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六十三，《中庸二》第十六章，第1547页。所以，“鬼神”只是气之变化往来屈伸，是天理之自然，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可见，“鬼神者不过阴阳消长而已。”《朱子语类》卷三，《鬼神》，第34页。“生为神”、“死为鬼”之说，针对的是民间把死亡神秘化、人格化、神怪化的观念，在朱子看来，人们过分求之知“生死鬼神”之事，无疑将沉溺于宗教、来世、神灵而放弃自我现世的人伦道德责任，对社会及个人的一生都会有极大的损害。所以，他又说：“鬼神事自是第二著。那个无形影，是难理会底，未消去理会，且就日用紧切处做工夫。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说尽了。此便函是合理会底理会得，将间鬼神自有见处。若合理会底不理会，只管去理会没紧要底，将间都没理会了。”《朱子语类》卷三，《鬼神》，第33页。
又说：“人且理会合当理会底事，其理会未得底，且推向一边。待日用常行处理会得透，则鬼神之理将自且得，乃所以为知也。”《朱子语类》卷三，《鬼神》，第33页。孔子所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似乎是一种对“生死大事”存而不论的观念，其实不然。在朱子看来，“死”之事只“生”之事是也，也就是说，人们须得办好生前各种大事，完成自我在人世间的诸般责任，体现出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则由“生顺”获得了“死安”，这不就将“死”的问题转化成为了“生”的问题而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吗？是谓“知”（智）也。正因为以自然之“气论”诠释生死鬼神，而气之基本性质为“感通”，人之“生”与“死”、物之“存”与“亡”、“鬼”之与“神”、“魂”之与“魄”、“阴”之与“阳”等等，无不是“有对”之物，也都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相互对立亦相互感通、相互区别也相互连成有机的一体。由此，朱子不仅重视对逝者的祭祀活动，亦特别看重阴宅“风水术”，还对世间之“鬼怪神异”的某些现象给予了同情的肯认，做了理性主义的解释。朱熹曾经认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只是不语而已，非否定之意。在《左传·昭公七年》里记有伯有死后变成“厉鬼”，托梦要在某年某月某日杀驷带，某年某月某日杀公孙段，这二人到那时果然暴卒。朱子相信其事是真实的：“伯有为厉之事，自是一理，谓非生死之常理。人死则气散，理之常也。它却用物宏，取精多，族大而强死，故其气未散耳。”《朱子语类》卷三，《鬼神》，第44页。当然，这只是生死之事中的特异者，并不是常理，人死之后，“气”终究还是要散尽的：“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面做糊，中间自有成小块核不散底，久之渐渐也自会散。”《朱子语类》卷三，《鬼神》，第45页。朱子的生死智慧一方面并没有完全否定广为流传的某些怪异之事，另一方面又用气论来解释这样一些现象，可以说是一种极高明而又道中庸的说法，起到了所谓“神道设教”的作用。此外，朱子是不太承认有所谓长生不死之神仙的：“人言仙人不死。不是不死，只是渐渐销融了，不觉耳。盖他能炼其形气，使渣滓都销融了，惟有那些清虚之气，故能升腾变化。《汉书》有云‘学神仙尸解销化之术。’看得来也是好则剧，然久后亦须散了。且如秦汉间所说仙人，后来都不见了。”《朱子语类》第125卷，《论修养》，第3003页。他认为，一般人们所言的神仙，是某些人通过修道而获得的“神气”特别多，到其死时，其肉体归于朽，但其“气”因特强而不会立即散尽，时隐时现，这就是所谓“神仙”。不过，时间既久，其气最终亦必散尽：“气久必散，人说神仙，一代说一项。汉世说甚安期生，至唐以来，则不见说了。又说钟离权、吕洞宾，而今又不见说了。看得来，他也只是养得分外寿考，然终久亦散了。”《朱子语类》卷三，《鬼神》，第44页。朱子理气论的自然主义生死智慧，承继了儒学“未知生，焉知死”、“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解释了何为“死”？人又怎样“死”？以及人“死”后到哪里去了？这三者朱子是讲明白了，可问题在于，这样一种解释模式，对文化素养、道德境界都很高者而言，的确是一种很好的解释，能够促使他们从对“死”及“死”后世界的关注，转向对人间事务的重视，并承担起自我之道德与人伦的社会责任，努力奋斗进取。但对知识水平很低，道德素养也不够高者而言，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气论”生死观，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许多人仍然固执地希望有一个死后的世界，自己死后可以继续生活于其中；或者通过某种中介，人“死”去后还可以转世，回到现在这个世界继续其生活。这样，在民间社会，“阴间” 与“阳间”的生死观、佛教“六道轮回”的生死观、道教修长生不死的生死观仍大为盛行，而朱子坚执的生死智慧主要是在士大夫阶层中流行就不难理解了。
