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求得国民经济的稳步前进、健康发展，就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这条新路子深刻反映了速度、效益和实惠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振兴我国经济的正确道路。
正确处理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首先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效益。人类有史以来，从事经济活动，客观上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按照经济效益的要求而行事的。讲求经济效益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经济活动如果不讲经济效益，那就不可能有剩余产品，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不断进步，不断发展。后一个社会形态，比前一个社会形态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当然，不同的社会形态，由于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经济效益的性质、内容和目的也不同。社会主义经济效益是指以尽量少的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它与资本主义经济效益是根本不同的：
一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家关心的只是所得剩余价值和预付资本的比较，就是要“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二册，第625页）。这就是资本家孜孜以求的经济效益。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有限性、狭隘性，大大限制了经济效益的提高。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决定了衡量经济效益的根本标准，是要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和劳动占用，生产出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好的社会和劳动者所需要的产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无限性和广阔性，为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了广阔前途。
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对劳动消耗经济效益的考虑，总是服从于用更少的预付资本带来更多的利润这一最终目的的。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做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做提高利润率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2页）资本主义经济效益提高和劳动者利益的对抗性，严重阻碍着经济效益的提高。反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不允许用损害劳动者的健康和恶化工人的劳动条件，来节约物化劳动的占用和消耗。对物化劳动效果的考虑，归根到底，要有利于节约活劳动，以便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学习和休息时间，促进劳动者的智力和体力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效益提高和劳动者的利益的一致性，大大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
三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虽然个别企业很讲求经济效益，但从整个社会看，巨大浪费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别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往往同社会范围内劳动和产品的巨大浪费结合在一起。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经济危机的客观必然性，个别企业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不可调和的矛盾性，这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巨大浪费的不可避免，因此不可能有最好的经济效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决定了不仅个别企业要讲求经济效益，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也必须而且可能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讲求宏观经济效益。从根本上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个别企业经济效益同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是一致的，有可能避免巨大浪费，完全有可能全面提高经济效益。这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可以比资本主义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
正确处理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把经济工作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是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关键。一般来说，速度和效益两者是统一的。经济效益比较好，一定会体现在按比例的、稳定的增长速度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指出：“节约时间以及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于不同的生产部门，仍然是以集体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首要的经济规律。”这也就是提高经济效益的规律。因为在节约劳动时间（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可能，有计划地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社会劳动，是保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优比例，实现比例和速度的最优结合的手段，因而，也是取得最大的国民经济效益的根本条件。换言之，社会劳动的分配是否恰当，生产资源的利用是否妥善，经济优势的发挥是否充分，经济结构是否合理，比例是否最优，速度是否合适，就看能不能取得最大的国民经济效益。只要能够取得最大的国民经济效益，就意味着已经实现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最优化。可见，在速度、比例、效益的关系上，比例是基础，效益是根本，速度是按比例、讲效益的必然结果。例如，“一五”时期，速度和效益就是一致的。但在某种情况下，两者之间会有矛盾。短期的、局部的高速度，往往花了很大的代价，不但不能表现为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往往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损失，例如“二五”时期的“大跃进”中，速度很快，但效益很差，两者发生明显背离。
