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说：“故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犹如昨梦。”人人本来都是佛，为何还要刻意修行成佛呢？就是因为芸芸众生不能充分意识这一点，故为生死苦恼所缠而叫苦不迭。所以，最重要的是要亲身去感受去体悟，而不是借重逻辑理论上的推理与认知。“纸上得来终觉浅”，何况各人具体的苦恼并不相同，其对人生真谛——佛性体悟时的情境亦各相异，因而他人的语言、文字，逻辑上的表达通常是无法直截切入或替代自己的实际感受和切身体验，至多只能起某种启发作用。真正的觉悟唯有通过人们各自的直觉体验。
体悟必须用心，用全身心。它不是一句“万事皆空”或纯粹念念佛号就行的。禅宗提倡的体悟，不仅包涵禅定的内容，努力保持心绪宁静状态，而且特别强调心物一体，以自己的心直接体验生活、体验人生、体验世界，并把握永恒。所以，与佛性相通的淡然寂静之妙心即平常之心，关键是能否深切领悟。
佛禅强调佛在心中，不假外求。因此它通常摒除“知”这样的逻辑思维和理论论证，甚至摒除生死轮回见解，出现呵佛骂祖，砸碎偶像等举动。佛禅史上此类故事多不胜举。据说慧海初习禅时，曾为求佛法去江西参拜禅宗大师马祖道一。马祖说：“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什么？我这里一物也无，求什么佛法？”慧海不明白，又问：“阿那个是慧海自家宝藏？”马祖说：“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觅？”“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心外别无佛，佛外别无心”。慧海至此开悟。
马祖道一特别强调“平常心是道”。“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平常之心是和“行住坐卧”等平凡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故尤为注重对日常生活的体验，强调顺其自然，“随流去”，热就热得痛快，冷就冷得彻底。从最普通、最平凡，甚至粗鄙的细微事件中去领悟佛性，体验永恒，把握宇宙人生之真谛。有一位教师请教慧海：“和尚修道，还用功否？”慧海答：“用功。”教师又问：“如何用功？”慧海答：“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教师说：“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慧海说：“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后期禅家临济宗也总结道：“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由此可见，最高深的道理，就寓于最平凡最浅近的事物与人生之中。佛禅强调在日常生活中体悟佛性，就是要直接去把握人的生命内核，深切体验心的静穆、充实、自由。
禅宗认为世界的一切都体现着佛性：“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所以他们对大自然也怀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希望人生就如旷野幽谷、青山白云、晓风晨月、艳阳碧草、电闪雷鸣一般泄畅胸臆，在坦然、自然、多变而生动的生活之中获得永恒。
佛性在人间
小乘教强调出家出世，修戒苦行，求的是个人的生死苦恼解脱。然而这种尽可能逃避俗世的纷扰，严格规戒自身的禁欲苦行，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被动消极的，甚至有违人性。何况，究竟能否完全断灭烦恼，还值得怀疑。因而后起的大乘教尽管不排斥一定的戒律、修行和禅定方法，但十分强调心的觉悟，即自心上的戒、定、慧。它认为，自心能清净无染，便是戒；自心能时时寂然不动，便是定；自心能观照无碍，便是慧。禅宗六祖慧能亦说：“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言定慧。定慧体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强调的都是心的觉悟。
同时，大乘教又十分强调济人利物救世的思想。具体而言，一是已经觉悟而入涅槃，依然留在人间以拯救众生的菩萨观念：另一是人人皆可成佛的思想。所以，大乘强调的是入世而不是出世，强调的是在自身觉悟基础上帮助启发他人：在乐助他人的同时坚定地扩展自己的觉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以彻底的人生解脱。换言之，自觉并觉人，利他又利众生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这是个体完善自身并取得解脫和自由的根本途径。明心见性虽然可入佛境，但未必能成正果，还必须不断加以维持和巩固。而最有效地巩固方法无非是在世俗社会的生活与活动之中，通过利他的服务去磨练和经受考验；另一方面佛教认为“佛出人间”，佛性就寓于世俗之中，佛性实际上就是人性的净化及高度升华。所以，佛不能离开人世间，而个人也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和社会群体。由此，个人成佛从佛教关于心物一体、人我一体的角度来看，自己的开悟，并启发他人转迷为觉，多行善事，乐于助人，服务社会，实际上也就是智慧勃发、活泼自在的佛性体现。
