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佛教创始人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答摩年轻时，目睹了社会上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种种苦难凄惨之情景，又受了沙门关于解脱生死烦恼的出家之说的影响，动了修行之念，毅然决定放弃王宫中豪华奢侈的生活，离妻别子，出家修行。他师从阿罗陀等沙门学习禅定，达到了“芦苇穿膝，鹊巢冠顶”的程度，然而未有大成；又修了数年苦行，终无所获。于是在尼连禅河中洗去了六年的积垢，饮用了牧女供奉的乳糜，在菩提树下盘腿而坐，专心思索解脱人生生死苦难之道，终于大彻大悟，得无上正觉，成了佛祖。从此，他开光弘佛，宣扬佛法。可见，佛教初始，佛祖根本的宏愿就是以解脱众生生死烦恼为己任的。
佛祖圆寂之后百年，印度佛教产生了众多的派别，从中又先后形成了小乘与大乘两大教派。小乘教义讲究精密、思辨，致力于生死的事理分析，大乘教则注重融贯、直觉，重在赞仰佛的行果；小乘理论多渊源于释尊的言教，大乘经则从释尊的原始旨意及行为，进窥佛的精神；小乘理论通常流于枯燥与繁琐，而大乘派却保有佛教传统的实践精神，富有感化力。
东汉初年（1世纪），佛教（主要是大乘教）传入中国并逐渐中国化。而在印度本土，无论是小乘还是大乘日趋衰微，至13世纪左右终归于泯灭。中国化的佛教，吸取了印度佛教思想的精髓，采纳了大乘教人皆可成佛以及菩萨救世的思想内容，与中国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出世等传统思想相融合，跳出纯粹一己的个人窠臼，把个人人生的解脱与普度众生观念相结合；同时又趋向于简约化和实用化，强调顿悟成佛或专念佛号往生净土。
无明陷苦海
人生存于现实世界，必定会遇到种种艰难困苦，产生许多烦恼。尽管各人的身世、遭遇、智愚、强弱会有千差万别，但苦恼却是都有的感受。有的痛骨肉之流离，有的怒仇人之侮辱，有的欲火中烧、意愿难遂，有的得意忘形、乐极生悲，有的因细故而家庭失和，有的因失恋而愤然自戕……真可谓：万事劳其形，百忧扰其心。更何况还有一个生、老、病、死，更是人人断难幸免。所以从表象看，现实世界似乎是无可逃避的受难场所，而人生则是苦难的历程。佛教喻之为“苦海无边”。
要挣脱苦海，首先得明白苦从何来，苦的原因与根源是什么。佛教认为，人之所以会觉得苦，直接原因是出于“惑”和“业”。所谓“惑”，是指人们通常习惯于、沉湎于主观的执著妄想，或者为种种世象所诱惑，而不能深入认识、把握宇宙与人生的真实面貌及底蕴，总是为狭隘的“我”所囿，从中滋生出我贪、我痴、我见、我慢四种“惑”，外惑于境，内迷于见。而由此种迷惑所引起的身心活动：口业（言语）、意业（意念）、身业（行为），就是“造业”。“造业”既是一种不明事理、违逆自然人生本质的行为活动，又是此种行为的结果，是日后受难的潜在因子。这种活动熏习日久，愈积愈深，不可避免地导致种种痛苦烦恼。
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和一切现象的生灭变化。都是因“缘”而生，即由与之相关的诸因素相互间的联系、依存、制约，相互间的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而发生的。这是佛教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根本理论基础。佛学上称为“缘起”说。释迦牟尼对“缘起”的释义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诸法由因缘而起。用“缘起”理论来考察人生的苦难，就具体演绎出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等十二部分（十二支）与十二种因果关系，即“十二因缘说”。
然而“爱”不是凭空而起，而是源自内外之境刺激的各种感“受”。由这些感受才引发出情绪的波澜，引发出贪、嗔、痴的心理。“受”由三方面的因素结合而成，一是外在的环境，二是感觉器官和意识“六处”（又名六根，即眼、耳、舌、鼻、身、意），三是前两者的接“触”，没有“触”，外在的对象就不会引发感受。
就个体而言，自小到老，从形态到心理都在不断地变化。可人们往往认为没有变化，或者认为仅是形式上的变化；个体离不开社会、自然，个体与社会、自然必定是相互作用的，但人们往往认为自己是遗世独立，仿佛压根儿与社会、自然无关。所以“无明”是智慧的大敌，是一种迷障。由无明衍生出的“爱”，通常是十分的热烈、迫切、紧张、盛炽。“爱”的对象形式各有不同，但往往是出自“自爱”，爱得欲罢不能。被“爱”束缚而无法自拔就陷入了苦。所以，佛经说：“无明为父，贪爱为母。”两者的结合，使人成了苦命儿。
智慧识机缘
