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一个“命定论”者应该是无疑的。其曾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书集注·论语·颜渊第十二》，第165页。人生命之死或生、人生活之富贵与贫贱，在孔子看来皆是被一种无可抗拒的“命”确定的。这种观念不唯孔子有，芸芸众生何不如此？但孔子之为孔子，就在于他在“命”或“天命”中加入了“道”的内容，既使“天命”有了可知可感的主体性，又使人间之“道”具备了“天命”之必然性的坚壳。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四书集注·论语·宪问第十四》，第192页。类似的话孔子还讲过：“天生德于予，恒魁其如予何？”《四书集注·论语·述而第七》，第125页。“道”的内容为礼乐仁义，这是人间社会的当然之则；但在孔子眼中，此当然之则又完全是必然之则——“天命”——题中应有之义，故曰“天生德于予”；所以，倡“道”、行“道”、卫“道”皆是“天命”在我，则何为不“为”？则何能不“为”？特别重要的是，由此必然性的体认，派生出一种行为中的神圣感，使孔夫子觉得任何人皆不能害己，因为“天命”是不可违拗的。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其行为的坚定性，直至于“知其不可而为之”。可见，在孔子处，必然如此的“天命观”成为培育德性、推进人伦道德、重整社会秩序的最好基础和动力。所以，孟子说：“孔子进之以礼，退之以义，得之不得，命也。”《四书集注·孟子·万章上》，第392页。道德之天命“在我”的信念，使孔子只专注于仁义礼乐的推展，而毫不在意具体之效果和结局究竟怎样，因为“行”不行在乎个人的信念，而“行”之果却是“命”之定。由这样一条道路，儒家学者终于获得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源泉。正因为此必然之“天命”与当然之理则的“道”相通，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四书集注·论语·尧曰第二十》，第234页。
孟子亦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崖墙之下。尽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四书集注·孟子·尽心章句上》，第442页。“命”本为莫之为莫之致的自然之必然性，但儒学大师将其掺入了人伦道德的当然准则，所以，人们可以从尽己之“心”知己之“性”，又从知己之“性”而知“天”。
心、性、天在本质上的为一，消除了“命”的外在性和冷酷的必然性。以如此信念贯之以人生的践履当中，人们的生命是“夭”（短）还是“寿”（长），是富贵还是贫贱，都不是自我所要和所能关心的，因为这些都是由自然之必然性而定，非人力所能损益；由此，人们就应该转而专注于人伦道德的修养与实践，静待“命”所决定之“生死”的降临。冥冥中的“天命”于是成为可为人所知者。在孟子看来，人们固然要“顺命”，但更应该“知命”而免于危险，或不畏艰险，是谓“正命”，亦曰“致命”。因此，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四书集注·论语·里仁第四》，第96页。总之，“命”与“道”的合一，是孔孟构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者精神的关键性基础。文天祥一生习儒术，并以做一名“真儒”、“醇儒”为人生理想，且其一生坎坷、生死不定，所以，他对孔孟关于“命”的学说是相当熟悉且运用自如的。他认为，“命”可析为二：一是自然之命：“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于不得不然，若天实使我为之，此之谓令，而自然之命也。”比如，自古以来的忠臣义士，他们建功立业于当世，往往并非是其有意为之。而不幸生于国家的大灾大患之时，则义无反顾，挺身而出，这亦非“人之所欲为也”，二种情况皆是“天实驱之”。但是，另一方面，自然的“命”并非完全是盲目的必然性，而是实有其“理”在内，这是“命”的第二义——“天理”。所以，“圣贤所谓知命、俟命、致命，皆指天理之当然者而言。
