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也曾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四书集注·孟子卷之七》，《尽心章句上》，第443页。人们只要“原始反终”，从万物有生就有死的实理出发，就可以从理性上接受死亡必会降临的人生结局；但人们要达到“夭寿不贰”，即无论是“早夭”还是“长寿”皆不动于心的状态，则必须从“尽心”与“知性”从发，获得“立命”的生死智慧。那么如何“尽心”与“知性”呢？朱子指出：“天之生物，有有血气知觉者，人兽是也；有无血气知觉而但有生气者，草木是也；有生气已绝而但有形质臭味者，枯槁也。是虽其分之殊，而其理则未尝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则其之在是者不能不异。故人为最灵而备有五常之性，禽兽则昏而不能备，草木枯槁，则又并与其知觉者而亡焉。”《朱熹集》卷五十九，《书·答余方叔》，第3067页。人之所以成为天地间最“贵”者，是具备了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性”，知此则为“尽心”，尽心则能“知性”，知性便可“事天”。所以，朱熹进一步解释道：“‘夭寿不贰’，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当；百年未死，百年要是当，这便是‘立命’。‘寿夭不贰’，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养性之功。”《朱子语类》卷六十，《孟子十·尽心上》，第1429页。可见，此“俟”绝不是落入民间广泛流行之人无可奈何之“宿命”，而是进入儒家倡导的积极有为之“天命”，亦即将“天”所涵蕴的万物流行发育之条理，转化为人间的人伦道德之准则，这样，外在客体“天”与主体“人”贯通为一，人们从外在之“天之命”获得了践履人伦道德的坚定性，从而也获得了面对死亡的坦然态度。所以，在朱子看来，人在世时，关键是应该表现出“人之为人之理”，亦即“五常之性”（仁、义、礼、智、信），当一切人间之责已承担，一切人间该做之事都完成了，则面对死亡的降临，也就可以安死而无悔无愧和无惧了：“人受天所赋许多道理，自然完具无欠阙。须尽得这道理无欠阙，到那死时，乃是生理已尽，安于死而无愧。
”“生理已尽”指人由生之死的必然性，可是，在面对死亡时，人们往往非常恐惧：不知死究竟是什么？也不知死后到那里去了？其次，则“有愧”，或者做了许多亏心之事；或者还没有来得及做自己想做的事、没有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没有结交想结交的人；特别是没有承担必要的责任、没有完成许多人生的计划、没有享受生活，等等，由于“有愧”，人们就难以达到“安死”。在朱子看来，人们须得在世间努力完成人伦道德的责任，充分表现出“人之为人之理”，一切事情做完，或者尽心尽力地去做了，即实现了无所“愧疚”。那么，面对死亡的降临，人们就可以“安心”。而且，既然尽己之心力完成了人世间的诸般道德责任，人们就有可能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在精神生命上趋向不朽；也可以通过“气”之感通的介质，永远庇护子孙后代。这两条沟通生与死的自然理性的通道，大大彰显出死亡的儒学价值与意义，这是朱子理气论的自然主义生死观提供给世人的卓越智慧。庆元五年（1199），朱子已七十了，亲人大多已先其而逝，且又遭逢“庆元党禁”之祸，大部分的朋友学生也星散四方，他疾病缠身，自觉离死不远了，在《与项平父书》中云：“熹老病死矣，无复可言。今漫谴人去下致仕文字，念公平生故人，不可无数字之诀。时论一变，尽言者得祸，求全者得谤，利害短长之间，亦明者所宜审处也。”《朱熹集》卷二十九，《书·与项平父书》，第1254页。以诀别的口吻给朋友写信，希望他们能理解其一生的努力奋斗和良苦用心。朱子更在《答马奇之》的信中，以一种强烈的现世之追求，来因应人生最后的死亡结局，充分展示出一个大儒所具备之生死智慧的力量：“世间万事须臾变灭，皆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为究竟法耳。”转引自赵峰著《朱熹的终极关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万事须臾变灭”指的就是人有生必然有死的实存，明其为自然之理，则无需忧虑恐惧于其中；关键在“致知力行”，求“知”之所当“知”，力“行”之所当“行”，这就叫“修身”以“俟死”，亦即把人间的责任都承担了，该做之事也完成了，那就可以静候死神的降临了。
