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指出：“工业化、商业化、现代化带给当代人的病痛，就是在内心世界、精神世界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滋生的功利主义、权钱交易、功名利禄、人欲横流，人们深感方寸之心、良知自我、人格修养、气节操守等等，都找不到托付、安定的终极之地，倍受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的极度创痛，怀着失败的沉重与无望的反抗，义无反顾地逃出民族文化的家门，冲上市场经济斑驳陆离的思想大街，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见《文化中国》2000年第3期武才娃文：《新世纪探讨儒家‘安身立命’价值》。生死哲学承上所述，在人生中的生活与生命的二个向度中，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主要是偏重于生命而忽略生活，而现代人的问题则在于只见生活而不顾生命的层面。所以，有必要在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一门不仅重视人之生活，也重视人类之生命；不仅仅重视人之“生”，而且重视人之“死”的学科，这就是所谓——“生死哲学”参见拙文《寻找人生的价值与生命的安顿——从人生哲学到生死哲学》，文载《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来较好地解决现代人之人生问题。既防止只重人之生命存在而可能走向的人生空虚性，又避免只重人之生活而导致的人生狭隘性，使现代人获得真正幸福与快乐的人生。生死哲学把人之生活与生命视为人生统一体中不可分割的两大主要部分，两者之间的紧张构成了人生之永恒与主要的问题。并进而认为：人生活与生命问题的解决必求之于人对“死”的观照；死亡问题的解决也必求之于对“生”的认识，这即所谓“生死互渗”观。参见拙文《论生死哲学的学科建构》，文载《南昌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关于人生问题研究的方法论沉思》，文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思想政治》1999年第1期；《论中国传统死亡智慧与“生死互渗”观》，文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寻求生命的真谛——我与生死哲学的研究》，文载《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那么生死哲学是如何解决现代人只重生活感受不顾生命存在的问题呢？
一般而言，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主要包括生、爱、死三项内容。“生”指人们生活的过程和性质；“爱”指性爱，直接关系到人类情感的生活及生命的延续；“死”包括人的生活与生命的终止及死后生命的问题。人生的这三大方面及三大主题涵蕴了人之生活与生命的全部内容。当人之“生”变成一种无意义的呆板停滞的过程，“爱”异化成只是动物性发泄和毫无责任的游戏，“死”演变为现代人最最恐惧和痛苦的深渊时，人们便没有了生活与生命的家园，当然也就丧失了自然与社会的家园。为了不至于如此，首先必须处理好人之生活与生命之间的紧张。生活与生命虽然合一于人生，但两者的性质有着重大的区别。人的生活是当下此在的，过去的生活已然逝去——非存在；未来的生活还没有开始——也是非存在，所以，人之生活都是现在进行时，人们所能感受的也只是当下的生活。
而人之生命虽然也显示为现在此时的，但生命却无法与过去和未来割裂开来，没有过去的生命是非存在，而无未来的生命则是一具死尸。所以，生命必须是在延续的过程中才能展现。如果说，生活的品格是个我的、当下的，那么，生命的品格则是普遍的和历史的。人们若能够从个我性的生活走向普遍性的生命存在，从当下此在的生活迈进永恒无限的生命洪流，那么，便可以寻找到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遗憾的是，在目前许多人的生活实践中，这一切都出了大问题。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调动个人之主动性、积极性，倡导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生存与生活的方式。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所获是自己的，享乐也是自我的，一切责任亦需自我来负。于是，生活的个我化空前凸显，人们一般皆只注意到生活的当下此在而不管生命的历史延续性。这时，金钱的拥有和物质的享受必然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人们以为“拥有”，而且是物质性的拥有便是人生的一切，无拥有即是人生的失败，乃至痛感生活无意义生命无价值。这样，人们把生活中的拥有等同于混淆于生命存在本身，这是现代人生中的一大误区。应该意识到，无论是金钱财富的物质性拥有，还是权力地位美色的社会性拥有，一则拥有的数量与质量有多有少，有好有坏；二则，凡是生活中的拥有无不都易于失去和消解。