”《跋彭叔英谈命录》，第391页。可见，文天祥已把自然之必然性的“命”与当然之必然性的“理”合为一体，言为“天理”，又可云“天命”。在其一生当中，无数的艰难险阻、数不清的生死关头，文天祥一方面以自然之必然性的“命”来获得遭遇厄运时的安心；另一方面，又用“天命”的当然之则来激励自己奋发努力的人生作为，由此，他酿就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态度。所以，文天祥虽然常与相士们交往，也会去算命，还记录下许多灵异之梦，但对民间的相命术基本还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写道：“彭叔英以秀才精躔度，推予命，谓刚星居多，意若他日可为国家当一面者……抑叔英所以许予，谓主命得火，行限得金孛罗计，故至于有杀伐等语。虽然，此一论项籍、关羽、敖曹、擒虎之流则可，而世固有不必如此而为名将帅矣，非叔英之所知也。予独以为阴阳大化，氤氲磅礴，人得之以生。其为性不出乎刚柔，而变化气质，则在学力。如叔英之说，某星主刚，某星和柔；得刚者必不能柔，得柔者必不能刚。则是学力全无所施，而一切听于天命，圣贤论性等书，俱可废已。予性或谓稍刚，殆柳子所谓奇偏者。凛焉朝夕，惟克治矫揉，惧陷于恶，敢以命为一定不易之归乎？”《送彭叔英序》，第357页。儒者在“命”的问题上与一般人的重大区别不在承不承认“命”的存在，而在是否给这种自然之必然性的“命”渗进人间之“理”。所以，世上人常因“算命”而流于宿命——放弃一切人为之为，在命运面前逆来顺受；而在沟通了“命”与“理”（“道”）的文天祥和儒者们那里，则必尽“人事”才“俟天命”。
“人事”即是人伦道德的修养与践履，是儒者们孜孜不倦为之的忠孝仁义之事。这样，既信“命”又能够在人世间积极有为，甚至还“知其不可而为之”。文天祥写道：“人生如空花，随风任飘浮。哲人贵知命，乐天复何求。”《指南后录·还狱》，第590页。人之一生似乎在冥冥中命运的支配下，沉浮不定，一般的人只好无所作为，唯“命”是从；而哲人却能够从“知命”而达到“乐天”的积极有为的人生存在境界。可见，儒家的基本观念是：在人“生”当中，是富贵显达还是贫贱困窘等等状况皆由冥冥中的“命”所定，是人不可求不可避之事；但是，人伦道德的修养与践履则源诸“理”，是我之可为之事，也是必为之事。从根本上而言，自从儒家创始人孔孟沟通了“命”与“天理”（人伦道德）之后，自然的必然性便移易为当然的必然性，人间当为之事也就成为了必为之事。人们将生死寿夭委之于不可损益之“命”，而把道德的修养与践履归之于可为可做之“理”。“理”与“命”合一成“天理”，此成为儒者们超出常人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行为的观念基础。文天祥常说为国尽忠而死是所谓“义死”，他追求的是“以身殉道”，“于义当死，乃是命也”，“身为大臣义当死”，其意正是：“死”虽为“命”所定，却当贯之以“义”，使必然之死成为当然之亡。既然如此，面对“死”，人又何惧之有？既然如此，人又何不勇于弃生就死？这就是儒者们高于常人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根本所在，而文天祥也成为了儒家这种人格精神的最好实践者之一。不过，为何常人只能体认到“命”而沦为宿命？而儒者们，尤其是文天祥却能由“命”而“理”并走向“知其不可而为之”呢？其中的关键在是否能从对“天命”的理解进一步深入到对“理”（“道”）的探究和认识，这是文天祥人生精神中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格意志：“法天不息”文天祥的老师是欧阳守道，《宋元学案》列其为朱熹再传，所以，天祥应为朱子的三传。《宋元学案》卷八十八，《巽斋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42页。宋理宗又是一个相当推崇程朱理学的皇帝，并且，在文天祥一举获状元的《御试策》中，贯彻始终的正是程朱理学的基本思想。在文天祥看来，空间无限之“宇”，时间无穷之“宙”，其间万事万物无时不变无处不化，但归根到底“何莫非道”？而“所谓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隐于浑沦，藏于未雕未琢之天，当是时，无极太极之体也。自太极而分阴阳，则阴阳不息，道亦不息；阴阳散而五行，则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为人心之仁、义、礼、智、刚、柔、善、恶，则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间生生化化之不息，而亦与之相为不息。然则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为之。”《御试策》，第70页。“不息”者，运行不止也。在文天祥看来，“道”之根本性质是运行不息，所谓太极无极，其“体”即是运行不息之“道”，所以才能分阴分阳；其后散为五行、男女，以及社会人伦道德等等，其中皆受“不息之道”所主宰。因此，当“圣人出”，想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时，关键是要以“不息之道”充己之心，并贯之以天下。