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创始人是春秋时的孔子。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一支，它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穿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
基本观点
孔子像伦理观：仁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总纲。仁就是爱人，君主要体恤民情、爱惜民力，民众要敬重师长、和睦乡邻。若要实践仁德，需要忠和恕。忠是尽自己的本分，恕是推己及人。提倡以礼、乐约束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性情。
政治观：主张以礼义治国，恢复西周时期的德治。而社会各阶层人士应尽本分，以达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局面。
教育观：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认为教育不应分贵贱贤愚。他认为因材施教是理想的教学方法。他提倡温故知新及举一反三等学习方法。
宇宙观：对鬼神之说抱着“存而不论”的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但却十分重视祭祀祖先。
其后孟子以“性善说”论述仁。他认为人性本善，具备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加以发扬，便可形成仁、义、礼、智的德行。
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与禽兽无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若顺从人的本性而行，必会引起纷争。他主张通过教育改变人的本性，为善去恶。荀子强调通过“礼治”维持社会秩序，使社会各阶层人士安守本分。
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被历代统治者及学术界所尊崇，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及道德的主流。
发展与传播
儒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一个开放的学术体系，上承远古以来的中华文明智慧，在百家争鸣中得以丰富，又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以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不断吸取法家、道家、佛家、基督教等百家文化的营养和精华，以得到发展，逐步趋于理性与科学，不断自新、与时俱进。几乎在中国每个历史王朝中都居于主流思想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与主脉，中华文明的核心与精髓。
儒学作为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深刻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也将继续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儒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
儒学第一阶段：原始儒学，即尧、舜、禹、夏、商、周时代儒学原始萌发时期。《中庸》讲“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即是关于儒学源流的精辟记述。儒学像一颗生命力坚强的种子，经历了长达几千年漫长而艰难地孕育、生根、发芽、成苗、茁壮过程。这一时期，儒学的影响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当时圣王一体，帝王既是军事、政治权力的化身，又是人类族群道德楷模和生存发展智慧的化身，因而也是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韩愈提出的儒家道统说，将“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列入儒家道统传承谱系。孔子对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推崇备至，赞不绝口。尤值特书的是，有儒家“元圣”之称的周公，辅佐幼主，平叛治乱，修己安人，建章制礼，为儒学的原初系统化、理论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也以自身的品格、才学、政绩，为儒家提供了十分理想的人格典范，成为孔子及历代大儒、后世精英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
儒学的主要表现形态是原始政治伦理哲学，即人道。一些维系族群家邦的重要概念，即儒学的重要范畴，如仁、义、礼、孝、德、明、信等已逐渐明晰和成形，重要理念和思想如“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以德配天”、“协和万邦”等已形成。
原始儒学另一重要表现形式为对宇宙原始的认知，即天道，主要思想体现在古《易》中。
此一时期，后来被列为儒家经典的《诗》、《书》、《易》、《礼》、《乐》之早期古本已形成和出现。
儒学第二阶段：原典儒学，即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及其弟子、再传弟子的著述，表现为以“仁道”、“礼治”和中庸之道为核心的孔孟之学。这一时期，儒学影响地域为中原地区。
面对东周末期礼崩乐坏，攻伐不止的混乱局面，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删诗书，定礼乐，演春秋，聚徒讲学，周游列国，推行理想，矢志于重建上古文明之序，使天下走向稳定与和谐，因此创立了孔学，成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儒家学派具有开创性的旗手。孔学的核心思想为：仁道、礼治和中庸之道。仁字，为二人相处之意，仁道讲的是朴素的集体主义，仁之意在爱人（“仁者爱人”），仁之本在爱亲（“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之实质在克己（“克己复礼为仁”）。礼治主张实行礼乐教化，唤起人的普遍社会伦理责任，达至修齐治平之目标。中庸之道，主张言行适时适度适地适人，作为朴素的辩证法，与折中主义、滑头哲学、调和论有本质的区别，使得仁道和礼治实践得以周全稳妥，是一种大智慧、高境界。
