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亦名潜，卒后谥靖节先生。东晋时期伟大的诗人和散文作家，江右十大名人之首江右十大名人是：陶渊明、王安石、黄庭坚、欧阳修、汤显祖、曾巩、文天祥、宋应星、朱熹、八大山人。。在中国历史上，陶渊明向被推崇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中国田园诗之祖，而其丰富深邃的哲学思想却长期隐晦不显。所以，胡适先生指出：“故他的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语言却是民间的语言。”《白话文学史》，胡适著，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130—131页。认为陶公已臻于哲学家的意境，可谓评价甚高了。陈寅恪先生则明确指出：“渊明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见《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推陶公为“大思想家”，亦可谓真知灼见。袁行霈先生更作《陶渊明的哲学思考》，指出：“陶渊明不同于其他诗人，因为他思考着关于宇宙、人生的大问题，而且得出了具有哲学高度的结论；他也不同于其他哲学家，因为他是用诗的思维方式去解决和表达哲学命题。”袁先生还认为，陶渊明思想中有三个主要的哲学范畴：生死范畴、形神范畴和穷达关系的范畴。《陶渊明研究》，袁行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龚斌先生则认为：“陶渊明的哲学思想大体有三个重要部分：化迁的宇宙观、神灭论和委运自然的人生观。”（《陶渊明集校笺·前言》）又指出：“既然他认为人禀气而生，有生必有死，形尽而神灭，得道升仙绝无可能，生死寿夭各有性分，那么，纵心任性，乐天知命，委运自然，也就成了人生的最佳选择。这样一种独特的人生哲学，不仅形成了渊明任真自得的人格，而且也是他那些纯真质朴诗文的内在灵魂。”龚斌：陶渊明传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本章拟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深究陶渊明的生死智慧，以期让现代人能够获得应对生死问题的历史文化思想的资源。人生观：任真自得，恬淡高洁长期以来，在陶渊明思想的渊源上，有人指出儒家思想为主导，有人认为是道家思想为核心，还有的学者则认为陶的思想是“外儒而内道”，等等。但仅就其人生观而言，应该说，陶渊明的思想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儒道互补、融汇儒道的观念。
在人生观的形成上，陶渊明受到两种不同思想的影响，一为儒家的进德修业。陶渊明曾写有《命子》诗，赞其曾祖父是“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见《陶渊明集校笺》，龚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以下未注明者均出自该书。一方面赞其功业非凡，另方面也赞其获宠而毫不迷惑矜骄，功遂身退。此外，陶渊明还为他的外祖父、做过征西大将军桓温长史的孟嘉写过一篇传，内云：孟从不苟合于世俗，亦无喜怒之容，从容不迫，坦坦荡荡。性好酒，但饮之再多也不乱，而喝至微醺之际，“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大将军桓温曾问他：酒有何好，而君如此嗜之？孟笑答：“明公但不知酒中趣耳。”（《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有如此功勋卓著的曾祖父，为其后人的渊明能不奋发努力吗？又有如此风流倜傥的外祖父，渊明能不成为飘逸高洁之士吗？
所以，陶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对年轻的陶渊明应有相当的影响。也因此，他怀着“大济苍生”，“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的理想，志在四方，乐观奋发，是一个热血青年。公元383年，陶渊明19岁时，适逢著名的“淝水之战”。大约就在此时，年轻的渊明仗剑独游西北，多少年以后，他追忆这段经历的诗篇仍令人血脉贯张：“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无论是他身在江南，胸怀西北的悠远之想，还是凭一股冲天豪气行游四方，皆让我们体味到陶渊明青少年时代受到儒学入世治国及拯斯民于水火观念的深刻影响。可见，渊明在人生观上并非完全的隐逸，至少在青少年时不是如此的。甚至在其年届四十，躬耕田垅已久后，仍有治国安邦、创业垂统之理想：“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不过生于江南水乡、庐山之麓的他，秀山丽水环绕四旁，长江之滨，田园风光，加之老子庄子崇自然、尚无为的哲理化为魏晋玄学在士子中广为流行，以及《诗经》的优美篇章，《楚辞》的奇诡丽想，都给“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以极大的陶冶。