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不是为外在的声名去“忠”去“孝”，而体认到忠孝是天道所必然，乃是本己份内事，那么，在文天祥看来，才是真正之“忠孝”。他自己是这样想的，亦是如此去做的。所以，在文天祥的思想中，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影响很大，他认为：“圣贤岂别一等，夫人为之。苟有六尺之躯，皆道之体，不可以其不可能，而遂自暴自弃也。”《何稀程名说》，第401页。“道”贯宇宙万物，自然亦在人体之内；既如此，人们岂不能为圣贤？许多人自托于不能，故而无所作为，甚至胡作非为。天祥认人六尺之躯皆“道”之体，当然觉得人们这样做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人们要做圣贤，关键就在自强不息：“《乾》称进德者三，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圣人复申之曰：终日乾乾，行事也。君子之所以进者，无他，法天行而已矣。进者，行之验；行者，进之事……《书》曰，‘行之惟艰’；《语》曰，‘行有余力’；《中庸》曰，‘利行’，曰，‘勉行’，曰，‘力行’。皆行也，皆所以为进也。”“君子”自强不息的表现即在每日每时之“行”。在文天祥看来，道之“不息”化为人生准则，就在于人生中践履不息，完成自己作为人在世上的责任和义务。为此，人们必须时时处处进行人伦道德的修养。在此，文天祥特别指出了“敬”与“诚”的重要性：“夫川之水，道之体也；山之泉，性之象也。是故善尽道者，以敬而操存之，则犹之川而不息焉；善尽性者，以敬而涵育之，则犹之泉而不杂焉。”《吴郎中山泉说》，第399页。“敬”是谨慎，“诚”是不妄。人们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以道德的准则谨慎地处事，无时无刻都能够真心诚意地待人，“不欺诈，无矫伪”，那么，道德上的修养便达到了一种较高的境界。文天祥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明白“天道”与“人道”合一，也知晓其内容是忠孝仁义，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人们必须以这种认识为基础，孜孜不倦地进行道德的修养，直至把一己之身的“理”（“道”）发显出来，成为生活中的自觉行为，方为“人道”的完成。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天祥之死，亦即其一生追求的“人道”之毕。为了完成“人道”，在文天祥艰难的人生旅途中，在他“求死”之路上，还发生过一些耐人寻味的插曲，试举三例明之。其一，是宋德祐二年（1276）正月二十日，除右丞相兼枢密使而不拜却去凶险无比的元军大营谈判的文天祥被无理扣押，次日，南宋太皇太后派贾余庆等赴北营奉表献土，南宋国亡。忠臣为国而尽忠，“职当死”，文天祥所以不死者，如他所说：“我前早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颜军前，寻被拘执。已而有贼献国，国亡，我本当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东，老母在广，故为去之之图耳。”《纪年录》，第706页。文天祥在国亡之际，为图东山再起和尽母孝而知“命”不“亡”。宋景炎三年（1278），文天祥兵败五坡岭，将军死于战场是“理”之所定，所以，他“服脑子”以求一死，却奇迹般的没有死去，此为“命”该如此。后他被元军执往崖山，亲眼目睹南宋最后的覆灭，于“义”当死，但元军守卫甚严，无法蹈海尽忠。其二，是元至元十六年（1279），元军押送文天祥一行七人北上，由广东过梅岭至江西的南安军时，文天祥决定绝食，希望在七八天后到庐陵故乡时能正好死去，他追求的不仅是一种为国“尽节”，而且想得到“善终”，即归葬故土。其做诗云：“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出岭谁同出，归乡如不归。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饥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指南后录·面安军》，第542页。
