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种说法产生于19世纪末，是学者们经过分析研究后得出的一种新看法。这种说法认为《游记》原本用语是一种古法语，确切地讲应该称作“法兰克—意大利语”（franco-it-aliano）或者“法兰克—威尼斯语”（franco-veneto）“这种语言是一种含有古威尼斯方言的变形法语”，在马可·波罗时代盛行于意大利北部。马可·波罗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经历，因而采用了当时属欧洲“国际性语言”的法语来口述他的《游记》。在写作过程中，马可·波罗由于缺少语言学家的语言修养，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多元语言形势的影响，致使《游记》用语不纯。
除了《游记》原本用语众说纷纭外，学者们还发现，不同语言系统的抄本内容不尽一致，因此找出不同抄本之间的渊源关系也成了问题，经过比较厘定，意大利学者贝内德托提出了《游记》抄本二类说。根据他的意见，现存《游记》全部抄本可分成A类和B类两大系统。A类抄本的原型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第1116号法语手稿，此手稿是14世纪初书于意大利的法兰克—意大利语羊皮纸抄本，它系统地保留了原来的语言，“带有13世纪作家所特有的丰富表达形式”。A类抄本又分属3个子系统，即法语系统、托斯坎方言系统和威尼斯方言系统。
B类抄本的代表为意大利托利多天主教会图书馆藏“泽拉达本”，简称“工本”。据认为，“这份手稿原是一份罗曼语抄本的拉丁语译本，优于任何现存抄本”。此抄本约成于15世纪初。二类抄本又同源于已佚原本的已佚复本。
然而贝内德托的《游记》抄本二类说未能全部解决诸抄本的关系问题。人们发现，在16世纪刊行《游记》的一个意大利语译本中，有一部分内容既不见于A类抄本，又不见于B类抄本。据编纂者威尼斯地理学家拉姆西奥称，他在编纂《游记》新版本时曾参考了威尼斯吉西家族珍藏的一份“出奇古老的”拉丁语抄本。显然“拉姆西奥本”代表了第三类抄本系统。人们怀疑，是否不久会出现第四类或第五类抄本系统呢？并且到底哪类抄本更接近于《游记》原本呢？
上述种种问题，造成了旷日持久的《游记》原本之争。这一争论何时能得到最后的解决呢？由于原本的亡佚，是否能彻底解决《游记》原本之争，至今是一个谜。《政事论》成书于何时？
《政事论》，或译为《利论》、《实利论》、《治国安邦术》等等，是古代印度的一部极重要的历史文献。有人甚至宣称它是古代印度“有关政治学的最全面的论著”，是“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经典著作”。全书分15卷，共180章，内容宏丰，涉及面相当广泛。它对于重建古代印度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法制史、外交史，甚至科技文化史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故此当这部著作的手稿于1909年发现后，立即引起了各国印度学家的关注和重视。我们知道，历史是按时间顺序向前发展的，历史的演进是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然而，古代印度的历史文献不是没有年代记载，就是年代混乱。这是印度学家们研究印度历史时首先遇到的难题。现在这个问题又十分醒目地摆在印度学家们的面前了。《政事论》究竟成书于什么年代？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将直接影响对整个古代印度史的历史评价。
20世纪初，《政事论》刚刊行不久时，一些学者认为该书成于公元前4世纪，即孔雀王朝时代，作者是考底里耶或毗湿奴笈多或阁那伽。该书的英译者印度人夏尔马·萨斯特里，英国人文·史密斯、弗里特，德国人雅可比，挪威人鄂图·斯坦因等等都持这种观点。因为这部著作每章之末，作者都自称为考底里耶，且在第15卷的第一章，作者宣称推翻难陀王朝是他的功劳，而在书末的题跋里，作者又自称为毗湿奴笈多，由于印度的古籍，如《毗湿奴往事书》中曾提到考底里耶帮助旃陀罗笈多·莫里亚（月护王）推翻了难陀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并将月护王扶上了王位。又如《十公子传》中提到毗湿奴笈多曾为孔雀王朝的君主而将《政事论》删节为6000颂等等。