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汝芳，字惟德，号近溪，学界称其“明德夫子”，生于明正德十年（1515年），卒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江西建昌府南城（今南城县）人。是阳明后学之泰州学派的“特出者”，与阳明大弟子王龙溪并立于世，以“二溪”之称名动天下。明嘉靖七年（1528年），一代大儒王阳明重病于越返归，舟行至江西南安府青龙铺将临终，门人周积问遗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顷之，瞑目而逝”。《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4页。60年之后，罗汝芳亦行将就终，益王府的左长史万言策求字，罗汝芳写道：“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尘，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说。古今自直达也。后来见之不到，往往执诸言诠，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愿同志共无惑无惑焉。盱江七十四翁罗汝芳顿首书。”真是以与“道”合一、一切“放下”为精神支柱淡然面对生死之关。万言策出来碰上了建昌知府袁世忠，叹云：“先生当弥留之际，志意坚定，言动不失故常，字势遒劲，行列端整，且计日反真如归故宅，一切放下宗旨，进于忘言也已。”《罗近溪师行实》，《罗汝芳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851页。阳明子以“此心光明”面对生死之际，罗汝芳以“计日反真，如归旧宅”静对生死之关，他们都达到了生死坦然之境。死亡乃是世人最大之痛苦与恐惧，其师与徒（罗汝芳为阳明三传弟子）何以如此？又为何能如此？这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罗汝芳的思想已有吴震《罗汝芳评传》、罗伽禄《一代思想大师罗汝芳》等专著以及多篇论文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如：周群在《从阳明到卓吾的中介——罗近溪思想的定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4期。中认为，罗汝芳是泰州学派中最为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是王阳明到李卓吾之间过渡的中介。蔡世昌在《罗近溪的“格物”说——从“格物”之悟谈起》《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2期。一文中从罗汝芳早年的“格物”之悟出发，详细考察了罗汝芳“格物”说的具体内涵。杨祖汉在《罗近溪思想的当代诠释》《鹅湖杂志》第37期2006年。
中认为，汝芳之学融高明于切近，摄圣境于平常。言论虽多，但皆活泼流转，义理圆熟，任一说法，皆会关联至全体。这些论述皆从不同的方面对罗汝芳思想进行了较全面地研究。本章则仅集中于分析其生死智慧，以此说明汝芳之学的主要面向之一，是以探究死亡能否超越及如何超越而展开的，因其寻找到了超越死亡之途而获得了面对生死的坦然态度，并同时拥有了人生之方向与人间生活之准则。这些可以概括为罗汝芳的生死智慧，值得今人深思与汲取。“生死以求”的学问罗汝芳虽然经过科考中进士，并入朝为宦几十年，但他始终以求学讲学授徒为己任，他认为：“朋友讲学之事，真是人生救性命大事，非寻常等伦也。”《罗汝芳集》，第125页。他又说：“人之所以为大者，非大以身也，大以道，大以学也。学大则道大，道大则身大，身大则通天下万世之命脉。”《罗汝芳集》，第382页。他是用救天下人性命的态度去交友讲学，而其学又是以求“道”为核心，自然其所求所讲的主要都是安顿生命之学。他把学问的生命修成了生命的学问，成为晚明学者中的特异者，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巨擘。罗汝芳五岁便开始了求学历程，且刻苦异常。但他求学目的似乎与别人不一样，他要寻求当自己面对生死之关时能够“不叹气”的事为自己的终身志向。一日他与族兄去探望一位同宗的重病长者，长者家道殷实，“无不如意者”，可这位长者却在他们面前唉声叹气。“归途汝芳谓族兄曰：‘此兄无不如意者，而数叹气，何也？兄试谓：
