“以钢为纲”，就把正确的东西冲掉了。经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有机体，不是一个简单的事物，采取任何一种方针和措施，如果不瞻前顾后，不注意左邻右舍，不综合治理，是不行的。近几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克服片面性仍然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我们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全面地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发展中的问题，切忌片面性和简单化。比如，我们总结过去经济工作犯主观主义错误的教训，强调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可是有的同志却因此而不讲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了；我们纠正过去在经济建设中积累率过高，对生活这一头注意不够的偏向，可是有的同志却因此而只顾生活改善一头，不顾国家、集体建设的一头，不积极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不搞集体提留了；我们纠正过去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错误，提出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速度，有人又认为可以不要速度了，甚至是越慢越好；我们强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有人会不会又不遵照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实行有利则干，无利不干呢？我们在分配上纠正过去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做法，可是有人弄成按酬付劳，一切“向钱看”；我们总结了过去单纯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教训，提出要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可是有人又误解为完全取消行政手段，或者一听说在用经济手段同时还要辅以行政手段，就又回到个人批条子和拍板的老办法上去；我们改变过去经济政策上“左”的做法，提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可是有的同志误解为放宽等于放任，可以不服从甚至破坏国家计划；我们强调要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利益的原则，要把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可是有的同志误解为可以放弃思想政治工作，产生软弱涣散的状态。我们在学习先进的问题上也存在片面性。任何先进典型都是在一定的地点、时间和条件下产生的，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也要依地点、时间和条件为转移，而我们往往照搬照抄，一律化，一刀切，如此等等。产生上述种种片面性的原因，主要是不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以客观规律为依据的，不了解客观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的双方是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连接的，因而看问题必须全面地分析矛盾的两个侧面及其辩证关系，必须坚持两点论。如果把矛盾的某个侧面不适当地夸大和突出起来，或者甚至根本看不到矛盾的另一个侧面，搞一点论，那就非产生片面性的偏向不可。对于一般的事物来说是如此，对于国民经济这种极其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来说，更是如此。
陈云同志文稿中有一篇题为《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的文章中提出，要全面、比较、反复。我们不论是制定还是执行政策，都要把握矛盾的两个方面，并且要在相互联系中去把握它。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在两点论的基础上坚持重点论，这就是抓主要矛盾。经济工作一定要有重点，要有主攻方向，否则就不能打开经济建设的新局面。当然，抓主攻方向不等于可以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对于次要矛盾，也必须认真地逐一加以妥善的处理，否则也会影响着主要矛盾的解决。此外，反对片面性，还要求我们全面地正确地分析事物的条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现有条件和潜在条件，等等。我们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有什么条件办什么事，条件不具备创造好条件再办。客观条件大体具备以后，主观因素就是决定的了。我们干革命搞建设，都是做矛盾的转化工作，在政治上做由乱到治的转化工作，在经济上做由穷到富的转化工作。走新路子，落实十条方针，应当使矛盾得到较好的解决。我们在走经济建设的新路子的过程中要研究新情况，采取新方法，解决新矛盾，打开新局面。事物的运动发展是绝对的，原有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我们要善于在解决了一个矛盾之后，根据新的情况，提出新的办法，来解决新的矛盾，不断发展大好形势。
（三）真正走好经济建设的新路子，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刻苦学习，勇于实践
《报告》贯穿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落实十条方针，是当前面临的新课题，我们对此缺乏经验，不像过去那种“左”的一套做法是熟门熟路。所以在走新路子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旧思想、旧习惯的阻力。我们要坚决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和做法，同时也要坚决批判和排除那种离开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轨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和干扰。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经济专业知识，学会经济管理。同时，要在调查研究中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要学习陈云同志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的精神，敢于从实际出发，敢于实践，善于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党委的指示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善于在实践中学习真理，掌握真理，发展真理。让我们在坚定不移地走经济建设的新路子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此文系1981年12月在浙江省地市县宣传部长读书会上的学习发言，刊于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1982年2月《理论学习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