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指出：“无论是治理整顿期间还是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之后，都必须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方针。”这是对新中国成立后40年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历史总结，也是今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所谓持续发展，是指延续不断的长期保持正常的经济增长；所谓稳定发展，是指经济发展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范围之内，力求减少经济周期波动，实现平衡发展，避免发生大起大落；所谓协调发展，是指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保持合理，各产业部门之间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说到底，就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是最有效、最可靠的。我们要在改革开放中，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正确结合起来，切实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一
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它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形成新型的结合方式。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因而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是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间接结合，中间横隔着一个剥削者———资本家。这必然造成劳动者的贫困化和片面发展，以及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既是直接的生产者，又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劳动者直接用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劳动成果归劳动者共同所有，从而实现了直接结合。在这种新型的结合方式下，由资本主义结合方式所产生的各种弊端归于消失，而代之以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增长，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持续不断增长的根本动力和基本源泉。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存在，使国民经济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决定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必要性，而且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成为现实可能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必然发生作用，要求实行计划调节；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商品经济，既体现国民经济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又体现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性、灵和性和进取性，从而形成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模式，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可见，社会主义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由于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基础上，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追求利润，全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统一的生产计划，社会化生产客观上要求的比例关系，就得不到统一的计划调节，只能通过盲目的市场竞争，这就是必然造成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条件下，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只能通过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来得到暂时的强制的实现。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协调性，是必然的和长期的，出现稳定、协调发展是偶然的和暂时的。
历史经验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凡是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时期，经济年均增长率就能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经济结构趋向合理，整体效益稳定提高，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国民经济运行处于良性循环。反之，凡是破坏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出现大起大落的时期，“大起”导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出现低效或无效投入，以及人、财、物的浪费；“大落”造成社会生产和建设的巨大损失，导致国民经济发展更慢，使国家和人民都要直接遭受严重的损失和困难。因此，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是社会主义经济繁荣发达的需要，也是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二
新中国成立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发展规模空前增长，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反映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规模的最重要指标———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1988年是1952年的21 .01倍和10 。98倍，平均年增长速度分别显8.8%和6.9%；反映经济实力的最重要指标———全国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1952年为240 .6亿元，1987年突破1万亿元，达到10200亿元；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1980年人民币和美元的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仅50美元左右，到1988年约497美元（按当年官方汇率计算为338美元）。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使我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在这段时间里，从总体上讲，虽然国民经济实现了较大发展。但是，从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来看，也曾发生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洋跃进”和“经济过热”这样四次大起大落，造成了经济发展不稳定的局面。这四次经济发展不稳定局面的发生，固然有其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原因，然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共同的，这就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新中国成立40年当中，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犯急于求成的毛病，确实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认为，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缺乏实事求是从国情国力出发，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是首要原因。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迫于国际环境的压力，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急于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心情，常使我们在制订经济发展战略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脱离国情，超越国力，容易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盲目发展，好大喜功的毛病。它表现为：过高地估计经济发展的有利形势，过高地提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要求，以及过高地估计走出困境、处理危机的能力。因此，每当我们的日子好过一点时就头脑发热，幻想出现经济“奇迹”，实行经济跃进，而每一次发动的经济跃进，结果无不陷入经济衰退的困境之中，导致经济的重大损失。这已是多次的深刻教训，吸取这一教训，必须实事求是地估计国情国力，一切从国情国力出发。应当看到，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作为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的增长只能是个渐进的过程。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50美元增加到7000美元，花了200年时间，日本经济增长较快，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00美元增加到3000美元，也用了100年时间。中国发动工业化的时间迟，起点低，又受到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生态脆弱、能源紧张等多重约束限制，不可能指望短期内出现经济奇迹。中国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积累、渐变，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只要我们力求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经济发展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范围之内，最终必能实现较快的增长速度，较好的经济效益，较大的社会进步。
