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面临着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探索新路子，把改革开放推向新阶段的紧迫任务。
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只有通过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更加充分发挥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这个11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国民经济大幅度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人们精神面大为改观，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进一步发挥。这不仅使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外国朋友惊叹不已，连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在坚持自身改革的过程中，才能逐步走向健全，走向完善，走向成熟。10多年的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被革除掉不少，但是，我们还应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制度仍然存在许多弊端，亟待革除，使其达到完善和成熟阶段，还有很大距离。因此，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才能使社会主义尽快走向完善和成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是关系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关系着社会主义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问题。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二要探索改革开放的新思路。实践证明，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有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探索改革开放新思路的过程，也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二者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当前，进一步解放思想，探索改革开放的新思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如下几个关系。
一是改革开放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基本途径。恩格斯早就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我们党提出的改革，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要进行全面改革，并把改革作为自身发展的重要动力，从根本上说，其源盖出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这种基本矛盾运动，决定了改革的必然性，决定了现阶段改革的迫切性，也决定了改革将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全过程的长期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能够容许生产力以资本主义所不可能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它的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不完善，还存在着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又是相矛盾的。这一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只有通过自身改革，调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革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和羁绊，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就表现在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主义就缺乏吸引力。只有加快改革步伐，用较快的速度把经济搞上去，综合实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才能更加坚定，我们才能有效地抵御国际资本主义的腐蚀。同时，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的制度，社会主义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只有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成果，引进外资，以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自力更生能力，增强综合国力和和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使社会主义经济得到更快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在同资本主义制度较量和竞争中得到巩固和发展。因此，那种把改革开放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把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改革开放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混为一谈，动摇和怀疑我们党的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在改革开放工作中，左顾右盼，小手小脚或者甚至裹足不前、无所作为，是完全错误的。
二是改革开放和国情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提出的改革开放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总目标的。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要弄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首要的一点，就是清醒地、科学地分析我国的国情。从国情出发，其核心就是从当前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实际状况出发。生产力状况不仅是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对判断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也具有根本性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是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标志。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与这种社会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发展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从落后到发达的发展，通过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由不完善走向完善，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由初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但是，以国情为出发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逾越的。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然具有初级阶段的许多特点，只能从实际出发，按其固有的规律办事，而不能把现阶段必然出现、应该允许存在的东西简单加以排斥，也不能超越阶段，把将来才有可能办到的事情放到现在来办。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不完善、不成熟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只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了，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走向完善和成熟。那种思想不解放，改革胆子不大、改革迈不开大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正确认识国情。不从国情出发，不了解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革必须从国情出发，只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都应该允许存在和发展，反之，凡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都应该革除。省、市、县的改革开放要从省情、市情和县情出发，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目标，大胆地、创造性地探索改革开放的路子，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三是改革和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关系。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实践证明，10多年来，改革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改革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智慧和才能的发挥，创造了诸多机遇和良好环境，改革使人民普遍地得到实惠，从而大大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我国的改革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决定的因素是因为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热情参加。改革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决定着改革必然取得成功。然而，我们应该知道，改革是一场革命，是深刻的社会变革，在一定意义上，它同历史上任何革命或变革一样，在革命或变革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所“失”，但是这种“失”与革命或变革所获得的巨大利益相比，是极为微小的。革命或变革中不可避免地有所失，要支付一定代价，不要怕有所小失，不要舍不得付出微小的代价，要坚信改革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是如此。改革的实质是权利的调整，在这种权利调整中，必然会有得益程度的不同，按照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得益高低的差别存在是合理的。至于少数人得益较少以至失大于得的情况也可能发生，这肯定是暂时的，是可以改变的。比如，目前深化企业改革，进行劳动、分配和人事制度的改革，打破“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分配能高能低”，“上岗靠竞争，收入靠贡献”的激励机制，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在这种激励机制中，谁上谁下，谁进谁出，谁高谁低，机遇是平等的，取决于各人的勤奋程度和技能高低。这种激励机制的建立，大大增强企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有力地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职工收入也会随之而增加。反之，企业不进行这三项制度改革，不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企业发展缺乏活力和动力，效益低以至亏损，最后导致企业破产，而企业破产的风险，到头来还是要企业全体职工来承担的。所以，企业三项制度的改革同职工利益是一致的。有人把企业三项制度改革同职工利益对立起来，显然是因为对这一改革的实质和意义缺乏正确认识。
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必须在全面回顾和认真总结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探索9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思路。如果囿于80年代改革老路子，甚至想退回去，这就陷入了一种新的思想僵滞，有碍于开创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以放权让利为重点，这对冲破几十年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体制，调动两个积极性这一个难点问题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在当时是必要的；90年代的改革则应把重点转到经济机制的转换上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实践证明，机制转换巳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革基本目标的关键。
企业改革，20世纪80年代以实行企业承包制为主要内容，这与当时放权让利户改革高度集中管理体制相联系，是解决国家和企业关系的一种有效形式；90年代，深化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应以落实企业自主权为中心，实行人事、劳动和分配制度的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这是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标志，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所有制结构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要求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适当发展。这一改革改变了长期以来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单一公有制和公有化程度过高的弊端，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90年代要继续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适当发展的方针。然而，对此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为了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所占的比重上限制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适当发展，甚至采取急于过渡，把它改造为集体经济的办法；另一种是加快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增加资金、技术的投入，发展公有制经济，特别是通过改革，探索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包括产权制度改革和发展股份制，转换机制，增强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使公有制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效率超过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以此来发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加强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管理和引导。显然，前者是新的思想僵滞的表现，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是不可取的；后者是符合现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一种可取的改革新思路。
金融体制改革，20世纪80年代以改革金融机构，分设专业银行，建立和加强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为重点。90年代，除进一步加强人民银行的地位和作用，搞活专业银行经营机制，巩固和完善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强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之外，要积极探索集资和融通资金的新途径。比如，采用发展证券市场、发行债券和股票等办法，变消费基金为生产基金，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债券和股票是商品经济发展条件下采取的一种有效方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深圳、上海等地试验成功就是明证。
20世纪80年代，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重点放在发展对外贸易、出口创汇上，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90年代，除继续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之外，重点要放在引进外资方面，包括吸收外商直接投贤和积极合理有效借用外债。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和各种专门人才，这将成为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素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从浙江实际出发，应加强规划和引导，扩大和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水平，在引进外资中，投资重点应放在“打基础、上水平、增效益”的产业和项目上。要把利用外资同改造改组传统产业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结合起来，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嫁接”，加快企业技术改造，促进结构调整。特别要引导外资投向急需发展的能源、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和原材料工业，以及电子、机械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关键项目上。要坚持在高起点上兴办“三资”企业，重点放在技术层次高和出口创汇型以及替代进口的项目上。要坚持大中小项目一起上，重点放在大中型项目的引进。总之，要在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求得新的发展，把我省外向型经济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进展较快，成效显著，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开始起步，但进展迟缓。90年代，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要采取同步改革的新思路。如果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起来，而政府机构及其职能没有相应的改革和转变，仍习惯于以行政手段为主，直接管理商品经济，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成功。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提出这些新思路，有的是前10年来曾涉及过的新领域，有的则反映了改革由浅层次向深层次的转换和拓展，有的是对前10年改革中某些已见成效的发展模式的升华。同前10年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开放将大大拓展和深化。新思路的不断提出，反映了人们对更深层次改革开放的探索和思考，是服从和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
邓小平同志说过：“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144页）让我们以此作为座右铭，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以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历史责任感，奋发进取和开拓创新的精神，真抓实干，创造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四大的召开。
（此文1992年4月刊于《理论学习》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