文天祥说：“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术，以至于礼乐刑政，亦此一不息也。”《御试策》，第70页。实际上，文天祥所论的“道”，就是朱熹讲的“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语类》卷第一《理气上·太极天地上》，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页。又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七十《杂著·读大记》，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6页。
可见，文天祥的“道”和朱子的“理”是同一个概念，其在万物之先就存在着，而又贯之于万物之中。从动的方面来看，是“一不息”；从凝固于人心而言，则是“三纲”、“五常”，即忠孝仁义礼智等。文山所论与朱熹理学是一脉相承的。天地自然、社会政治，在文天祥看来，皆以“不息之道”为本根，故皆应贯之以“不息”之精神去治理。那么，人之本根又为何呢？文天祥写道：“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也。人以其血肉之躯，而合乎太虚之生气，夫然后氤氲化育，人之质已成，而健顺五常之理，附而行焉。其聚也翕然，其散也霍然。天地之化，盈虚消息，往过来续，流行古今，如此而已。轮回之说，佛者有之，苟自孔氏，不当以为信然。”《王通孙名说》，第402页。以“人”为天地精华所生，是儒家一贯的观念，这说明了人源于自然，亦必回归自然；又说明了，人虽出于天地间，是自然之“子”，但人却是禀受了天地的精华，可以成为天地之“心”，以赞天地之化育，直至“与天地参”。在文天祥看来，释氏以人生命轮回于“六道”，生死死生，永无止息，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儒家坚持人之肉体将永远回归大地，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生命的永恒不朽。
文天祥又说：“且夫人有此身，即有此理。《诗》曰：‘有物有则。’《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圣贤之学，主乎践形，而不愿乎其外。”《王通孙名说》，第402页。人生之本根，是人一出生就具备的“理”，亦即忠孝仁义礼智等人伦道德。修此，即是人之“天性”；践履此，即是发显此“天性”。所以，人生在世，不是去追逐富贵荣华声色货利，而应该也必须去“践形”，孜孜不倦地从事道德的修养与实践，如此，方为人性之充实，人道之完成。但是，天道茫茫，以何而显？人道无形，以何为著？文天祥进而指出：“臣闻圣人之作经也，本以该天下无穷之理，而常足以拟天下无穷之变。天地无倪，阴阳无始，人情无极，世故无涯。千万世在后，圣人亦安能预窥逆观，事事而计之，物物而察之。然后世兴衰治乱之故，往往皆六经之所已有。”《轮对札子》，第100页。也就是说，在儒家的六经当中，“道”已具载，人们学儒家经典，即可知“道”，再贯之以实践活动之中，这样，天道人道皆毕矣。在文天祥眼中，儒家经典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易》和《中庸》：“大《易》之道，至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合’。而圣人之论法天，乃归之自强不息；《中庸》之道，至于‘溥博渊泉’、‘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圣人之论配天地，乃归之‘不息则久’。岂非乾之所以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无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圣人即不息之天地也。”《御试策一道》，第73页。如此则读圣贤之书，当明了“道”之所在。文天祥在他临刑前，曾写下了“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他用其生命作了一种解答：为的是成仁取义。所以，在文天祥那里，一个人为忠为孝，正是人道中本有之义，每个人皆应不勉而行不思而为：“为臣忠，为子孝，出于夫人之内心，有不待学而知，勉而行者。古之人，都俞吁拂，定省温清，行乎忠孝之实，而不必以名知于人，此人道之自然也。”《忠孝提纲序》，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