鉴于此，他们认为《政事论》为孔雀王朝的首相考底里耶或毗湿奴笈多的作品，其中所谈的情况自然属孔雀王朝的事。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又提出了一些似乎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考底里耶一名出自伪托，该书成于公元1~3世纪之间。持这一观点的人有：斑达卡尔，主张成书子公元初期；赖乔杜里、乔利、凯斯、温特尼兹，主张成书于公元3世纪左右甚至更晚；前苏联学者谢尔巴茨基、奥西波夫等也主张成书于公元后1~3世纪之间。他们最有力的证据是考底里耶书中的记载与确凿可靠的孔雀王朝的史料十分矛盾。如：阿育王铭文中全然没有使用过《政事论》中所载的计时方法；阿育王的岩石诏谕用的是俗语而《政事论》中的语言是梵文；阿育王铭文中提到的字母数字仅41个，而《政事论》中所使用的竟达63个；阿育王铭文上提到的官衔《政事论》上只字未提，《政事论》中的官衔也不见于阿育王铭文；《政事论》中所载的营垒是用砖建造的，而孔雀王朝的各城市，如首都华氏城却是用木料修建的；《政事论》中不仅未提及月护王，甚至连孔雀王朝首都华氏城也未提及。另外阿育王铭文中也没见到考底里耶这个名字，学者们认为，甚至连考底里耶一名也值得怀疑，因为梵文中此字意为“欺诈”、“虚伪”，印度史上空前强大的孔雀王朝的堂堂宰相竟用“骗子”、“伪托者”之类奇怪的字作名字，实在是不可思议。所以他们认为此书是一部晚出的宣扬考底里耶一派教导的作品，很可能是考底里耶的信徒所书，而非他本人的手笔。
至此，问题似乎解决了，其实不然。当代印度著名的女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尔对上述问题作了批判性的考察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政事论》原为孔雀王朝的大臣考塔里耶（非考底里耶）所著，他也以阇那伽而著称。以后直到大约公元3世纪或4世纪有不同的作者加以编订和评注。毗湿奴笈多对全文作了检查，我们今天见到的版本就是毗湿奴笈多最后的本子。关于《政事论》的语言问题，她指出，阿育王的铭文是让公众阅读的，自然要用公众的语言。在宫廷范围内，在社会上受过良好教育的入，即使在孔雀王朝亦不妨碍用梵文。关于营垒的建造，塔帕尔谈到，据希腊驻孔雀王朝的使臣麦伽斯蒂里的记载，当时靠近江河或海的城市是用木材建造的，而在这以外的城市则是用砖建造的，考塔里耶在《政事论》中详细制订了预防火害的措施，这说明他不是不知道木结构建筑的盛行。关于《政事论》中提到的官衔未见于阿育王铭文的问题，塔帕尔认为这不足为证，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孔雀王朝不使用这些官衔，相反，《政事论》中的许多专门术语（包括官衔）与阿育王铭文上的很相似。塔帕尔还指出，《政事论》中对待演员和各种演奏者的看法与阿育王的一些铭文中倾向很一致。这些人受到很大的猜疑，并在社会上被看成是无种姓的，而在公元3～4世纪，戏剧却是受到尊重的，与之有关的人在社上也很受欢迎。如此等等，塔帕尔用许多证据说明《政事论》原来的文本是公元前四世纪，即孔雀王朝时代写成的。但她同时指出，现存的《政事论》比原作的范围要大得多，文体也有变化，作者的心理态度前后也不一致。例如，在讨论国家消除瘟疫的方法时，对于每一个灾害，首先的建议是合理的，实际的，之后作者又求助于某些巫术仪式，这显然是后来的人补充编订的结果。
由此来看，关于《政事论》的年代问题，争论尚未结束，结论尚未统一，但弄清这个问题为时不会太久。欲探踪索隐者，还大有可为。
普希金《一号日记》的真相如何？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坛陡然异峰突起，开创了一个群星灿烂的鼎盛时代，伟大诗人普希金（1799～1837年），就起到了开拓者和奠基人的作用，他的一系列创作对俄罗斯文学的形成和丰富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别林斯基说过：“只有从普希金开始，才有了俄罗斯文学，因为他的诗歌里跳动着俄罗斯生活的脉搏。”俄国文豪高尔基曾指出：“普希金是一位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奠基人。”伟大的革命导师们也非常喜爱普希金的作品，马克思50多岁开始学习俄文时，曾经怀着很大的兴趣阅读了普希金的许多作品，恩格斯还把《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一些章节译成德文，列宁在被沙皇流放期间所最爱读的文学作品就是普希金的诗文。