历史的经验表明，短期内要把速度搞上去，是不难办到的。追求速度的办法多得很。例如，多搞一些转移价值大、产值高的产品，速度也能快起来；增产过多销不掉的产品，速度也能快起来；拼设备，打乱正常的生产秩序，速度也能快起来；甚至弄虚作假，速度也能快起来。这样的速度是一时的或虚假的，而带来经济大起大落的后果则是严重的。所以，“六五”期间与其强调速度，不如强调效益。这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战略方向问题。我们当前强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不宜片面强调速度，这当然不是说速度越低越好。每个时期都必须有一个适合当时情况的经过综合平衡的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是，求得一定的速度，不能光靠强调提高速度本身，而要靠强调提高经济效益。长期来，我们习惯于重视抓速度，不善于重视抓效益。实践告诉我们，光强调速度会忽视效益，而强调效益就可能出速度。这当然也不是说，效益等于速度，但经济效益高是经济发展速度的基础。经济效益表现为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实物形态的社会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迅速增长，有可能加快扩大再生产，价值形态的国民收入增长多，可以提供充足的资金，加快经济建设。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速度和效益是统一还是背离，主要表现在是否能正确处理如下几个关系。
一是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的关系。微观经济效益是宏观经济效益的基础和实现的手段，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是提高微观经济效益的目的和出发点。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提高经济效益，不仅要求各个企业单位讲求经济效益，而且更要讲求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或者说，要全面地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提高宏观经济效益，主要靠协调的比例关系，合理的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提高微观经济效益，主要靠企业的活力，职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经济管理体制的合理化，组织结构的合理化，则对提高宏观和微观的经济效益都是十分必要的。从宏观和微观的关系上说，企业单位是社会经济的“细胞”，没有一个个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当然也就不会有良好的宏观经济效益。但是宏观经济效益并不是微观经济效益的简单相加。一般来说，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发生矛盾，微观经济效益好的，对提高宏观经济效益不一定有利；反之，微观经济效益不好，而对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有利。这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按照局部服从全局和兼顾各方面利益的原则正确地加以处理，保证实现良好的宏观经济效益。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的表现。所谓经济建设的新路子，首先是要解决宏观经济活动问题，包括发展战略、发展目标的适当制定，经济结构的合理安排，发展的次序和方式的正确选择，等等。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是否正确，对整个国民经济效益具有决定意义，最大的浪费往往是这些方面处理不当造成的。当然，不解决微观经济活动方面的问题也不行，否则，即使有正确的宏观决策，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现。只有实现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的统一，全面提高经济效益，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才是实在的，没有水分的。反之，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长期的严重的背离，经济效益时好时坏，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就不可能是实在的。
二是产量和质量的关系。片面追求产量，不讲质量，把原材料、能源都消耗掉了，生产设备也被占用和磨损了，活劳动也投入了，虽然产品数量增长很大，速度也出来了，但质量差，甚至是废品，经济效益很低，不仅不能在同等消耗条件下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产品，甚至把已经创造的社会财富白白浪费掉。因此，我们处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一定要着眼于抓质量，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增加产量。产品质量好对速度和效益的意义很明显，同样的消耗可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必然表现为最快的速度。机械产品质量好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产品质量好，精密度高，效率高，节省消耗，又能生产出优质产品，创造出最优的速度。当然没有一定的数量也无所谓质量。把数量和质量统一起来，才是在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上的真正实在的速度。而量多质劣，经济效益很差，是一种有水分的速度。
三是增加产值和增加收入的关系。片面追求产值，消耗大，成本高，虽然产值增长很大，速度也出来了，但在总产值中，转移的价值大，新创造的价值小，投入多，产出少，增产不增收。1980年同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 .1倍，国民收入只增长4 .2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只提高1倍，片面追求产值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经济建设中一条重要教训。从物质消耗占社会总产品的比例看，“一五”时期为44 .3%，1958—1979年平均每年为52%；如按“一五”时期水平计算，近22年由于物质消耗增多，平均每年多消耗290亿元，从每个劳动者平均创造的国民收入看，1958—1979年平均每年增长2 .9%，比“一五”时期增长速度低3.5%，即一年少提供国民收入200亿元。经济效益是对经济活动的综合性反映，就物质生产来说，表现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或者说，以同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或以最小的投入获得同量的产出。一头是投入少，也就是平常讲的节约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消耗，降低成本，一头是产出要多，即创造更多更好的为社会需要的各种产品。就价值来说，表现为产值、国民收入、税收和利润等。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就要正确处理增产和增收的关系，转移价值和新创造价值的关系，成本和利润的关系，投入和产出的关系，费用和效用的关系，概括地说，要正确处理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和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关键是要降低成本，降低消耗，消灭浪费。只有那种既增产又增收，投入最少，产出最多的产值增长的速度，才是在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上的实在的速度，没有水分的速度，而那种增产不增收，投入大、产出少，工农业产值增长快、国民收入增长慢，这种速度，经济效益很低，是一种有水分的速度。