对于生死问题，儒家通常是持回避态度，不予以正面回答。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只是启发人去思索而已。道教则以炼养精神、食服仙丹求长生不死，但最终未能逃脱寿终正寝的归宿。而佛教则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涅槃解脱等教义为世人提供答案，给人们指引解脱途径。
大乘教在中国之所以站得住脚，并转化成中国佛教，是因为它的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在许多方面是声气相通的。它的入世思想与中国儒家历来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相合拍；它的人皆可成佛思想与中国儒家宣扬的人皆可为尧舜的观念相合辙；它的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又与中国儒家“尽心知性”及务实性格相吻合；而佛教各派都提倡的禅定修行方式以及“清净”等观念又与中国道家的“静观玄览”、“坐忘”、“清净自然”等契合。
事实上，当初佛教传入中国时，人们便是以道家的眼光来看待和接纳佛教的。把道家的虚无、炼养及神仙方术等都用来解析佛教义理。不少著名的佛学家，也是由道家理论而转入佛学的。
佛教在中国的兴盛传扬，不仅有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相契的原因，还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崇奉、倡导密切相关。自东汉末以来，佛教大乘空宗的经典编译本已在社会上流行，但因为当时的帝王对此不甚在意，故影响不大。然而，自魏晋始，统治者们大感兴趣，在玄学思想的推波助澜下，大力倡导佛学思想。
到了唐代，其风更盛。除历史上著名的唐僧玄奘在太宗的竭力支持下西去印度取经，历时十七载，取回大量经卷并译为汉文外，还先后有五个皇帝下诏迎法门寺佛骨至宫廷奉养。据史载，在迎佛骨的活动中，许多信徒用香火自烧头顶，自灼手指，还有人割臂洒血，以表对佛的虔诚，百姓之中多有废业破产而求供养，简直到了狂热的地步。
下层苦难的百姓和文化较低的官员所受影响通常都是佛教的表层和粗浅的内容。他们一般从事的是建筑佛寺、开凿石窟、吃素念佛、诵经礼拜、水陆道场、剃度僧尼、捐财布施等宗教活动。他们把自身的日常遭际、命运和佛教的宗教仪式、偶像崇拜及因果报应说联系起来。活佛济公像特别是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各种挫折险厄、祸殃灾难，如生病、无后嗣、逢干旱虫灾等，便会想到焚香敬佛、顶礼膜拜，认为这样就可以消弭灾祸，求得平安或降福。所谓“临难抱佛脚”即是此理。而佛教神话传说中的观音菩萨能解人所难，多行小惠，能送子，施以甘露，在现实世界中帮助人们解决具体问题，故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深厚的根基。还有济公活佛，也是扶贫济困，深得百姓的喜爱。当然，在禅宗“顿悟”、“以心传心”、“见性即佛”的简洁明了的禅法宣传下，普通百姓中也不乏悟性高者，他们能深窥佛学的深奥义理，真正把握佛禅的真谛。
然而，佛教思想精髓真正被接纳并被融合到中国思想文化中主要是靠那些有较高思辨能力和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尤其是佛禅在中国盛行之后，历代为数甚多的文人士大夫包括不少政治家都热衷于谈禅说法，与禅僧交往密切。他们在人生哲学、生活情趣、精神风貌上都不同程度地烙下了佛禅的印记。
中国的佛禅之所以对历代的文人士大夫，甚至近代现代的知识分子有吸引力，大致是由于它提供了以下几种人生境界、精神追求和生活情趣：
第一，禅林的清静闲适。佛禅提倡宁静、安谧、恬淡、适意的生活环境和氛围，并突出自然清净、行卧自由的人生情趣。这相当符合文人雅士独善其身、清高超脱的口味。
第二，禅理的深奥玄妙。对于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与感悟能力的知识分子来说，下工夫去探幽发微、参悟体验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而且，活泼洒脱的禅风对文人学士的文风、诗论等又具有深远地启发。
第三，佛禅盛行机锋警语。即在传道和学道过程中，问答迅捷，妙语连珠，寓意深长。汾阳禅师曾有偈形容此：“霹雳机锋着眼看。石火电光犹是钝。”禅僧的机锋警语，常为文人学士所倾倒。他们十分乐于与禅僧斗机锋，在活泼的智慧游戏中触机生解、领悟人生真谛。
第四，佛禅强调“心”的开悟，事无逆顺，随缘即应，不留胸中，以时时保持“寂静”之妙境。这在专制社会中实在也是疗治遭受礼教压抑、心灵承受重负的士大夫或屡受挫折、饱经忧患的失意文人的精神病痛的一帖良方。“荣枯事过都成梦，忧喜心忘便是禅。”此语道出了禅学的妙用。禅机可以启发这些人，帮助他们恢复心理平衡。
当然，在更积极的意义上讲，禅学勘破名利等世俗观念的佛理还可铸就“大无畏”的精神，培育出为正义事业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品质。近代参加“戊戌变法”的著名维新人士谭嗣同在变法失败之际，别人劝其速速逃逸隐匿，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因此，慷慨赴死。谭氏固然具有救国救民、“冲决罗网”的革新者之勇，然而他对佛学的深刻体悟也是他的强大精神力量来源之一。他对佛学深有研究，熟谙其中的经义理，以发菩萨行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无畏气概为宗旨，最终在视死如归的光辉人性和民族魂中映射出卓越的宗教精神。
人生确实存在诸多磨难和烦恼，要消除世间的种种痛苦，不能只靠精神解脱，而要积极有为，投入世间生活洪流，完善自我，创造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