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纽约百老汇大街的“全国化学银行”，人们往往会看到一幕奇怪的场景：一个60岁左右的妇女坐在孤单的办公桌后面，直接对着营业窗口。她的穿着十分寒酸，黑裙子是如此之脏污和陈旧，以致黑色几乎变成绿色；而穿着体面的人们，走近窗口与她谈话，而且频繁地与她交换现金或文件。但是，在她办公室的抽屉里既没有现金，也没有文件。她用办公桌作掩护，在自己的裙子上开了一个奇异而又狭窄的洞，并在里面缝上几个袋子，每个袋子都是一个保险箱。它们装着她的现金（一次多达50万美元）、营业证件、未包裹的三明治和一把手枪。中午，她离开银行，到附近的经纪人家去一趟，返回时，提回一锡壶开水，并做一碗燕麦片粥。为什么如此著名的银行竟然允许这样不寻常和不雅观的行为呢？因为这个女人——海蒂·格林既是银行最大的储户，又是一个对办公空间斤斤计较，使银行支付的利润达到少而又少的吝啬女人。在海蒂主持银行工作期间，她又以世界最大的金融家和西方世界最富有的女人而驰名，但公众又给她起了个很不光彩的绰号：“华尔街的巫婆”。
海蒂于1835年生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的夸克家族，是个富有人家的女儿。她的母亲是个孤独的半残废人，出身于建立过古老和强大贸易公司的家庭；她父亲是一个商行的合伙人。她没有兄弟，除受过翻译财务报告的训练外，还受到夸克家庭严格的、节俭观念的教育。这两个因素促使她变成一个既极为富有但又非常吝啬的女人，估计在她1916年去世时有价值1亿美元的财富。由于她有理财才华，赞扬者又把她称为“华尔街的女皇”，但她的吝啬则长期受到新闻界夸大和讽刺，并被认为是她的特性，以致使她至今还被人们牢记不忘。海蒂·格林承认自己是个被社会摒弃的女人，几乎与所有的男人为敌，并把吝啬变成一门科学。
她的吝啬和小气几乎渗透到她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无处不在。1865年，她积累的钱财总值只有100万美元，这是她从去世的叔父那里得到的一些房地产收入。但在丈夫的帮助下，到1885年她的资产已变为2600万美元。她使用的方法几乎都是诚实的。她从未索取过分的利润，即使在财政危机期间也不例外。她以谋略战胜了当代许多著名的金融家。她只有一次被牵连到所谓的伪造文书，控制其叔父财产的事件之中。但她所得到的利润主要是通过其本身在实际工作中的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她经常使自己和家庭蒙受煎熬，避免花钱。
海蒂的日常生活如何节俭，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她每天总是买隔天的剩面包，不言而喻，其价格便宜。冬天，她穿男式的内衣裤，在最冷的日子里，再加上点报纸，勉强保暖就行了。她为了节省房租，总是从一幢便宜的公寓搬到另一幢更便宜的公寓，在纽约总是不永久地住在一处。她为了得到咨询，总是把律师逼到一隅，包括最著名的律师约瑟夫·肇德。她佯装对决策举棋不定，而后才根据他们的知识准备应付自己的案子。久而久之，肇德学会了如何回避她，或者把她本人作为讥笑的靶子，并把她的小气、贪婪和狡诈当成开心的话柄。她对医生的态度也如此。当她的儿子尼德滑雪把膝盖骨摔伤时，她给儿子和自己穿上比平时更为破烂不堪的衣服，几次去门诊所给儿子看病，当她发现医生是她认识的人时，就拒绝付钱，而且永远不再去。结果，尼德的下肢3年后被锯掉了。而在当时，海蒂·格林一年收入就达500万美元。
1885年，她与丈夫的关系破裂，原因很简单。她丈夫在投机冒险中花了她的钱，而最终失败了。这件事不但使她永生不忘，而且使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学会了如何憎恨男性竞争者。但她最念念不忘和最感烦恼的敌人是铁路魔王柯里斯·汉丁顿。海蒂利用几年时间打破了他关于扩展“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梦想，获得了小型的“得克萨斯中部铁路公司”，而且把此公司先交给她丈夫而后又交给他儿子控制。汉丁顿曾控告她多次，但都未成功，且最后在一起诉讼中悲伤地去世。
海蒂本能地憎恶律师，并且随时提防他们。她随身携带着一把由汉丁顿的对立派赠给她的手枪。她说用此家伙“对付律师，保护自己。我并不那么惧怕窃贼或强盗”。但海蒂·格林似乎又是个富有人情味的女人。在儿子尼德捧伤期间，她亲自护理他。她还安排女儿黛维与一个百万富翁订了婚，而且当她所宠爱的宝贝女儿于1910年去世时，还伤心得生了一场病。