他曾回忆道：“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可见，渊明又是一任真情流露、性喜与自然大化融为一体的人。其时，学风与士风皆为“儒玄双修”，所以，一儒一道，一仕一隐，一奋发一飘逸，这种人生观及人生践履在陶公青年时代便已形成，但随着年龄的增大，陶公归隐的情结日益凸显。因为陶渊明生当中国魏晋大分裂、大动荡、大混乱的时期，外有异族虎视眈眈，内有政局动荡、王朝更迭频繁；且在政坛上，寒门与世族、上品与下品之间矛盾重重，士人们不仅常常官位不保，性命亦在朝夕之间。陶渊明一则出身寒门，二则性高洁不群，如此又怎能在官场一展平生所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呢？故而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并序》中说：“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士之不遇之叹，以陶公此赋为深刻。进则“儒”不成，陶公退则“道”却可。因之，在人生观上，陶渊明之思想不是“儒为主”还是“道为主”的问题，也不是“外儒内道”的问题，而是先儒后道、儒道互补和儒道互融的问题。
这在陶渊明之求“乐”的人生观及人生践履中可见一斑。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常可见其对“乐”的描写：其饮酒可乐，观景可乐，游山可乐，躬耕垅亩可乐，“奇文共欣赏”可乐，与友朋交可乐，稚子绕膝可乐，与老农“共话桑麻”可乐，乃至“无乐”还能“自欣豫”。但实际上，从陶渊明生活的过程及性质上看，其有何乐？其又何能乐？他仕途受挫，家道日贫，儿辈不聪，最后是饥寒交迫，几近乞讨。可是，他的确有其乐：“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乐夫天命复奚疑”，“言笑无厌时”，“此事真复乐”，“陶然自乐”，“怡然有余乐”，等等。那么，陶公之“乐”，乐在何处呢？一则乐于“道”。此“道”既是儒家之道德伦理之“道”，又是道家自然无为之“道”。陶渊明曾有言：“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先师云云，显指孔子之言“君子忧道不忧贫”之教诲。此“道”当指儒者所倡导的礼乐教化、人伦道德之“道”。儒者一来以礼乐教化推行于天下，二则以人伦道德自律自处，且以之为“天”之命人所遵所行之“德”，故而能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故而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只要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便“惶惶如丧家之犬”，遭遇“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冷遇亦可矢志不渝，乐在其中。这就是人生的安顿处，亦即儒者常说之“安身立命”之处。陶渊明是持有儒家之“道”的，其安贫守贱，不慕荣利，实践仁义，自食其力。他牢记儒家“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教诲，常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居常待真尽，曲肱岂伤冲”；“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等等。所以，陶公才能“好六经”，成为一位“穷则独善其身”的君子。陶渊明又从道家之“道”中吸取人生安顿的资源。道家之“道”是宇宙之本、大化之源、社会之基、人生之真谛，但却不可言也不可传只能靠“悟”，其根本特质是“自然”、“无为”。陶渊明以本根之“道”性直接化为人生之理，所以，其性恬淡自然，清静不染，视仕途为“形役”，以田园青山为归宿。
更不用说《老子》有“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而陶渊明有“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之“桃花源”了。一般而论，人生当然有衣食住行之需求，然后有富贵荣华之追求。此皆为人生之物质的安顿之处。常人以之为人生安顿的全部，所以常常是无“乐”可言，原因很简单：人之物质欲望是个变量，而现实的物质获取则是个定量，后者永远也无法满足前者之需，故而人生可乐之时可乐之处实在是太少了。而在儒者、道者及受其影响之陶公而言，现实的物质之需固然为人生安顿之处，无衣食哪能生存？又何能进一步去修“道”？这是陶渊明回归田园、自食其力、深感谋生不易之后有所感悟的道理。但是，仅有物质之安顿于人生是远远不够的，人们一定要进而求“道”、得“道”和运用“道”。唯此精神之安顿处方为人生的最终安顿，方能有其“乐”。陶公不仅有儒者之“道”可供其人生安顿之需，更有道家之“道”供其体味深思践履，故而真能有“乐”、真能至“乐”。二则乐于“真”。人从本性而言，生于自然，长于天地之间，故而其性本真。老子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见杨润根著《老子新解》，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下不注明，皆引自该书。