其次，缺乏一套完善的决策制度来保证经济决策的科学性，这是屡犯急于求成毛病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在改革旧的经济体制中，要注重决策体系的改革。重大的经济决策一定要集思广益，反复论证，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要注重调查研究，既认真总结吸取历史经验，又全面分析经济发展的现状，扬长避短，力求符合客观实际。要重视开展关于政策的正效应及负效应对策的全面研究。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一经权力机关通过，就必须严格执行，不能随意修改和变动。只有这样，才能从决策制度上避免犯急于求成的毛病，保证经济的稳步发展。
第三，高度集中的体制和改革的单项突进，政策不配套，不完善，是产生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倾向的机制上的原因。这主要表现在：或者权力过分集中；或者微观经济机制活了，而宏观调控机制尚未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和各个企业的激励机制有了，而缺乏约束机制。因此，企业短期行为和政府短期行为同时并存，互相助长，导致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经济过热。要根本扭转这种状况，只有深化改革，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并且在新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形成的同时，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以防止盲目发展；在运用激励机制的同时，建立配套的约束机制，保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规范各自的经济行为，以防止发生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在考核各级政府和干部的政绩时，应以政策和计划为标准，全面衡量，不能片面地以“速度越快越好”为标准，对于不合理的快和多，不应给予鼓励，而应给予批评，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还应追究行政的和法律的责任。这样，才能从建立合理的经济运行机制这一根本环节上，防止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经济过热现象的发生。
三
当前，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是克服经济困难，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正确途径。借鉴历史经验，针对经济发展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应切实抓好如下几个环节：
一是要切实搞好总量平衡，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必须加强和改进综合平衡，做到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的各自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平衡。这些做到了，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也就大体上平衡了。经过一年多的治理整顿，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有所抑制，过高的工业生产速度有所回落，物价涨幅趋缓，解决总量失衡问题略见成效。但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有限度的买方市场随时可能反弹，重新变为卖方市场。为了巩固和扩大治理整顿的成果，要求我们对总量的控制不能放松。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深刻的教训。这就是1985年紧缩了一下，1986年因惊呼“滑坡”，又放松了，1987年第三季度开始“双紧”；1988年不等“软着陆”又起飞了，结果不仅前功尽弃，而且使问题越积越多，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我们一定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再重复那种“一紧就叫，一叫就松，一松就胀”的恶性循环了。要真正实现总量控制，一方面，要压缩总需求，解决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为此，应继续压缩投资总规模，切实控制消费需求的过快增长，坚决实行从紧的财政信贷政策。另一方面，要增加有效供给，特别要增加能源、原材料，农用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需要的生活消费资料。
二是既要消除经济过热，又要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经济过热”降温，工业增长速度回落，这是治理整顿初见成效的表现。1989年后几个月增长速度确实减缓了，但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要做瞻前顾后的综合分析。1989年的工业增长，是在1988年经济过热、增长过猛的大基数上取得的。如果用这两年总增长与1987年比，平均每年递增约10%，如果用1989年全年工业速度与1988年比，估算增长7%左右。这两个数字显然都不低。而到2000年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按测算工农业总产值只要年平均递增7 。2%，其中工业产值递增稍高一些即可，我国前几年工业产值年递增10%以上，因此后几年只需递增6%～7%就足够了。
实践证明，我国工业产值增长速度过高了不可能，太低了日子也不好过，供求紧张的矛盾会进一步加剧。从1989年后几个月工业产值增长速度回落较猛的趋势看，特别是我省出现了负增长，确实面临着一个防止或阻止“滑坡”的问题。在治理整顿中，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组织领导，千方百计解决好当前工业生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坚持紧缩的方针，但在实行过程中又要区别对待。对能够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大中型企业，应该网开一面，在资金、原材料和能源等方面予以积极支持和必要保证；对乡镇企业的作用要予以肯定，各级银行要对乡镇企业所需的流动资金适当予以支持，增加必要的信贷数额；要开拓市场，搞活流通，使货畅其流，摆脱市场“疲软”的困境，从而使生产逐步回升和平稳发展。
三是要搞好产业结构调整，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合理的产业结构是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基础。近几年，产业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导致经济效益低，发展后劲不足，成为经济发展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
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主要应遵循的原则是：（1）协调发展原则，即某些地区、某些产业的较快发展必须建立在总体平衡的基础上；（2）效益最佳原则，即在保证总体协调的前提下，加速发展那些宏观经济效益最佳、资源利用最合理的产业；（3）消费导向原则，即产业结构要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尽可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4）技术进步原则，即要建立有利于采用先进技术的产业结构、优先发展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技术水平起关键作用的产业。据此，当前调整产业结构的具体方向是：加强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改变农业基础削弱，交通运输滞后，原材料短缺，能源紧张的局面；压缩过大的加工工业规模，提高传统加工工业的发展层次和技术水平，限制那些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原材料不足的行业；全面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优质产品和新产品的比重；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发展横向联合，积极组建企业集团，提高规模效益，扭转不合理的小型化分散化趋势。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趋向合理，必将大大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此文1990年4月刊于省委宣传部《理论学习》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