对于这样一位女人，许多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有不同看法的。如前文所述，乔治·柯恩基本上认为她是一个吝啬鬼。但史学家威廉·布里安则似乎有不同的见解。他从为国家缴纳收入税的角度出发，大胆地提出了问题：此人是个“华尔街的女皇”还是吝啬鬼？这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林肯总统遗孀的不幸之谜？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林肯总统的夫人马丽·林肯，由于其家庭与联邦有联系，当时美国许多人怀疑她对联邦的忠诚，肆无忌惮地攻击她。再加上她的家庭连遭不幸，三个儿子相继夭折，尤其是1856年4月15日，她的丈夫林肯被刺身亡之后，她可能患了精神病。她对任何问题很少做出完整的回答。她晚年的烦忧还有贫困。由于债务过重，她不得不冒着公众议论纷纷的风险把她的衣柜卖掉。但也有人认为，事实上，她过着一种靠适当收入来维持其舒适日子的生活。除了林肯的遗产之外，她还可以从国会得到养老金，而且，养老金1870年为3000美元，1880年增加到5000美元，这种情况并不至于使她穷困潦倒。
美国历史学家保尔·昂格尔认为，她生活上的不幸，尤其是她晚年最小儿子的夭折，严重影响了她的情绪。1871年，她最小的儿子托马斯突然去世，年仅18岁。他的死使已经过分劳累的母亲更加疲惫不堪了。1875年，马丽·林肯开始表现出精神严重不正常的迹象。马丽的儿子罗伯特·林肯由于担心母亲挥霍财产和采取自我毁灭的行为，把她当成精神错乱者对待。1875年5月19日，一个陪审团确认她精神错乱。她在一家私人疗养院休息4个月之后，交由其住在伊利诺州春田的妹妹爱德华夫人照顾，但1876年6月15日，另一陪审团又宣布她精神正常。
在以后的4年期间，林肯夫人马丽主要住在法国保乌，但她的健康状况日汽车恶化，她诉说她处于连续不断的困境之中。1880年，她返回美国并继续与妹妹爱德华夫人住在一起。作为年轻时享受过富裕生活和虽有野心但又未能充分施展的悲剧性人物，她于1882年7月16日死于伊利诺州春田。
但是，历史学家乔治·柯恩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从她的经历来分析，她实际上并没有患过精神病。即使在行为上有某些不正常情况，那也是环境逼迫的结果。
马丽·林肯出生于伊利诺州春田，1861年伴随当选总统林肯进入首都华盛顿时，她在思想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准备。但是在她进入白宫之后，当林肯总统受到舆论界的攻击时，她同样也受到牵连，遇到来自南北双方的指责。北方的报纸指责她是具有南方思想倾向的人，南部报刊则称她是人民的叛徒。此外，由于新闻界的恶意宣传，使她在华盛顿上流社会中遭到孤立。一些民主党人和同情南方的女性不参加她举办的聚会或不邀请她参加她们本人举行的聚会。平时，他们也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还批评她浪费金钱，装饰白宫，甚至不断地去商店买这买那。对公众的这些指责，马丽·林肯夫人总是束之高阁，表现出极大的耐性。
社会和新闻界似乎认为她的一行一动都是错的，不断给她施加压力。但林肯总是不断减轻她的精神负担，为她解脱无中生有的诽谤。林肯认为，新闻界对她的伤害是利用了他本人的辛辣幽默；他帮助她解决债务问题，在她遭到攻击期间安慰她。林肯为了保护她甚至不惜与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相对抗。当北方官员控告说，马丽是南方的间谍时，该委员会开始进行调查。这时，总统出面发表声明说，他家庭成员中没有一个人给敌人传递过情报，调查旋即被放弃。在内战期间，马丽也帮助丈夫做过许多事情，如陪同丈夫去各地医院慰问伤病员等。
柯恩还认为，马丽·林肯夫人的不幸遭遇主要发生在林肯逝世前后，尤其是在她三个儿子特别是最小的儿子夭折之后。1871年她的一个儿子患结核病去世，给她的沉重打击使她的行为有些不正常，健康状况也逐渐恶化。然而，祸不单行，如前文所述有关当局于1875年甚至对她进行“精神错乱审讯”。她不断悲伤，脸部浮肿，并不得不进行检查治疗。她经常担心钱的问题。她经常把5.7万美元带在衣袋里，总是怕丢失。她把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黑暗的屋子里。她担心坐牢，经常失眠，常常夜间一个人在自己的屋里徘徊。不幸的是，为了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他的儿子罗伯特·林肯雇了个私人侦探跟踪她，甚至请求有关当局对他母亲举行“心智健全听证会”。罗伯特认为，他的母亲是个不负责任的人，但是，他关心的与其说是他母亲个人的安全，还不如说是他母亲所带的钱的安全。