我兄弟读书而及第，仕宦而作相，临终是有气叹否？’族兄曰：‘诚恐不免。’某曰：‘如此，我等须寻不叹气事为之。’”他还对弟子曹胤儒说：“如吾子所见，则百岁后易箦时，欣欣瞑矣。吾则以为真正仲尼，临终不免叹口气也。”《罗汝芳集》，第294页。在罗汝芳看来，世人皆好富好贵好顺，生时也许能享幸福快乐，但在临终时，未免愁云惨雾，“叹气”连连，无法安心坦然。人生实涵括“生”与“死”两个方面，如人生前欢欣，死时却痛苦，则绝非一完美之人生。但是，“死”是人生最可恐惧与痛苦之事，所以，即便如圣人孔子临终也不免会“叹口气”。可见，要真正寻找到临终“不叹气”的事情来做也决非一件易事。罗汝芳早熟，在少年时便立下志愿，一定要“寻不叹气事为之”。所谓“不叹气事”，指人们面对生死之际能够坦然与释然，为此，人之一生就不应该仅仅求通经以登第，仕宦而为官，更应该去做具有更大人生意义与价值之事，去求得面对生死之际能够安心坦然的学问，并在真正面对死亡之际能够欣欣然而毫无惧色、无悔意、无放不下的百般计较。
故而，所谓学问可分二途：一是求学以为大富大贵，一是求学以为安身立命。前者是谓“学问的生命”，后者可说“生命的学问”；前者求学是手段，也许通过“寒窗十年”而“跃过龙门”，封官拜相；而后者学问是生命，是以一生求之不辍，学以为安顿身心，终至死而后已。由此视角就不难理解罗汝芳不就廷试而归，放弃到手的进士头衔回乡读书，并游历各地求学、讲学长达十年之久的举动了。四修《江西省志·罗汝芳传》记录了罗汝芳在京城参加考试时说的一段话，他“叹曰：‘吾人业孔孟之学，必要求有裨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以继往开来为己任，何必区区仕进为哉！’”《罗汝芳集》，第865页。可见，罗汝芳求学的目的原本就是要有裨益于身心家国天下，而非登第获官职。比仕进更重要的是求学问道，讲学以传播思想，教化点化更多的人。可见，生命之学是罗汝芳求之终生、并为解决自我身心性命的学问。罗汝芳曾经四处访友会师，一路十分辛苦，也常遭人冷遇，甚至嘲笑。但他都能泰然处之。一次，罗汝芳在一书院拜见邹守益，刚坐定，邹氏问：“十年专工问学，可得闻乎？”罗汝芳答：“只悟得无字”。邹氏说：“如此尚是门外人。”时罗汝芳的老师颜山农也在坐，听到了邹守益如此说法，颇不高兴。出门时对罗汝芳说：“不远千里到此，何不打点几句好话，却倒了门面。”对如此奚落，罗汝芳不以为意，丝毫未能动摇他的向学之心。他曾对弟子诉说访学、会师的艰辛与苦涩：予会试告归，实志四方。初年游行，携仆三四人，徐而一二人，久之自负笈行，不随一价。凡海内袊簪之彦，山蒌之硕，玄释之有望者，无弗访之。及门惟以折简通姓名，或以为星相士，或以为形家，或通或拒，咸不为意。其相晤者，必与之尽谭乃已。《罗汝芳集》，第835页。可见，罗汝芳为了求生命之学，不局限于儒家之学，还广泛地求之以释、道，以及民间隐逸之士的各种学问。当时的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1508—1576）就把罗汝芳与曾参相比，感叹说：“罗君倘在孔门，与曾参颉颃。”《罗汝芳集》，第836页。由上观之，罗汝芳的求学过程确实历千辛经万苦，完全可用“生死以求”来概括之。罗汝芳年十七时，得《二子粹言》一书，品之良久，忽读到薛文清的一段话：“万起万灭之私，乱吾心久矣。
今当一切决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体。”于是，他“若获拱璧，焚香叩首，矢心必为圣贤。”使用的方法是：立簿日记功课，寸阴必惜，屏私息念，这些经历都被他记录在《克己日录》中。几个月过去了，罗汝芳所渴求的“澄然之体未复”，失望之余，他反省道：也许是自己“克私”的功夫未到，于是，他烧毁《日录》，次年又闭关于家乡的临田寺。独一人居寺内密室中，在几上置一水盆，立镜一面，自己则坐在对面，俟心静如水心平似镜时方展书来读。可是，“顷或念虑不专，即掩卷复坐，习以为常，遂成重病”。《罗近溪师行实》，《罗汝芳集》，第834页。明初学者薛瑄以躬行笃实著称，其学承袭朱子“格物致知”之论，大倡“存天理，灭人欲”的为学工夫。罗汝芳深信其学，并身体力行：仿道教立“功过格”的办法，先是立簿以记所有的日常行为，检讨自己是否有不对之处，以时时处处皆要克除私欲。然人有其身，必有其欲，岂能全部克除？若欲全部窒息，必如死人一般，所以，罗汝芳渴求的无私无欲之“澄然之体”无法显露。无奈之下，罗汝芳决心采用更为严格的方法，远避之佛寺密室，强行息念如水似镜，然人有“心”，念虑何能完全止息？