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人拥有得再多，与其他人相比都是有限的、不足道的，此即所谓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得”与“所欲”之间的紧张。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所得”总是一定的，而人们的“所欲”却是无限的，总是大大超过现有的“所得”，无论此时的“所得”是多还是少。因为，人们的“所欲”取决于与他人所拥有的东西进行横向的比较，而自我的“所得”却源于人们的努力和机会。两者一碰，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有在拥有上比自己多得多的人，无论你的拥有是多还是少。故而，现代人在拥有上永远都陷入一种“一无所有”的尴尬境地。此外，人们的物质性拥有是易变的和易失的。俗语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生活中的拥有又能怎样？长期艰苦努力求富而得富者有之，一夜机遇而暴富者也有之，但富而穷者也比比皆是，瞬间从富豪到身无分文者亦不罕见。这样，当人们把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置于纯物质性金钱财富的这种无常之有的基础上时，无疑会痛感生活的艰辛、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痛苦，寻觅不到自然、社会以及生活与生命的幸福家园。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轻则导致身体疲惫不堪，精神萎靡不振，重则轻贱生命，放弃生活，迈向自我毁灭的不归之路。
这又牵涉到个我化的存在与类我化存在的紧张问题。人在生活的层面上，往往是个我化的，生活的内容及过程都是“我”的而非“他”的；是我拥有的东西就不是“你”的，是“他”所有的东西就不是“我”的。因此，人们若仅仅局限在个人的生活内，必然会形成个我化的人生观。但是，如果人们能够立于生命存在的基点来看，则会明白任何人生存的本质都是普遍性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父精母血孕育而就，也都在社会中成长，都承受着人类文明与文化的熏陶，这些都使人之生命本真显现为普遍性。也就是说，在生命的层面上，你我他皆连为一体，血乳交融，不分彼此。
但是，人们在个我化的生活中往往看不到也体会不到生命存在的普遍性，而以个我化的人生观处世，于是失去了生命本真的生活常常会陷入困境，从而发生意义与价值的危机。以性爱的问题为例。本来人类的性爱与动物的交配完全相同，是一种生命普遍性最鲜明的表现。因为自从人猿揖别之后，它就建立在男女两情相悦的前提上，在爱情的基础上进而有肉体的结合、家庭的产生。这是一种人之最内在的生命、灵魂、感情等的沟通、感通、融会之后的结合，是一种最最超越个我性生活存在的生命的普遍性存在。可是，现在有金钱交易后的肉体关系，有一夜情和睡醒过来还不知身旁的人姓甚名谁的所谓潇洒等等。
完完全全沉溺在个我化肉体享乐而丧失了生命存在的普遍性。因此，且不提这种丧失生命本真状态的性爱关系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艾滋病等性疾病的泛滥，在现实生活里又有多少人在爱情方面受到了无穷尽的伤害，一句“不求天长地久，只求一时拥有”的歌词，倒是道尽了现代人在两性生活中的个我化人生观凸显、类我化人生观消褪的状态，这是现代社会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在人生的另一主题死亡的问题上，同样也有两种人生观并可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一者，人们若局限于个人生活的层次来看死亡，必然会视死亡毁灭了自己的一切，死亡使自我的生活完全中断，自我拥有的一切完全丧失，此是多么地可怕和揪心。因此，死亡对人们来说，是一种无法接受的东西。可是，生活中的许多东西你可以有自由的选择，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死亡却是任何财富金钱权力意志等都改变不了的生命结局。所以，仅仅立于生活的层面来看待死，必会产生无穷的恐惧和痛苦。
如果人们在必不可免的临死前，体验到的全是刻骨铬心的巨痛，那么，这种状况就足以淹没掉你生前所有的幸福，一笔勾销你生活过程中的一切快乐。但如果人们超越个我化的生活，立于生命存在的类我化的基点，那么，面对死亡，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和恐惧。以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特别是儒学熏陶下的中国人为例，人们一般都不把生活仅仅视为个我的，而是认为个人化的生活径由普遍性的生命而与家庭与家族、直至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个人的生活目的全都系于家庭、家族、国家的存在和发展。这样，人们也就能突破生活的个我化的存在，进而达到生命存在的普遍性。因此，一般的普通老百姓面对死亡时，可以把其视为“白喜事”，因为他会觉得，自我的生活虽然完结了，但自我的生命却在家庭与家族中延续，直至永远。这就是古人重视后代子孙，重视香火祭祀的内在深层的原因之一。