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与当代之生死哲学
在进入本书正文之前，有必要对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之特点及与当代人之生死问题相系的一面先进行一番论述，以期让我们知晓：
当代人要解决生死大事，必须从中国古代与现代贤哲的生死智慧出发。一般而言，所谓人生包括生命与生活两大方面。生命是人生的存在方面，指生命体的存活过程；生活是人生的感受方面，是人们当下此在的活动与感觉。本书认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之内核是生命哲学，它既是儒学的核心，更是道家、道教及佛学的主要论题，形成了中国人生哲学鲜明的特色。但是，仅仅关注于生命问题，乃至把生命视为人生的一切，必然走向对人之生活问题的忽视，甚至贬抑，这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而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运作充分地凸显人的个我性，与传统社会相反，人们走向专注生活而不思生命的问题，从而形成一系列新的现代人生困惑及社会问题。所以，必须在充分吸取传统人生哲学资源的基础上，发展出把人生问题与死亡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之生死哲学，使现代人既重视生活问题亦关心生命问题，以获得更好的生与死之品质。生命哲学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主要以儒释道（道家、道教）为主体，它是一种以生命问题为核心，以人性论与道德论（得“道”论、佛性论）为两翼，以成圣成贤（得道、登仙、成佛）为终极目标的学说体系。
其根本的理论宗旨在于通过对生命本质的求索，证明人之本质的道德性（或与道之同一性，或为佛性），从而使人们超越现实的具体生活而达到生命存在的本真，并进而成圣成贤、成仙了道或成佛。
（一）儒家的安贫乐道孔子曾经自道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四书集注》，朱熹注，岳麓书社1989年版。又曾称赞颜回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同上。在艰苦贫乏的物质生活中，颜回独能保持快乐；而他人见其如此，有不胜之忧虑。孔子不仅生活艰难，且时运常困顿，其他的人在此境况下早已是愁眉苦脸了，而孔子却独能乐亦在其中。这并不是说，孔颜皆自足于贫贱困境，喜欢这种十分艰苦的日常生活，而是他们将生活之状态与生命之境界严格地加以区分，认为在生命的层面去“求道、得道”并能“守道”，就能获取最大最根本的人之生存的价值，故而可乐。而日常生活中的状态是贫还是富，是达还是穷皆无足道哉。因之，宋大儒周敦颐写道：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周敦颐全书》卷三，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43页。“小”与“大”之区别，正在于生活与生命之分。关键在“处之一”，即人们无论在富贵里还是贫贱中，皆能以生命之价值为重，而视生活为次；生命的满足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生活状态如何则可以不必在意的。由此，人们便可在贫穷困苦的生活中保持人之精神（生命）的大快乐。
（二）道家的“与道为一”老子云：“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抟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新解》，杨润根著，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一”者，道也，人们若能与“道”为一且不离，就能复返“婴儿”之天真且无知无欲无为之生命之境，是谓“玄德”。人对“道”之所“德”，实际上便是将肉体感性之生活完全合一于生命中之“道”，如此，便将人的有限之生活由“道”的无穷之途径而趋于生命存在的无限，是为“长生久视”，是为“死而不亡”。
由此，现实的日常生活在道家哲人的眼中，也被置于次要之地位，只有那种有“道”之生活，即表现生命永恒之生活才是有价值的，而无生命之“道”的生活不啻如粪土一般：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曰：“千金，重利也；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牲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司马迁著，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495页。追求生活与生命之道合一，使庄子拒绝了“厚币”与“卿相”之诱，宁过一种“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的生活。可见，儒道思想虽差别很大，但在凸显生命价值高于和重于生活意义这一点上，两者却是共通的。当然，道家亦有其与儒学的不同之处。其思想虽然也以推崇人之内在生命为主，强调人们应该“清心”、“寡欲”，但同时也十分重视人们的世俗生活，只不过道家的思想家们追求的是一种艺术化的世俗生活（实为与生命之道合一的生活）。所以，老子要求人们复返“赤子”与“婴儿”的状态，过一种无知无欲的自然无为的生活；而庄子则要求人们摆脱一切观念的和现实社会的约束，是为“无所待”之“逍遥游”——绝对的精神与行为的自由，此即与“道”合一的生活，其理论宗旨仍然是要人们透过日常生活去显露生命存在的本真。
（三）佛教的“涅槃”佛教与儒道的区别当然很大，但它们在视生命存在高于一切的方面则有共通之处。儒家视人之道德生命至高无上，道家视人之得“道”之生命为最高，佛教则把人们实现“涅槃”的不生不死之永恒生命当作人生最高追求。佛教不仅指人们的日常生活无意义皆空幻，而且认为人们的现实生命亦无价值，亦空幻。因此，人们必须放弃世俗的生活与生命，趋于“涅槃”之境，此时此地，人们的生命获得了最高价值，生活也臻于最大的意义——是为不死不生之永恒幸福。《游行经》云：“佛为海船师，法桥渡天人。亦为自解结，渡岸得升仙。都使诸弟子，缚解得涅槃。……戒定慧解上，唯佛能分别。离苦而化彼，令断生死习。”《佛教十三经》，骆继光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可见，儒佛道三家都强调对人的世俗生活必须有所规范和限制，当然，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儒家以礼仪规范来克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欲望，但不否定人们日用庸常的意义；道家以“无为之道”为人们生活的核心，要在使人之生活艺术化和美学化；而佛教则以清规戒律来窒灭人们世俗的追求，要求人们放弃生活返归生命。一为入世，一为遁世，一为出世，但却都表现出以光大人之生命（此生之生命与来生之生命）存在而贬抑人之世俗生活的品格。