四是产和销的关系。长期以来以产定销，不是以销定产，造成货不对路，积压在商业部门和物资部门的仓库里。这样，生产部门的生产任务算是完成了，产值也上报了，利润上缴任务也完成了，企业利润提留也留了，工人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奖金也发了，速度也出来了，但从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全过程来考察，实际上产品没有卖出去，没有被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所消费，其使用价值和价值均未实现，国家实际上没有增加收入。相反，因为积压和贮存而要相应增加管理费用，最后导致降价处理，甚至变质报废，国家还要受损失。这一方面是由生产货不对路所造成，另一方面，流通渠道少，环节多，商品流通过程滞缓，也是重要原因。所以正确处理生产和流通的关系，是使速度和效益统一的重要一环。一定要变以产定销为以销定产，要按照社会需要进行生产，改革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搞好产品升级换代，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相应地改善流通，做到产品适销对路，货畅其流，使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更快更好地实现。这种产和销，生产和流通的统一，经济效益比较好，是没有水分的实在的速度。而那种产和销相脱节，经济效益低，是一种有水分的速度。
五是投资数量和投资效果的关系。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强调速度，一谈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就采取增投资，增设备，增人员，搞新建项目，扩大基建规模，重重工业轻农业和轻工业，重积累轻消费，重新建扩建轻原有企业的改造，片面追求增加投资数量，忽视投资效果。投资很多，浪费很大，效果很差，发挥的作用很小。我国“一五”时期以来工程造价成倍地增加，建设周期成倍地延长。固定资产形成率“一五”时期为83.7%，“二五”时期为71 .4%，“三五”时期为59 .5%，“四五”时期为61 .4%。如果维持在“一五”时期的水平，1958—1978年，可以多形成固定资产1000亿元。每增加1元国民收入需要的投资数，“一五”时期为1 .68元，“四五”时期为3 .76元，增加1倍以上。如果维持“一五”期间的水平，“四五”期间可以多增加国民收入3000亿元以上。基建周期（大中项目）“一五”时期平均为6年，“五五”时期延长到12年。如果建设周期缩短到“一五”时期最高水平，一年可节约100亿元。实践证明，不切实际地追求高速度，必然带来生产的低效率，超越客观极限的高积累必然带来积累的低效益，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降低，形成社会生产能力又小又慢，流动资金周转缓慢，投资效果即积累效果很差。从百元积累提供的国民收入看，“一五”时期为35元，1958—1979年期间年平均为19元，减少54%，如按“一五”时期水平计算，近22年由于积累系数降低，平均每年少提供国民收入700多亿元。在提高投资效果基础上的适度增加积累，扩大生产，这种经济增长速度，是实在的没有水分的；反之，超过极限的高积累，重基建，投资大，效果差，必然是一种水分很大的速度，以致造成国民经济恶性循环。
什么是实在的速度，什么是有水分的速度（这里讲“水分”是把弄虚作假除外的），如何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以上列举了五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当然，还可以列举若干方面的关系，如采用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的关系，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关系，等等。研究和弄清速度与效益的关系，目的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在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上求速度，创造出更多的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增加国民收入的途径：一靠增加劳动量；二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三靠降低社会产品中物质消耗比重。增加国民收入的这三条途径，虽然对我国经济发展都是现实可行的，但它们的经济意义和作用却不尽相同。靠增加活劳动量来增加国民收入，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劳动生产率至少不降低；另一个是一般总要伴随有消费基金的增长，要求有相应的消费品供应。如果3个人的活5个人干，劳动生产率下降，不可能创造出新的国民收入，等于浪费活劳动。在消费品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情况下，这种办法往往会加剧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和消费品供应之间的不平衡。加上劳动生产率不能大幅度提高，追加的活劳动消耗量不仅不可能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提供多少积累，反而会使国民收入中的积累部分减少。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国民收入就不同。从国民经济的宏观角度考察，除大规模设备更新外，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不引起积累基金的急剧增长。特别是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点放在原有企业，更是如此。当然，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增加国民收入，活劳动消耗量也会有所增加，从而也要求相应地追加消费基金，但是比起单靠追加活劳动量来增加国民收入，消费基金的支出要少，提供的积累要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引起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增加，国民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又能促进单位社会产品成本和价值量的降低，反映着社会劳动的节约。在积累不能过高的情况下，通过这一途径创造更多的国民收入，对我国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里要正确处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就业的关系。从全局看，要尽可能多地安排劳动就业，尽管这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矛盾，但只要我们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使新投入的劳动和新增加的生产手段与劳动对象相结合，特别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多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参加生产，以增加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这种办法是完全可行的。我们要力争既扩大就业又使劳动生产率不降低，并进一步提高。至于降低物质消耗，既能增加国民收入，又不需要追加投资，更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总之，提高经济效益，是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也是衡量一切经济工作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志，不论是生产、建设，还是流通领域，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然而应当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求速度。只有善于用唯物辩证法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把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才能实现经济效益又好、增长速度又快的目标，把我们的经济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此文刊于1982年7月《浙江学刊》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