所谓“刍狗”，就是“草制之狗型物件”，代指低贱之物，意谓天地自然而然，不特别地有意地关心和厚待万物；而真正的“圣人”治理天下，亦应效法天地之道，自然无为，不要也不需刻意地以人为之为（“伪”）对待百姓。求取自然之真，是为道家思想之精髓。陶渊明得道家求真之法，在人生过程中，一直以任真自得、无事自适为生活乐趣之所在。如他求自然之真云：“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人亦有言，称心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时运》。“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村巅。”《归田园居》。远山云彩，平湖新苗，草屋炊烟，鸡鸣狗吠，一派山水田园风光，这即是“真”之所在，亦即从“俯仰终宇宙”之自然的“真”中，获得“不乐复何如”的人生境界。诗人陶醉于其中，不过却要以其人生观之“称心易足”（即“道”）为基础。否则，又焉能有“乐”？甚至会在艰难劳累之农耕生活中，自有其苦不堪言之叹。陶公又求人间之真云：“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田园居》。陶公厌恶官场，不喜世俗交际，因为这之中充满着奸诈、虚伪、狡猾，而只愿与农人共话桑麻，且“养真衡门下”。所以，陶渊明在出仕之后又毅然回归：“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诗人去官乘船返归，急不可耐。回家后，稚子踊跃，松菊含笑，酒已斟满，情意盎然。诗人深悔出仕皆因“口腹”之欲，自己“质性自然”，怎耐官场俗气？所以，诗人决定从今以后寄身于天地之间。《归去来兮辞》。陶公之诗文让人感到真气贯注，真气袭人。尤为可贵的是，陶渊明还求“性”之真，从不对自己的七情六欲讳莫如深，而是坦荡荡一览无余。他言到彭泽为官的动机时，没有一点豪言壮语，只是“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所以求家叔举荐之，简直就是一份“酒徒的坦言”。好友颜延之在《靖节征士诔》中称他“心好异书，性乐酒德”，而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更言：“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陶公自己也承认：“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
他非常慷慨，常常“斗酒聚比邻”、“只鸡招近局”。“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后人津津乐道的陶公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的故事更是能说明其嗜酒如命的性格。后来，陶渊明家贫常无所饮，于是，“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以至在他自撰的《挽歌诗》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陶渊明如此嗜酒，决不可仅仅视为一个生理性的酒瘾问题，它更是一个人生观的问题，是其真性情之所在，也是他求精神之自由、情感之释放的重要途径。陶渊明又在著名的七百余字的《闲情赋》中，直白自己在一个“神仪妩媚”的美人面前，魂飞魄散，乃至渴盼着成为美人之衣领、束带、发油、青黛、簟席、鞋子、影子、烛光、扇子、鸣琴，等等，为的就是坠入温柔窝，亲近美人的肌肤。情感真挚，大胆狂热，实已至想入非非之境了。
虽然诗人最后因山水之隔强断情思，且以赞成合乎礼义之男女结合的议论而停笔，但陶公之真性情已是一览无余了。鲁迅先生说：“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是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究竟是大胆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这是对陶渊明“性爱无遗”之真性情的深刻揭示。陶渊明求自然之真，求人间之真，求性情之真，虽然成为一个渐趋衰老的农夫，但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浓浓的亲情友情人情的环绕之下，其个性真率淳朴，其人格坚贞高洁，完全显现出一片“赤子之心”。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奚谷；为天下奚谷，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二十八章。又说：“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老子》五十五章。“婴儿”与“赤子”因无世俗染污，其得之于“道”之“德”最多，所以其动停行止皆一任自然，毫无造作。陶渊明正是如此，他回归田园，一任本性，真情勃发，“含德之厚”，因此乐也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