（四）道教的“福禄寿”至于中国本土生长出的道教，则又与儒佛道家有所区别，它主要是沿着道家不拒绝世俗生活的路子走下去，从“保身全生，以尽天年”、“自然无为”、“逍遥之游”、“神人真人仙人”等等观念发展成一种极为关注普通百姓之日常生活的宗教系统。简言之，道教以求人间之“福、禄、寿”为宗旨，创设出一整套的仪式、法术、神仙系统，包括内丹外丹等等。所以，与儒、佛、道家的观念皆只重人之生命不同，中国道教对现实中人的世俗生活给予了最大的关注。但值得指出的是，中国道教并不是忽略人之生命，只是把人之生命与生活融为一体，认为人生活本身的满足便是人生命的安顿之处和最大的价值所在，《列子·天瑞篇》云：孔子游于太山，见荣启期行乎成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
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诸子集成·列子注》，上海书店1990年版。“常”与“终”实为世俗生活中所现之“道”，一个人只要是在生活过程中安于所处，足于所获，便能够远离忧愁获得快乐。不过，《列子》一书仍有着浓厚的道家气息，后演变成《冲虚至德真经》，成为了道教的经典。道教的宗旨就在于从求得人们世俗生活快乐与幸福出发，运用咒法、符箓法、斋醮、内外丹、“服气”、导引、辟谷、房中术、行善修德等等，来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皆成为有福之人、有禄之人、有寿之人，甚至“白日飞升”，成仙了道。这些世俗生活上的极致状态，在道教思想家看来，也就是人的“性”与“命”的最完善的境界。可见，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时期发展而出的儒、释、道（道家与道教），在人生问题上，既有相同的地方，亦有相异之处。不过，在思路上则基本上有两种类型：儒家、释家、道家皆重生命安顿、生命本真、生命超越，而道教则重生活的快意与幸福，这可以说是儒家释家道家和道教在人生哲学上最重要的分水岭之一。由此，二类不同的观念存在着一定的相斥性。不过，中国文化最最显著的特色亦是其优异之处，就在于她的融会贯通性，四种最为主要的思想资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既相斥亦相合，既互为批评又相互吸收，从而形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并对传统社会里的中国人产生了极大极广极深的影响。生活与生命如前所言，人生是生命与生活的统一体，人之生活必须以生命为基础，无生命安有生活？另一方面，人之生命又必须由生活而显现，无生活又怎能谈得上生命？两者密不可分，互为表里，但偏重于（偏向于）任何一方都会造成不同的问题。由此视角来看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便能察觉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古代儒家的人生哲学通过对人性、人之本质道德性的先在性和本根性的论证而凸显人们生命意义的重要性、绝对性，从而得出感性生活的次要性与从属性。这固然能使人们从日常生活的感性享乐中超升出来，专注于道德生命的修养，并径由君子而贤者而圣人。可是，对人们感性生活的忽视甚至排斥，使人们生命的活力无从显现，使人之生活走向干枯而乏味。因之，中国古代社会对人性、人之欲望、人之自由的压抑甚至是摧残都是惊人的。此外，中国历史上为何有那么多的所谓“伪君子”、“假道学”、“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人与现象，就是因为一方面人们出于外在压力而必须表现出对道德生命的无限祟仰和追求；另一方面，人们又无法忘怀感性生活的诱惑。
生命与生活的紧张便造成人们内与外的脱节，知与行的背离，灵与肉的混乱。所以，“知”与“行”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乃至近现代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古代之佛教出现的问题亦复如此。佛学要求人们“看破红尘”，由“戒、定、慧”三学而知世上一切事物皆无实相，皆空幻，人又何能求，进而则何所求？从而使人们专注佛法修炼，终则超越世间、超越生死，入不死不生之“西方极乐”。这无疑对净化人类的心灵，抑制人们的物欲，行善积德等有相当的作用。但其凸显的是人之未来（来世）生命存在的无限性追求，贬低的是人之现世的感性生活，看不到现实的生活亦是人生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人之生命必须要由人之生活才能显现。中国古代之道家追求与“道”合一的人生，认为在“自然无为之道”的层面上，可以把人之存在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的感性生活统一起来，以艺术化的与审美性的生活展现生命存在的全部内涵。其求之也高，其意境也远，但对芸芸众生而言，实在是既无法落实生命的存在，又看不到现实生活究竟如何展开。由此发展而出的道教，则倾向于消解人之生命的问题，将一切人生的问题皆归之于感性的生活，因此才会有对“福、禄、寿”的孜孜求取，但却常常陷入了“采阴补阳”，炼“金钢不坏之身”，或求“长生不老”等等媚俗的而又无法实现的尴尬境地。可见，在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儒佛道（家）皆偏重于“生命”存在而比较地忽略人们日常的感性“生活”；而道教则偏重于人们感性的日常生活而忽略了人内在生命的存在面。应该说都有其优长的方面，亦有其问题的一面。如果我们将目光从古代转向现代，会发现在生命与生活的问题上又出现了另一方面的偏向。现代人之生存危机现代人之人生的最大问题在于：与中国传统儒释道所坚持的生命高于和重于生活的观念相反，人们大多倾向于、埋首于、专注于物质性的感性生活而忘怀了生命的层面，从而常常出现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的危机。
已经逝去的20世纪，主要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不断地深入及利用这种知识改造自然以适应人们需要的世纪。人们有理由对过去的世纪感到自豪，因为人类在这个世纪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吃穿住行用等等各方面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人们存在的空虚感正在迅速地蔓延，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人们在生活中，不断地去求这求那，这有两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