文天祥还精心地作了安排，作告祖祢文和别诸友诗，派随从孙礼先去庐陵等候，约定六月二日在吉城复命，“公将以心事白诸幽明，即瞑目长往”《记年录·邓传》，第708页。。文天祥曾长期为官江西，且在当地组织抗元，甚得民心。元军因此提高了警惕，过了梅关，就改乘船由水路进发。文天祥原以为六月二日到吉州，却提前了一天到达，而先前派出的孙礼也不见踪影。绝食中的文天祥并没有死去，悲愤中挥笔写道：“英雄扼腕怒须赤，贯日血忠死穷北。首阳风流落南国，正气未亡人未息。青原万丈光赫赫，大江东去日夜白。”《指南后录·发吉州》，第543页。到了此时，文天祥不仅是不惧于死，相反他是求死不得，此怒此恨是何等之强烈！一直到六月四日至丰城，天祥“不食已八日，若无事然”，而他却发现元军根本没有让孙礼上岸。他尽节家乡的愿望至此完全破灭，元军又准备动粗强迫他进食，无奈之下，他放弃了绝食，并写道：“余虽不食，未见其殆。众以饮食交相逼迫，予念既过乡州，已失初望。委命荒滨，立节不白，且闻暂止金陵郡，出坎之会，或者有陨自天，未可知也，遂复饮食，勉徇众情。初，众议以予渐殆，欲行无礼，掩鼻以灌粥酪，至是遂止。乃知夷、齐之心事，由其独处荒山，故行其志耳。”《集杜诗·过临江第八十三》，第646页。在文天祥看来，死在荒野，虽“立节”但“不白”，且他还盼望能有脱逃的可能，又不能忍受元军的动粗灌食，终于放弃了绝食而不死。至此，他还明白了一个道理：伯夷、叔齐之能“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是因为他们在荒无人烟的野外。而一个被执的忠臣要尽节而死，还真是不容易。第三，是令古人也使许多现代人困惑的事情，就是文天祥对其弟投降元军表示理解。文璧与天祥前后中进士，和哥哥官场局促坎坷不同，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在元军大举进攻时，他正知惠州，也曾积极备战。但在锐不可当的元军锋芒前，尤其是在南宋小朝廷已无回天之力的形势下，文璧终于献城以降。
元帝忽必烈听说天祥之弟归降，异常高兴地说：他是“孝顺我底”，并任其为少中大夫，惠州路总管兼府尹，后还屡有升迁。以一般道理推之，天祥必定会对文璧的降元怒发冲冠，要割袍以断手足之情。可是，天祥对此却表现出完全的理解。个中原因何在呢？因为，天祥最重的与“天道”相通的“人道”有两个方面：一为忠，二为孝。古来忠孝难以两全，不过，天祥却找到了一个两全的选择。他觉得，自己一死以为国尽“忠”，其弟文璧却应该留下来为家以全“孝”。当时，天祥之母客死崖山，“权殡于河源县义合乡古氏之里”，等待归故乡安葬；而自己全家死的死，散的散，面临断香火的危险，这是不孝之大者。所以，天祥撰《哭母大祥》一诗云：“古来全忠不全孝，世事至此泪滂沱。夫人开国分齐魏，生荣死哀送天地。悠悠国破与家亡，平生无憾惟此事。二郎已作门户谋，江南葬母麦满舟。不知何日归兄骨，狐死犹应正首丘。”《哭母大祥》，第580页。
“作门户谋”是指文璧降元以承文家的宗祀，而他自己则即便死后也要“正首丘”，保持南宋大臣的节操。“国破”固然使天祥痛心疾首，而“家亡”亦是其最为揪心之事。文璧降元，全家得以保全，因此而可以让其子过继给天祥，以承香火。天祥自然会对文璧降元表示出理解：“吾以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吾得汝为嗣，不为无后矣。”《信国公批付男升子》，第718页。这是文天祥在狱中写给文璧过继给他的儿子的信，表达出自己为“忠”而殉国，文璧等全身以致“孝”，各行其义，无可厚非。天祥之意，是要他这个过继的儿子理解生父的苦心孤诣。因此，如果不是教条地单维地去看待文天祥的忠义，并且联系到儒家孝道的观念，我们就应该理解天祥对文璧降元的态度，因为，这二者皆是“天道”与“人道”中本有之义，而天祥是努力地去完成之的。当然，天祥自己是死得轰轰烈烈、大义凛然的。对文天祥生死智慧之沉思文天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态度、“命”与“理”合一的生死追求，以及“法天不息”的人格意志熔铸成其人生精神，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他们恰好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重要组成方面：第一，“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文天祥可以说是儒家文化模塑出的一个典型人物。他自小读的是圣贤书，早就孕育出“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精神，并因此走上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道路，通过科举而中状元，而位及宰相。他既是儒家的忠实信徒，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具体化和现实化。后来，他以一介书生举义旗，试图挽救南宋王朝崩溃的命运，他一生均实践的正是《大学》中的古训，从“修身”到“齐家”、到“治国”，再到“平天下”。尽管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并未得以实施，但文天祥却以其人格的高尚、道德的纯洁，和对理想的执著而获得众口皆碑的赞誉，其事迹世代流传，成为一代民族英雄的代表。