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该从何处下手呢？……”齐泰自语着，款款离座，在屏风前踱来踱去。他想，藩王那么多，如同时下手，其对立面太大，波及面太广，易逼迫诸王联手与朝廷对抗。这不策略。应该选准突破口，先拿某王开刀，尔后一个一个击破……忽然，他停住踱步，说道：
“有了！先从燕王下手吧！”
“为何先削燕王？”黄子澄感到讶异。
齐泰便解释说：诸王中以燕王势力最强，野心最大，其年龄亦最长，当然便最具影响力。俗话说，“擒贼先擒王”。一旦剪除了燕王，其余诸王自然更无力反抗，便会束手就擒。“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然而……”黄子澄却连连摇头。“年兄之见，弟实不敢苟同。‘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而燕王在诸王中偏是最‘实’的。开局便攻‘实’处，怕费很大周折。依敝人之见，倒莫如先击其‘虚’处呢！……”
“吾兄高见。愿闻其详。”齐泰说。
黄子澄显然已深思熟虑。便说：
“我意先从周王下手……”
按黄子澄的分析，周王以及齐、湘、代、岷等王，在先帝时多有不法之事，国人皆知，削之有名。其中周王势力较弱，容易对付。此外，周王与燕王乃同母兄弟，削夺周王便好似翦除了燕王手足，这也是为下一步削夺燕王做了准备。据他的估计，先从周王下手，必有胜算。
齐泰想了想，黄子澄的意见也有道理。便说：“待明日上朝。启奏皇上裁定，如何？”
黄子澄说“甚好”。他建议今夜两个人可再细细考虑一下，如有新的想法，明日面君时亦可再作说明。看看天色已晚，便向齐泰告辞。
齐泰将黄子澄送出二门时，雨尚在淅沥。黑暗中传来了婴儿的啼声。黄子澄便又想起齐泰为他的独生子过周岁的事。他不明白，接近五十岁的尚书大人，为何只有如此小的独根苗儿？……
二
周王朱棣真是最不安分的王爷了。周王朱棣自从洪武十四年就藩开封，十七年来，可以说没在王府里好好儿呆过。头几年“弃国”驻凤阳；尔后长居京师，而令世子有墩主持藩事；最近这几年，年纪渐老了——已过四十岁了，倒是比较老实，没再离开过开封。但也没准儿化了妆，偷偷窜回应天，到秦淮河畔青楼里作“狎邪游”。不知道底细的，不相信那位常在歌妓披巾或玉腿上题诗的公子哥儿，会是洪武皇帝的第五子；知道底细的，又因洪武皇帝都不屑于管他，或没工夫管他，也都睁一眼闭一眼，任其胡闹。
即使呆在开封的日子，他也不能老实地呆在王府里。他时常到寺庙或道观里吃茶，抑或到梨园里听戏，更有可能到集市店铺里游逛。周王府往南的大街，布满了纱帽铺、铜匠铺、绒线铺、格子店、竹货店、伞店、缎店；往西又有画铺、古董铺、珍宝店和城隍庙。这都是他时常光顾的地方。在城隍庙的庙会上他一转便是大半天。这也罢了。在城里玩得不过瘾，还要时常到郊野里转悠。
他到郊野里，不是踏青，不是赏花，不是走马，不是围猎。他到郊野里是“尝本草”——怪就怪在这地方！
他准备如神农氏那样，遍尝草木选择其中无毒而可充饥果腹者，制成标本，并绘图刊印，颁行于世。他为这部著作所起的名子叫《救荒本草》。他在其预先写好的“自序”中，点明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他的藩国有着平坦而辽阔的原野，而这原野上又生长着繁盛众多的草类，他打算“考核其可佐饥者四百余种，绘图疏之”，为老百姓们灾荒之年，作为挖野菜救命时的参考读物。应当说这是一种极好的创意与实践。
周王朱棣为这部《救荒本草》已经花费了五、六年的功夫。可以说踏遍了开封的每一块土地，考核过数千种植物。而且，在考核的过程中，那些代他品尝本草的人，多次中毒，甚至死亡。他自己也有那么三五回被本草毒得满脸青肿。然而，眼看便要“杀青”了，偏偏有人干扰、破坏，打乱了他的正常生活秩序，差点葬送了他和这部书籍的生命。
对他实施干扰和破坏的人不少。首先便是他的次子朱有火动。
有火动这小子天生讨厌人。一副斗鸡眼，看人时黑眼珠藏在角落里，满眼一片白。一张鼠嘴，长长的门齿总伸到唇外。因长相的丑陋，父亲一直就不喜爱他，就难免造成了他的阴暗心理和怪戾性脾。幼年在父亲开辟的“东书堂”就读时，就曾在其长兄的书上偷洒过墨水，往座椅上砸过铁钉。被查出后，挨过父亲的痛揍。这就更激发了他的妒忌心和报复性。他就往父亲的茶壶里溺尿，往被窝里放毛虫。总之，他的矛头始终对准了父亲和长兄。