次年（庆元六年三月，1200年），朱子病甚，但仍然为学授徒不辍：“庆元六年三月，先生有疾。己未夜，为诸生说《太极图》。庚寅夜，复说《西铭》，且言：‘为学之要，惟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积集久之，心与理一，自然所发皆无私曲。圣人应万事，天地生万物，直而已矣。’辛酉，改《大学·诚意章》。午刻，疾甚，不能与。癸亥，诸生问疾，先生勉以‘相倡率下坚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进步处’。甲子，命移寝中堂，诸生复入问疾，因请曰：‘先生疾革矣，万一不讳，当用《书仪》乎？’先生摇首。‘然则当用《仪礼》乎？’亦摇首。‘然则用以《仪礼》、《书仪》参用之？’乃颔之。就枕，误触巾，目门人使正之，挥妇人无得近。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风拔木，洪流崩山，哲人之萎，岂小变哉！”《紫阳年谱》，李子方著，转引自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可见，朱子逝前，念兹在兹皆在学术事业的推进，以及学者的培养，至于自我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毫不在意。临终前，他关心的是以何礼仪办理丧事，特别是他就枕时，头巾误碰不正，其已不能言，目使门徒正之，儒者即便死到临头仍然以“礼”节之。最后他“恬然而逝”，实为人间之事都已完成，责任皆已承担，其自然生命已绝，其人际、社会、精神生命却永存了，他当然可以“安于死而无愧”矣！朱子逝后归葬建阳县唐石里后塘九峰山下大林谷，与妻子刘清四终于重逢于地下，永远不分离了。朱子生死智慧之价值如上所述，朱子倡导的是一种理气论的自然主义生死智慧，强调的是珍生安死，生时不虚度年华，逝时实现无悔、无愧、无憾、无惧、无怍的状态，这是有其深厚之民族文化与心理根基的。就总体而言，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宗教的民族，并没有建构一个如西方那样有着悠久历史的“二元结构的宇宙观”，所以中国人超越性的获取往往也是斥诸于世俗社会的价值，这也许可以避免所谓“宗教的迷狂”、非理性之神秘主义，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表现在生死观上，如何让中国民众建构正确之“死后生命”的观念是一个难题，因为就大多数世俗人而言，人们还是希望有逝后的生命，也渴望着生命的不朽。也正是因为缺乏丰富的“死后生命”的精神资源，许多人往往拥有以下两种有问题的生死观，造成了其现世人生行为的偏差、甚至具有某种破坏性。一为“人死如灯灭”的观念，这种生死观告诉人们：死有什么呢？人一死什么都不知道了；有什么可怕？一死烧之，一烧洒之，如此而已。这种观念如果从思想来源来看，比较复杂，应该说是对传统道教长生不老追求的一种曲解，一种反向的表现形式。一个人若以肉身永存为其终生努力的目标，则其背后的观念就是：人一死什么都没有了，死如灯灭，灰飞烟灭，故而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不死”，此即不能“安于死”，试图改变人必死的实存，可最后又无法改变，不可能实现长生不老，肉身成仙。于是，“人死如灯灭”的观念油然浮现而出，既无法“安于死”，也就做不到“无愧”于生，这是一种传统道教不死观与民间迷信的合和体。这是很危险的观念，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虽然人之肉身永存的观念十分错误，而“人死如灯灭”的观念则有着更大的问题，这会导致这样两种灾难性的后果：或者让人们在生前沉溺于肉欲，无所顾忌，甚至胡作非为、无恶不作，口头语是：“反正都是要死的，死了什么都没有，还有什么不能干啊！老子做了又怎么样！”或者心如死灰，寻觅不到任何人生的价值，丧失了生存与发展的人生动力，思想深处的观念是：“人都要死，一死万物空，一亡万事休，努力又为了什么呢？奋斗又有什么用呢？”这是两种危险的人生观与人生实践方式。
当今中国社会为何道德的总体水平长期不如人意，为何社会上总有那么些年纪轻轻的亡命之徒横行不法？除诸多社会、家庭、教育等方面的原因外，“人死如灯灭”的观念在许多人当中广为流行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这是不可否认、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另一种错误的生死观是“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盲目地以为人的肉体生命必然可以轮回再生，所以，死亡根本不可怕，产生一种毫无根据的“视死如归”的生死态度，并反过来导致了其在人生过程中怎样做都行，即便犯下重大罪行绑赴刑场时也可以毫不在乎。