按佛教“缘起”理论，任何事物的变迁及生灭代谢必定都和周围的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产生息息相关的因果关系，这就是因缘而起，因缘所生。既然如此，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便是必然的。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论是客观的自然现象，还是主观的思想观念；无论是微若芥尘，还是广若宏宇；无论是简单的微生物，还是复杂的人类社会，都在时时刻刻地运动、生灭和变化着。所以世界会有“成、住、坏、空”，生物会有“生、老、病、死”，思想会有“生、住、异、灭”。这一系列的发生、发展（住和异就是发展，住是互相适应的发展，异是互相矛盾的发展）、消灭的过程，只要人们仔细观察，都不难觉察。由此佛教得出结论：“诸行无常”，即任何事物和现象都在无止境地运动流转，不可能恒常不变。《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亦即“空”，但“空”不是虚无，不是没有，不是全然的否定。前生后灭，前灭后生，连绵不断，是实际存在着的，“空”就寓于这实际存在（有）之中。故《心经》上说：“色（物质现象）即是空，空即是色。”佛所要揭示也希望人们觉悟的就是变幻无常的现象背后隐藏着的“空”这个本质。
在佛教看来，人的身心个体及生命活动都是互为缘起的组合。在六根（眼、耳、舌、鼻、身、意）中，前五根是生理组织，是感觉器官，“意”则属心理。“意”要通过眼、耳、舌、鼻、身才能显示作用，产生知情意等心理活动；而眼、耳、舌、鼻、身等则要在“意”的统摄下才得以发挥生命活动的功能。
从认识论角度而言，佛教认为，心因物而有，物因心而显，心中容物，物处心中，心外无物，物外无心，心物是不二的。在此意义上，人的生命活动也可被视为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结合，是心物共存一体的活动。然而，人却往往把主体和客体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有一个可以脱离外物、在认识和行动上完全独立的“我”，同时还有一个可以离开人的认识的“客体”。佛教说这样就产生“我执”和“法执”，或主观生出诸多妄想，或孜孜追求虚妄的物质利益而不能自拔。“无明”之蒙昧恰恰就在此。故而，贪、嗔、痴等无尽的烦恼会接踵而来。既然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离不开人的心识，那么人生亦然。因此，只有“空”才是宇宙人生的本质所在。“空”就体现在万物流变，互为缘起，心物一体之中。正所谓：“云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佛教就是以这样的世界观、认识论学说作为推行他们的人生观的工具，企图以此扫除人们的“迷障”，启迪人们的智慧和觉悟，引导人们走上一条佛教人生之路。
见性能成佛
找到了人生苦恼的原因、根源，又了解了宇宙、人生的本质，就有可能去灭绝苦源，跳出生死轮回，进入解脱之境。这是一种永恒寂灭的境界，佛教称为“涅槃”。据说，佛祖释迦牟尼正是端坐在菩提树下四十多个昼夜才体悟了这一切而达到“湛然寂静”的妙境的。可见，要真正进入灭苦和涅槃的境界，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因此各派佛教提出了许多理论，为人们指点迷津。
早期的小乘佛教认为，人的欲念及“无明”妄见熏习过久，加之世俗生活更难脱离苦海，故十分强调出家修行。如以削发剃度、严守戒律、禅定等方式获取个人的解脱。
尽管修行方法五花八门，实际上可以概括为戒、定、慧三学：戒（正语、正业、正命），定（正定、正念），慧（正见、正思维、正精进）。戒者，从人的身、口、意活动入手，严加警戒，不造恶业，专修善业，以对抗和逐渐消除积习已久的私欲妄行；定者，以戒为基础，使自心归于平静和净化，不轻易为内在的欲念、外在的环境所诱惑；慧者，是由定而起的智慧，可以消除愚昧的无知妄行，去直接观照本性自在的涅槃真如妙境。
小乘教重在戒定以求个人痛苦的解脱，大乘教则重在开发智慧而达到涅槃妙境。
大乘教在小乘阐发的佛理的基础上，提出“六度”、“四摄”。所谓“六度”，即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般若（即智慧）；“四摄”即布施、爱语、利行（利益众生的行为）、同事（与众生共同行动）。可见，大乘教已从个人的解脱推进到帮助他人、普度众生的行动。
但是，大乘首先强调的是“开悟”。它认为世间的一切归根结底离不开人的心识，人世间的苦也是如此。苦，实际上只是人心的一种感受，是由个体的自心分别造作出来的。如果一个人不怨憎，便不会有怨憎相会之苦；不贪恋，便不会有失恋失意之苦；不造业，也不会有生死流转之苦。所以，感受到人生乐少苦多，认识人生本苦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人心的本性原本就是寂静的，即与佛性的涅槃寂静无二。人们之所以会有种种苦恼，就是由于心念妄动而生起的迷乱妄惑导致的。佛经说“心本无生因境有”，心本无生，指本性的寂静，而人往往不能体悟这种寂静的妙境，却被心内外的各种幻相所左右所迷恋，因而滋生出无尽的烦恼。
根据大乘教义，要真正解脱人生的苦难，获得自由，不能被动地修行灭断。连绵不尽的烦恼如何灭得尽断得了？而应主动开发智慧，转迷为觉，明心见性，常住真心，从根本上体悟到生死烦恼本为虚幻，这才可能彻底地解脱生死流转及世间的一切苦厄。这就是所谓的“见性成佛”。大乘教的这一思想，为中国佛教的禅宗所吸取和发展，并被发挥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