孟学和荀学是孔学之后出现的两大儒学高峰。孟学主张“性善论”、“民贵君轻”、“独立人格”和“王道政治”。荀学提出“性恶论”和在“明于天人之分”基础之上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政治上主张“隆礼重法”，王霸并用，将德治理想主义与法治现实主义相结合，为后世儒学真正走向政治实践做出了重要理论奠基。
儒学第三阶段：汉唐经学，即秦、汉、魏、晋、隋、唐时期，儒学吸收道家、法家、阴阳家、佛家等文化之优长而发展为新儒学。这一时期，儒学影响地域逐渐由中原地区扩展至幅员辽阔的整个古代中国。
董仲舒像此时期儒学发展出现两个高峰：一是在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黄老之学兴盛之后，董仲舒以儒家义理架构为基础，吸取法家、道家、墨家、阴阳五行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创立了“天人之学”，通过“天人三策”说服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方略，设立五经博士，使儒学由“子学”上升为“经学”，将儒学第一次创造性地用于指导中国一统王朝政权和礼乐刑政制度建设的实践，并取得巨大成效。之后的今古文之争，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儒学因独尊而僵化的局面，促进了儒学经学化发展。二是在经历了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一度兴起和佛教的普遍流行之后，隋末大儒王通创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通过门生们影响唐太宗推行儒家王道仁政，后又通过颁发《五经正义》，采用儒家经典取士，形成尊崇儒学之风。同时，王通还第一次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了“三教可一”的可贵思想，直接影响唐王朝实行尊儒、崇佛、礼道三教共奉的开放文化政策，形成“三教鼎立”、多元文化相互包容并存的气象，对成就“贞观之治”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儒学第四阶段：四朝理学，即宋、元、明、清四朝时期，儒学继续吸收佛教、道教等文化及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化之精华而发展的新儒学。这一时期，儒学不仅广泛影响中国，还远传越南、朝鲜、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甚至一度成为传入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深刻影响了亚洲诸国的发展。
面对新的社会矛盾和佛教、道教及异族文化的冲击，经北宋“五子”奠基，南宋朱熹会通，数代儒家学人前赴后继努力，开创了在宋元明清四朝长达千年占正统和主流地位的学术思潮——理学。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仁道主义为价值内核，批判吸纳佛学、道教思辨哲学的某些理论命题、范畴及精神方法，建构起较为精致的形上本体（天、道、理）与心性相贯通的道德形上学，为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理学论证了“理”的本体地位和道德理性的至高无上性，一方面为四朝宗法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合理性与永恒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用儒家道统限制封建政统，抑制君主和官僚专制权力滥用，对于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四代王朝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儒学第五阶段：当代儒学，即1919年以后，儒学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经受过了无情地批判与打击，站在时代的新起点，应时而起，大开大合，勇敢地吸收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的现代道教、佛教、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现代西方思潮等东西方文明的一切优点，融会贯通、充实自我、强健自我，正在建构、发展并积极参与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创造的新儒学。
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荀子雕像儒家的代表人物，除孔子、孟子两位圣人外，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如下：
荀子，作《荀子》一书，书中倡导化性起伪的思想，主张隆礼重法，认为人性本恶。因此，人必须经过圣王的教化与自身的学习，才能知道善恶，使行为合乎礼义。对于人的认识能力，荀子反对认识的片面性与主观性，主张“虚一而静”以“解蔽”，也就是可以经由训练而达至“大清明”的境界。
董仲舒，西汉经学大师，为武帝献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使儒家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因政治之势占有正统地位。董氏重要的思想见于《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中，前者主张儒家的德治理念，提出各项关于政治的及社会的设计；后者在哲学思想的发挥中，强调天人相感的宇宙论及历史观。董仲舒的哲学建构，正是儒者反映时代心灵的特殊写照，因为汉帝国建立之后，君权的绝对性已经使得所有的儒学理想非透过君王的教化不足以落实，因此思考如何使君王行仁政的方法成为了儒家价值之得以落实的关键。董仲舒一方面绝对化君权，君王是天之子故称天子，另一方面则藉由天对天子的制约权而约束天子，藉由天神对天子的赏罚谴告之说以恐吓君王不得行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