若“念虑”全部止息，必如“植物人”一样。因此，罗汝芳天天如此，克私欲、息思虑的结果必使其“重病”——一个人该吃不吃，该睡不睡，该思不思，岂不导致“身病”？而此“身病”又是由其强习窒欲工夫之“心病”而引发。所以，其父诊断为“儿病由内，非由外也。惟得方寸快畅，于道不逆，则不药可愈”。《罗汝芳集》，第834页。也就是说，罗汝芳的病是由内在的心病引发，所以，应该先治“心病”，而后“身病”可自然痊愈。父亲取出王阳明的《传习录》，教之以“致良知之旨”。据说汝芳“阅之大喜，日玩索之”，病情竟然好转了。后来罗汝芳回忆道：某原日亦未便晓得去宗那个圣人，亦未便晓得去理会圣人身上宗旨工夫。其初只是日夜想做个好人，而科名宦业皆不足了平生，想得无奈，却把《近思录》《性理大全》所说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寝、忘死生地位。又病得无奈，却看见《传习录》说：诸儒工夫未是，始去寻求象山、慈湖等书。然于三先生所为工夫，每有窒碍，病虽小愈，终沉滞不安。《罗汝芳集》，第52页。陆象山、杨慈湖、王阳明之学，都以自信其心、自立其心、“大其心”为宗旨，与罗汝芳“克心”、“制欲”之求固有绝大的不同，所以，可以缓解其“心火之症”。可见，罗汝芳在二十岁之前，已自觉到科举宦业皆不足安顿身心，一者他年轻，学无宗旨；二则他又是个至诚君子，把学问等同于生命。所以，他先习程朱理学，做克欲复理之工夫，以致于寝食不安，生死不顾，患大病临险境。于是，其父教之以阳明之学，方省悟朱子之理学有问题，这才进入陆王心学中寻找出路。初习之间，虽有收获，然还是不能切己之用，心中仍然是郁结不通，焦虑不安，是谓“心火”之症。这种状态一直延续了六年之久，直到他遇上了平民思想家颜山农方有所缓解。嘉靖十九年（1540），罗汝芳参加了在省城南昌举行的会试，结果却落第不中。与其他落榜者不同，罗汝芳因在生命的学问上有所造诣而在精神上并没有受到沉重的打击，这也是其相当得意之处。一日闲游南昌同仁祠，忽见一则《急救心火榜文》，内云：一急救人心陷牿，生平不知存心养性，如百工技艺，如火益热，兢自相尚。二急救人身奔驰，老死不知葆真完神，而千层嗜欲，若火始然，尽力恣好。三急救人有亲长也，而火炉妻子，薄若秋云。四急救人有君臣也，而烈焰刑法，缓民欲恶。五急救人在朋友也，而党同伐异，灭息信义。六急救世有游民也，而诡行荒业，销铄形质。《颜钧集》，黄宣民标点整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罗汝芳一看大喜，觉得可以请这位贴榜文者来医其“心火”了。入内才知是颜山农在讲学。他先说：“我患病时不在意于生死，我落榜也无动于衷。”
言下之意是相当自足自满，岂知颜山农无任何赞许，当头棒喝道：“是制欲，非体仁也”。芳问：克去己私，复还天理，非制欲，安能以遽体乎仁哉？先生曰：“子不观孟氏之论四端乎？知皆扩而充之，如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如此体仁何等直截！故子患当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芳时大梦忽醒，乃知古今天下，道有真脉，学有真传，遂师事之。《罗汝芳集》，第231—232页。这是说，勉强去制欲以复天理，并不是真正的“体仁”之道。如孟子所言，人生而有仁义礼智之“四端”，只要扩而充之，就犹如火之燃、泉之达，无所不至无所不能。颜山农此言，是直指罗汝芳妄疑自我之天性，时时去窒息本然之体，故而“心火”旺盛，离“死”不远矣！这一说法，对罗汝芳而言，不啻当头棒喝，长期郁结在心头的焦虑，一下子似乎已释然，罗汝芳当场拜其为师。这段问学经历在贺贻孙的《颜山农先生传》中还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始罗（近溪）为诸生，慕道极笃，以习静婴病，遇先生在豫章，往谒之。先生一见即斥曰：“子死矣。子有一物，据子心，为大病，除之益甚，幸遇吾，尚可活也。”罗公曰：“弟子习澄湛数年，每日取镜止水，相对无二，今于死生得失不复动念矣。”先生复斥曰：“是乃子之所以大病也。子所为者，乃制欲，非体仁也。欲之病在肢体，制欲之病乃在心矣。心病不治，死矣。子不闻‘放心’之说乎？’人有沈疔者，心怔怔焉，求秦越人决脉，既诊，曰：‘放心，尔无事矣。’其人素信越人之神也，闻言不待针砭，而病霍然……子惟不敢自信其心，则心不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