洪武二十二年后，父亲长居京师，世子代掌藩国权力。有火动也长大了，懂事了。他意识到将来承袭亲王爵位的是他长兄，而他只能做个郡王。郡王与亲王的地位将会有很大的差别。有火动不甘心。他时刻用斗鸡眼窥伺着，总想在父亲和长兄身上瞅出点毛病（最好是罪过），以便将他们扳倒，投进监牢，而由他取代王位。
然而长兄老实本分，行为端正，使他无懈可击，无隙可乘。他就只好在父亲身上打主意。
他首先侦察父亲的隐私。亲自出马，或雇用流氓无赖，跟踪周王，看他跟哪个破烂女人鬼混。有一回，他利用跟随父亲回京师拜年的机会，竟悄悄潜入了秦淮河上的梅妍楼。但没有成功。他被鸨儿发现，着实地挨了一顿揍，被扔了出来。从此后父子间视若寇仇了。
随后他就捉摸着闹点大的乱子。比如说，在周王的马辇上做手脚，让其冲进深涧摔死；或者干脆投毒；干脆放火……但这些办法太笨，易被识破。况且周王加强了戒备，使他无从下手。这些恶毒的念头并未变作现实。
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煳的知识面宽了，经验丰富了，手段也更毒辣了。他从苏东坡倒楣的事例上受到启发，想在父亲身上试一试“文字狱”。
父亲喜欢词赋。常在酒酣时即兴吟咏，放浪形骸。也学苏学士的样子，喜欢在歌妓的披巾上题诗；甚至直接题写到妓女雪白的皮肤上。朱有火动便千方百计搜集其父的诗词，并努力从中发现影射朝廷，对皇上不满的意思。“功夫不负有心人”。朱有火动坚持不懈，颇见成效。他果然从周王的《元宫词》草稿中挑出了十来篇，篇篇都含沙射影地攻击朝政，发泄了对皇上的不满。他正等待时机，密报朝廷……
然而这时候，有人发现了有火动的不良居心，从中干扰了一下……
这人是周王府长史王翰。
其实王翰早就对周王的不端言行表示不满，并强烈反对。说实话他对周王是真正了解的，甚至还带有一点同情。他认为周王这个人心眼儿不坏，也没什么野心，既不会有“异谋”，更不会对朝廷造成威胁。他觉得在周王身上流露出一些文人（落魄文人）的品性，有点愤世疾俗，亦无关宏旨，无非发发牢骚而已；倒是那部倾注了周王心血的《救荒本草》，尽管想法儿有点幼稚，但用心极美，体现出作者的恤民精神。但是，王翰深知周王处境险恶，不定哪会儿便会惹祸伤身。尤其是发现了有火动注意收集周王的诗文之后，王翰马上就意识到，事情肯定要坏在这斗鸡眼、老鼠嘴的坏小子身上。他就力劝周王“改邪归正”——好好掌理藩国之政。休再迷恋什么诗词歌赋！然而周王根本不听。周王甚至极其讨厌他的饶舌、聒噪，“搅得人一刻都不得安宁”！
王翰好难为啊！
根据朝廷的规定：凡王府长史的职责，很重要的一条是“辅相规讽以匡王失”；“若王有过，则诘长史”。王爷所犯的罪过，首先要记在长史账上。而王爷以其“龙子龙孙”身份，纵使有罪，处置起来总是极轻。长史则恰相反，不起眼儿的一点小错，都有可能重判伏诛。所以，王翰单为自己着想，他也得拼力规谏周王。但这种规谏也有一定限度：他不可能将朱有火动的险恶用心给明白揭露——那毕竟是他的猜测或推断；况且这种揭露也容易给别人造成“离间骨肉”之嫌。王翰的确无计可施了！
王翰左思右想，他既不能不忠于朝廷，又不能不忠于王爷，惟一的办法是弃官而去。于是佯作疯癫，喜怒无状，被发跣足，离开王府。
王翰走出开封城，将溅满了泥泞的五品官服脱下，放在腮上亲着，泪雨纷纷。然后把官服挂在路旁树上，孑然走回家乡……
王翰走后，周王仍我行我素，而对有火动毫无警惕。说话间到了建文帝时代。朝廷以太祖遗诏，令诸王各在国中致祭，不得至京师奔丧。周王对此大为不满。特别是周王关于要求赴京奔丧的奏折被驳回之后，他又哭又叫，其言辞很明显地侮辱了当今皇帝。朱有煳窃喜，认为时机已到，便写了一封密折，记录其父“谋逆”的种种罪行，遣心腹火速进京，直送御览。
密折上路的那日，周王身穿孝服，携带铁铲、荆筐，骑了马，带了随从，又去郊野里寻觅可以充饥的“本草”。那日天气不太好，彤云密布，似要有雷雨。朱有火动倒对父亲表现出了少有的关心。他一再叮咛周王那几名随从：
“尔等好生看护，勿使我父王受雨着凉啊！”
三
建文帝收到朱有恸的密折，喜出望外。不禁大呼：“天赐良机也！”
在此之前，“削藩”的议论已在朝臣中或暗或明地展开。这实际上已成了有识之士所关注的话题。除齐泰、黄子澄而外，赞成削藩的大臣，尚有高巍、方孝孺、卓敬、郭任等几位。
高巍乃前军都督府左断事。他上书建文帝主张效法汉朝主父偃，实行“推恩法”。其书曰：