而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则在面对必死的人生结局时，刻意于追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或者去求得“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认为崇高之道德品格、伟大之功业、完美之诗文可以传之后世，个人之生活虽然终止了，而生命却借助于立德立功立言的中介永恒且不朽了。由此，他们便由精神之途而超越了死亡，可以在临终前消解死亡的恐惧与痛苦，甚至勇于且欣然地投入死亡的怀抱，如文天祥然。因此，现代人若想解决死亡给人之生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就必须从生活的层面跃升至生命的层次，把个我化的人生观置换成类我化的人生观，从而立于生命的基点上来对待“生”，来看待“死”，终则超越死亡，既获得“生”的幸福，也得到“死”的安心，达到人生的最佳存在品质。可见，要解决人生的三大内容——生、爱、死的问题——都必须由人之生活走向生命，由个我走向类我，既重视感性的生活，更重视存在的生命。但在现代化的社会中，要达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从懂得这一道理，到化为自我的实践还相当的遥远。有一种方法和一条途径可以让人们比较顺利地由生活的存在而升华为生命的存在，获得生与死的圆满。这就是——由死观生。这并不是说，人们应该去就“死”，也不是让人们天天在“生”之中去考虑“死”，而是要求人们建构一种生死观，由对“死”的体认来达到对“生”的把握，特别是获得从生活的层面上升为生命层次的途径。由死观生的结果，可以使人们从个我化的生活中跃出，发现生命原来是与父母、社会紧密相系的，意识到亲情友情爱情人情才是人一生中最最重要的。
而生活中帮助他人，如栽上一棵树，给城市和他人留下一片绿色。或者哪怕是用自己最可宝贵的身体器官救助他人也是那么的美好，那么值得自己去做的事情。若仅仅关注自我生活的享乐，则会浪费宝贵的生命时光，临终前必会留下太多太多的遗憾。想到了这一切，并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去加以实施，那么，人们必可镇定自若地敲下生命程式里的最后一个回车键。实际上，当人们从传统的人生哲学中吸取了养料，突破了狭隘生活的小圈子，立于普遍性生命的视野来看生死，必可发现：死亡只是个人的生活的终止，而非生命的终结。从大的方面而言，人之生命是宇宙这个大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人之亡，意味着你的生命回归于宇宙的生命洪流之中，参与到整个宇宙大生命的创生过程中去了，从而趋于永恒。若从小的方面来看，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固然必会死而朽去，但生命本身并未完全消失。因为“我”的创造物还存在，“我”的生命也就存在；因为“我”在这个世界酿造出了浓浓的亲情友情人情和爱情，许多人都记得我想着我念着我，所以，“我”的生命信息还在这个世界上留存下来，成为了不朽。这样，人们也就寻找到了生活意义，也觅得了生命的价值，从而消解了生活与生命、所得与所欲、个我与类我之间的紧张，达到了“生”之幸福与“死”之安宁的完美结合。这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所欲达到但却没有完全实现的目标，当然也是我们现代人梦寐以求的生活的意义所在与生命的价值所在，从而也是人之人生的安顿所在。本书试图在中华贤哲的生死智慧中获取解决现代人之生死问题的方法与途径，特别是为建构适合中国人生死实践特点的中国生命学，或生死哲学之理论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本书不求逻辑的连贯性和研究的系统性，抽出中国思想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哲人贤士，集中探讨他们的生死智慧，读者可以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仔细体会中华贤哲是如何面对自我之生死课题，又是如何解决的。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生死问题一方面具有特别个我化的性质，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所遭遇到的生死问题都不一样，解决的方法与途径也应该各不相同，所以必须广泛地去涉猎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生死智慧；另一方面，生死问题又具有最大的普泛性，人人都必定会在特定的时间地点遭遇到生死问题。这一特质决定了生死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勇敢面对的问题，也是人们特别需要智慧去加以解决的问题。如果本书能够为读者解决生死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那就是著者我最大的幸福与快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