在法庭就地精神错乱鉴定期间，马丽·林肯表现得泰然自若。许多证人，包括她的女仆，在讲述昔日白宫中的谣言以及她个人的奇闻轶事时，她安静并仔细地听着，甚至当他儿子罗伯特·林肯说她“完全不负责任”时，她也没有反应。她和陪审团一样听了许多医生的证词。她若无其事地接受了法院作出的精神错乱的判决，但她当时心里是如何想的谁也不知道。
然而，事后有许多事实证明，马丽·林肯并没有患精神错乱症，她在伊利诺州巴达维亚的一个疗养院休养和治疗4个月后，医生给她作出的结论是：她的问题是身体虚弱和神经官能症，而不是精神病。她搬到春田的妹妹家之后，发出许多信件，要求各方面给予援助，结果持同情态度的新闻部门断言，她只是古怪而已。在1876年举行第二次精神错乱听证会时，曾经侮辱过她的公众开始认为她是个受到严重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1875年的判决被推翻。此后，直到1879年，她一直正常和节俭地住在春田。1879年她去过法国和意大利。在此期间，她由于不慎把脊椎骨摔伤，被迫提前返回美国。她先到纽约市就医，而后隐居春田。
总之，林肯夫人晚年是患有精神病，还是由于思想上长期受压抑而导致神经有点不正常，直至今日，史学界显然仍存在不同见解。
希特勒为何不娶妻妾？
阿道夫·希特勒是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但是，这个恶贯满盈的战争狂人，无论潦倒在维也纳的街头还是登上第三帝国元首的宝座，虽然政治上极端腐朽反动，生活上似乎颇为洁净。尤其对他不近女色，纳粹党的大小头目常常传为“美谈”，有些党徒还以他的这一行为，奉作自己的“楷模”。确实，据现有史料记载，希特勒非但没有寻花问柳的劣迹，而且一生也没有娶过妻妾，他唯一的情妇爱娃·布朗与他相恋同居数年，直到1945年4月24日，苏联红军的隆隆炮声响彻柏林，他才与她在濒临灭顶之灾之前，举行了“婚礼”，然后双双自杀。
这个扬言要统治全世界的暴君，生活上有悖于常人的奇怪行径，曾引起各国史学界的关注。许多史学家通过各种渠道，发掘史料，深入研究。通过分析，有人认为，希特勒之所以如此，是客观条件所限，忙于战争，无暇顾及；也有的人认为，希特勒生性乖戾，喜怒无常，择偶条件苛刻，一般女子无法使他接受。
1969年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希特勒非但不像人们说的“见到女人就感到厌恶”，相反在他行将覆灭之前，他似乎成天泡在女人堆里。持这种说法的是他的宠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德国军备和战时生产两部部长的阿尔贝特·施佩尔。施佩尔在纳粹政权中属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并曾有可能被希特勒考虑为自己的接班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施佩尔被逮捕，后经审判，被判处20年徒刑。服刑期间，施佩尔以自己的特殊身份，撰写了《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于1968年在前西德出版。回忆录中，施佩尔在叙述希特勒临近灭亡时的情况，这样写道：
“此时，他（指希特勒）变得和蔼和内向了。不少地方使我想起20年前我们开始合作时我所了解的希特勒，所不同的是，他现在更加令人难以捉摸。他对多年来在他身边的几个女人尤其亲切殷勤，较长时间以来，他对空格太太表现出特别的好感。她是寡妇，她的丈夫是他的仆人，已在前线阵亡。他的维也纳厨娘也受到他的恩宠。紧随他多年的秘书沃尔夫太太和克里斯蒂太太，在他生命最后几周内，也都成了他这个私人小圈子的成员。几个月来，他主要同她们一起喝茶和进餐。他的私交圈子里几乎没有一个男人。”
对这一反常现象，施佩尔这样分析说：“他可能是被某种简单的观念所驱使，即当灾祸临头时，这些人要比当他幕僚的男人忠实得多，看来他有时不信任他们所表示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