高皇帝分封诸王，比之古制，既皆过当，诸王又率多骄逸不法，违犯朝制。不削，朝廷纲纪不立；削之，则伤亲亲之恩。贾谊曰：‘欲天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今盍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臣又愿益隆亲亲之礼，岁时伏腊使人馈问。贤者下诏褒赏之；骄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则告太庙废处之。岂有不顺服者哉？
高巍此议，实际上比主父偃更进一步。主父偃之“推恩”，是在原封国内，除嫡长子即世子继承外，其他诸子亦继承一部分，郡王数目越来越多，力量则越来越少。高巍则建议“易地而封”，即南方的藩王子弟封到北方，北方的藩王子弟封到南方。对削弱藩王势力应该说更加有力。
高巍算是主张削藩者中的“温和派”。与他持有类似观点的是户部侍郎卓敬。卓敬早在洪武帝在世时，就曾提议，对诸王分清嫡庶尊卑，以树立太子的威信，建文帝甫登基，他又提出将燕王徙封到南昌的办法。他在疏中说：
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所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夫将萌而未动者，机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机非至明莫能察。
卓敬此议，不失为远见卓识。如按此议行事，既照顾了叔侄间的“亲亲之情”，又可削弱燕王力量。建文帝见奏后，颇是捉摸了一番，也认为有点道理。但他或许天性使然——总是优柔寡断。他这时比较倾向于主张削藩者中的“强硬派”，即齐泰和黄子澄。另有一位新进朝廷的大臣也属于该派，他就是方孝孺。方孝孺刚从汉中府教授擢为翰林院侍讲，备皇帝顾问。建文帝亦曾在他面前流露过“削藩”的意思，方孝孺慷慨激昂，建议快快行动。如此一来，卓敬的奏疏便被建文帝搁置起来了。
就在黄子澄诣齐府商议“削藩”的次日，早朝之后，建文帝又在右顺门便殿召见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几位近臣，确定削藩的实施方案。说来也巧，朱有坳告发周王“谋逆”的密折恰于昨日送到。这份材料太宝贵、太特殊，也太适时了！鉴于亲子告发亲父，无须遣人调查，所涉罪证绝对准确可信。朝廷以此为口实，向周王开刀，可谓“顺乎天理”，而令天下服膺。
建文帝不再犹疑了。
建文帝否定了齐泰关于“擒贼先擒王”，先从燕王处下手的方案；他更觉得卓敬关于将燕王“徙封南昌”的办法太慢，太费脑筋。他批准黄子澄之议：立即逮治周王！
曹国公李景隆受皇上密令，带领亲军指挥使司的部队，佯作北上备边，假道开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周王府。李景隆持敕符将王府三护卫的军队缴械时，周王棣还蒙在鼓里，还在孜孜不倦地编著其《救荒本草》呢！
周王棣是在他的“本草堂”里被逮捕的。
“本草堂”实为后宫跨院，五间廊房连同三间草棚统称“本草堂”。那儿有琳琅满目的本草，如芹菜、菠菜、韭菜、蕃瓜、扁豆等蔬，以及荠菜、苦菜、马苋、鹿藿、草石蚕、九芙菘等野菜，还有李、杏、桃、梅、枣、柿等果类，皆晒制成标本，分门别类地放置着。近来周王带着几个助手，一天到晚呆在这“本草堂”里，忙于描摹图样，或述写其形其色其味其产地其功效云云，工程量颇大，但他乐此不疲，的确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这恰是大暑季节，堂内如同蒸笼。周王干脆脱得赤条条，只象征性地在裆间围一条纱巾，还要不时地用它来揩汗。他的助手们也都是赤膊上阵。周王左手执纸，右手握笔，佝偻着腰身，在标本间钻来跳去。仔细地核对着文字、画图是否与实物相符。汗水小溪似地顺着脊沟流向腿股，又顺着腿股注入砖地。
周王朱棣这部汗水结晶的《救荒本草》，的确是不朽大著。万历年间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无疑是受到了是书的启发，并且也利用了是书的研究成果。李时珍对此毫不避讳——那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