诗人普希金短暂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异常丰富的文学遗产。在前苏联，对普希金作品的研究已经形成为一门独立的“普希金学”，他的大量手稿现在都收藏在前苏联的“普希金故居”和“普希金博物馆”里面。然而，普希金的《一号日记》一直杳无下落，几十年来一直引起“普希金学”研究专家们的极大兴趣与关注。
普希金《一号日记》的不解之谜是由普希金的孙女叶莲娜亚历山大德罗芙娜·普希金娜所引起的。1920年，侨居国外的叶莲娜突然向外界宣布：她祖父普希金的一部分日记现在正由她收藏着。因为诗人普希金在决斗中遇害之后，人们在整理遗稿时，发现他的一部日记的扉页上注明编号为“二”。所以“普希金学”的研究专家们把叶莲娜收藏的日记称为《一号日记》。那么，究竟有没有《一号日记》呢？《一号日记》的真相如何呢？
一些普希金学家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造诣颇深的学者法因贝格在《失落的日记》一文中断言存在普希金的《一号日记》，而且认定目前正收藏在安居国外的普希金后代手中。这份手稿最早曾由诗人的长子亚历山大·普希金掌管，尔后几经辗转又到了他的女儿叶莲娜手里。1923年，叶莲娜在给友人的信函中还特别强调自己手中还保存着爷爷没有发表过的日记以及其他各种手稿，这些资料根据她父亲的嘱咐：在诗人逝世一百周年（1937年）之前不得发表，因为《一号日记》中提及抨击的那些人在此之前还活在人世。前苏联一位普希金学家戈富曼在《再论普希金之死》一文中写道：诗人的《一号日记》将使人们了解到导致诗人普希金参与这场悲剧性决斗的真相，这些资料比普希金学家所掌握的史料更为丰富完臻为了使普希金珍贵的文稿不致流散他国异乡，前苏联“普希金故居”和“普希金博物馆”利用各种途径竭力寻找普希金的遗稿。但是，由于一直未能找到叶莲娜在国外的确切行踪，寻找普希金《一号日记》的活动至今一无所获。
另一些研究者则持异议，他们断然否定诗人普希金《一号日记》的存在。前苏联一位著名的普希金学专家莫扎列斯基说过：“我愿用头颅作保，除了现有的日记之外，根本不存在普希金的其他任何日记”。叶莲娜的兄长尼古拉·亚历山大德罗维莆也认为：叶莲娜凭空臆造出关于普希金《一号日记》的故事，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提高自己地位和身价。叶莲娜的外甥女纳·谢·梅泽卓娃亦赞同地说：“叶莲娜舅妈根本不可能有普希金的日记，因为诗人的全部文稿资料都保存在诗人的长子那里，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诗人写的《一号日记》。”
普希金《一号日记》的真相究竟如何？许多专家学者在钻研了大量文献史料之后提出了有关《一号日记》之谜的颇有见地的见解。然而，覆盖在《一号日记》之上的神秘朦胧的面纱一直未能揭开，时至今日，俄罗斯的“普希金学”专家学者们还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着诗人普希金《一号日记》的踪迹。
《静静的顿河》原作者究竟是谁？
《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名闻天下的鸿篇巨著。前苏联作协历来宣称这是肖洛霍夫的作品，也是之所以能在他1965年荣获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力作。肖洛霍夫是否是《静静的顿河》的原作者呢？说法不一。
俄罗斯文学家肖洛霍夫1928年，当年仅23岁的肖洛霍夫把《静静的顿河》的第一部送交由拉普（全俄作家联盟）主办的《十月》杂志发表之后，在他家乡顿河岸罗斯托夫城的一些报刊上，立刻就有人声称《静静的顿河》的原稿并非出于他的手笔，说他不过是把一个白军军官的遗稿作了一番偷梁换柱、制作加工的勾当，并说他的这种不法行为已为检察机关所注意。
这些活灵活现，有眉有目的流言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全国，不仅使肖洛霍夫顿即名誉扫地，同时也使前苏联作协大失光彩。法捷耶夫等5位作协领导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于次年3月19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为肖洛霍夫洗刷耻辱的公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