从文天祥个人的人生履历来看，其“天下为己任”精神的培育，得益于青年时代的乡邦人物的楷模和儒家经典的教育。《宋史·文天祥传》记载，有一次，文天祥去庐陵学宫参观，“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宋史》卷四一八。欧阳修，有宋一代文宗，长期担任要职，高风亮节，刚介正直，故逝后谥“文忠”。杨邦乂，建炎三年（1129）在战斗中被金人俘虏，多次劝降皆被其坚拒，他在衣服上写道：“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金人答应他若能降，定官复原职，他用头触柱，鲜血迸流，高呼：“世岂有不畏死而可以利者？速杀我。”终被害，谥“忠襄”。胡铨在绍兴八年（1138）时，上书请斩一味求和的权势浩大的秦桧、孙近、王伦，以示抗金之意。其书掷地有声，震惊全国，一时人们争相传抄，洛阳纸贵。
但胡铨却被秦桧之流削职押解出京，逝后被谥“忠简”。三人所仕时间不同，所做之事各异，其气节忠义却为一，且都是古之庐陵的乡贤，这大大激发出文天祥爱国忠君、“天下为己任”的豪气，并一直影响其终身。所以，乡土文化、乡贤榜样在培育个人的人格气节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若从思想渊源来看，儒家“天下为己任”的观念源远流长，是其理论的核心之一。从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干七十二君而无所遇”的坚韧不拔，到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之名言；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壮语；特别是东林志士所撰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等，无不贯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意识，无不发散发着强烈的“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精神。文天祥的一生正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他最终兵败被俘，在长期囚禁之后英勇就义，以其人生实践成为“天下为己任”精神的终极体现。“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精神之实质在于个人必须跃出个人所获所失、所生所死的限囿，站在民族兴衰和国家兴亡的高度来看问题，来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其次，“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精神还要求人们具备一种对家庭、家族和全体民众深切的终极关怀，对生灵涂炭、百姓祸殃有一种切肤之痛，并由此生发出巨大的人生动力，为民众的幸福、社会的发展而奋斗，即便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这些恰恰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仁爱”的根本要求。细察文天祥的一生，无不感受到强烈的“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精神，正是它促使文天祥抛开一切私利，摒弃所有个人的考虑，为他人、为民族、为国家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甚至最可宝贵的生命。但是，在古代中国，所谓“天下”常常是与政权最高统治者合一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是“忠”于特定的君王呢？还是真正以社稷苍生为重？这在战乱时期经常成为摆在儒生们面前的两难选择。在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并受到元丞相博罗讯问时，就出现了这一问题。博罗早已知道，文天祥是一个忠贞义士，要想劝其降，非先屈其志不可。为此，则必击破其忠义之心，所以，他问道：宋德祐皇帝难道不是你的君主吗？文天祥答：自然是。博罗马上逼问：那你抛弃德祐皇帝别立新君，难道是忠吗？文天祥坦然地说：“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文丞相传》，刘岳申著，第768页。在此，文天祥把忠于社稷列为头等大事，如果一个君主投降敌国，臣子们还继续跟随，那不是忠；此时，臣子们应该拥立别君，以图东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