为了争取更多的百姓了解并接受儒家的生死观，必须在生死价值上进一步拓展其内涵，以更加落实在百姓的“日用庸常”之中。生死价值如上所述，朱子理气论的自然主义生死观，否定了逝者可以转世再生之说，也驳倒了肉身成仙、永生不死的观念，但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如何构建生死的超越性？完全否定一般百姓皆坚执的死后生命仍然存在的生死企盼，会让人们落入“人死如灯灭”，或者“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生死观的控制，这是十分危险的（下文将详细地分析），对社会教化也很不利。朱子的生死智慧因为以连续性、充盈性、往来屈伸永不止息之“气化”为人之生死的介质，其逻辑的结果必然是：逝者虽然已矣，但对生者和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所以，朱子一方面断然否定神秘化、人格化的鬼神存在；另一方面，他又大力提倡对逝者的祭祀，潜心研究和推广“阴宅风水术”，倡导人之血缘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可以永存不朽。这就为儒家的社会教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人们此生此世的人生道路确立了方向、规定了内容，死亡观也就转化成了指导和规范人们生活的人生观。关于对亡者的祭祀，是朱子长期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他对《论语》中曾子“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话作了详细地解释和发挥：“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为，则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则其德亦归于厚也。”《四书集注·论语卷之一》，《学而第一》，第73页。祭祀既然有让“民德归厚”的社会教化的意义，那么，如何才能让百姓长期坚持遵循“礼”来祭祀其祖呢？朱子自然是以释生死之“气化论”为主要理由：“自天地言之，只是一个气。自一身言之，我之气即祖先之气，亦只是一个气，所以才感必应。”《朱子语类》卷三，《鬼神》第47页。又说：“人死，虽是魂魄各自飞散，要之，魄又较定。须是招魂来复这魄，要他相合。
复，不独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魂魄，不教便散了。圣人叫人子孙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朱子语类》卷三，《鬼神》，第50页。虽然神秘化的鬼神不存在，但人类皆一气所化生，每个人与祖先皆禀受着同样的“气”，所以，必然会有感应和影响。可见，祭祀祖先绝非对着一个“土包”做无益的举止，而是通过祭祀的仪式与祖先相感通，去承继祖宗之美德，接受祖先之阴庇，可不慎乎？朱子以气化释生死，使人们生死之实存转化出了道德之涵养、社会之教化的正向价值。关于风水术，朱子不仅精研之，而且极力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加以推广。他引伊川的话说：“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恶也，地之美则神灵安，其子孙盛。然则曷谓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润，草木之茂盛，乃其验也。而拘忌者惑以择地之方位，决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为计，而专以利后为虑，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近思录》卷九，朱熹、吕祖谦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258页。理学家们认为，选择阴宅风水的目的有二个：一是让逝者安息，不会因为后来的动土而打扰祖先的安宁；二是阴庇后代，使之子孙众、生活好。所以，选择风水的基本原则是地之“美恶”与否，他们坚决反对那些仅以阴宅的方位、吉凶、利后世为主要目的的风水术。
因为有这样的理论引导，朱子用心良苦地二迁父亲朱松之墓，为母亲、妻子和自己到处寻找“风顺地厚、形势拱揖、环抱无空阙”的风水宝地。朱子如此重视阴宅风水术，关键在其理气论的自然主义生死智慧说明了，逝者之“气”虽然已散，但并没有“灭”，其对子孙后代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毕竟子孙是祖先之气，他气虽散，他根却在这里，尽其诚敬，则亦能呼召得他气聚在此。如水波样，后水非前水，后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孙之气与祖考之气，亦是如此。他那个当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这里。根既在这里，又却能引聚他那气在此。此事难说，只要人自看得。”《朱子语类》卷三，《鬼神》第47—48页。个体必死的生命通过“气”的感通作用而汇入了家族大生命之生生不息的洪流中，由此人们由生至死就非完全地断灭，而是通过家族生命的繁衍获得了永恒之性质。绍熙五年（1194），朱熹被招进临安任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他上《孝宗山陵议状》，认为孝宗陵墓的选址是关乎“垂裕后昆，永永无极”的国家大事，不可不慎重考虑：“葬之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遗体，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使其子孙盛而祭祀不绝，此自然之理也……或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孙以有死亡绝灭之忧。甚可畏也。”《山陵议状》，《朱文公集》卷十五，朱熹注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230页。一般而言，阴宅风水术主要是通过对地气、山脉、河流、植被、气象等等的考量来选择逝者的墓葬场所、方位等，以期逝者安，并庇佑子孙后代一者能够绵延不绝，二则可以获得福禄寿考。朱子更将择阴宅风水，视为皇权能否代代相传之国家大事，可说是将其意义与价值皆推到极致了。祭祀与阴宅风水术，都充分地彰显了逝者对生者的意义与价值，关键还在于，活在人间者如何运用理气论的自然主义生死智慧，来获得人生努力的方向与动力机制呢？这就是朱子更为关心的事情。《周易·系辞上》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周易大传今译》，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