这种观念应该说是对佛教“六道轮回”观的曲解和断章取义，把轮回“六道”阉割成只剩“人道”，忘记了佛教早已指出的根据“业报”论，人下一辈子也许会进入“天道”、“人道”或“阿修罗道”，但也可能转生入“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等等。从本质上而言，“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生死观坚信人无论做什么、怎么做，都必然轮回“人道”，是一种被肢解的佛教观与民间迷信的合和体，是非常错误的。这种生死观也许可以让人们“安死”，却决然无法做到“无愧”。如果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生死观的错误在于：盲目地以为人之肉体生命通过轮回可以重生人间，从而消解了遵循社会规范的必要性和自觉性，终至滑向无恶不作的任意性的话；那么，“人死如灯灭”观念的根本问题则在于：仅仅看到人之生理生命，其“死”自然是“如灯灭”，但这无疑是把人的生死等同于动物的生死，人的生命等同于一般动物的生命，没有看到人在生理性生命之上之外，还有血缘亲缘的生命，还有人际的社会生命，更有超越的精神生命，而这些人文性生命的生死与生理性生命的死亡并非同步。朱子理气论的自然主义生死智慧，一方面否定了人死后肉体生命可以永存或轮回重生的观点，说明“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看法站不住脚；另一方面又通过“气论”这种介质说明了，人死后仍然可以影响子孙后代的幸福，这可以说是血缘生命的接续和永恒；人们还可以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来获得“三不朽”，是谓精神生命的永恒，所以，“人死如灯灭”的观念也是非常错误的。可见，朱子理气论的自然主义生死智慧以“气之聚散”言生死，既为人类死亡提供了一种自然主义的理性诠释，同时又使人们追求不朽的信念摆脱了神秘化的纠缠，有了理性的根基。从中我们可以引申出这样一种看法：死是人之“生活的终止，但生命可以永存”。也就是说，人之肉体生命一定会死亡，不可能有什么“再生”，所以，不要试图去追求“肉体生命”的永久存在，关键在求得自我之人文生命的永恒。从大多数人生存的实况来看，人们一般都会有后代，所以，逝者已矣，但却因其有绵绵不绝的后代，而使其血缘亲缘生命在生理性生命终止之后仍然存在，这就是朱子所说：“子孙这身在此，祖宗之气便在此，他是有个血脉贯通。”
《朱子语类》卷三，《鬼神》，第47页。而且，人们在社会中生活数十年，人际关系的建构非常复杂、非常丰富，即便其死后，仍可能有众多的人记得他或她，这样，其生理性生命虽然终止了，可其人际的社会生命应该还在延续。这也就是朱子特别重视血脉的繁衍、对逝者的丧葬和祭祀，以及倡导阴宅风水术的深层根源，这些都是为了让逝去者的血缘亲缘生命与人际社会的生命能够永存。其次，人之精神生命的死亡与生理性生命的死亡亦非同步。有许多人生前创造了一些永恒性的精神产品，如音乐、绘画、文学的创作，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的发明创造，如道德人格榜样的矗立，如世间丰功伟业的创建，等等，如朱子的一生，精神的创造特别丰富，那么，虽然其生理生命已完结，可因其“立德、立功、立言”了，则其精神生命永存于世了。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在生理生命终止之后，其人文生命还在延续，这也即是对死亡的一种超越。从以上两点来看，人们都要坚信：从人文生命的角度而言，死亡是人生活的结束，而非生命的终结。意识到这些道理非常重要，可以让人们在由死观生中明白自我的人生责任是：首先，随顺自然之生理生命的成长，去成家立业，孝顺长辈抚育后代，构建自我之血缘亲缘生命；其次，努力地从一个生理性自然生命蜕变为社会生命，建构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再次，努力奋斗，创新创业，立德立功立言，获得永恒之精神生命，终则超越死亡，此即人之人文生命的大辉煌。反之，如若让“人死如灯灭”的观念完全占据人之心灵的话，则会丧失生命中的责任意识；如果让“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观念大流行的话，则会让许多人之人生行为流于任意，可能无所事事，也可能无恶不作，也许心灰意冷，也许“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必将造成种种灾难性的恶果，这些都是朱子之生死智慧可以提供给现代人的教益，我们应该高度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