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作为一种强调个人价值、个人自由、个人利益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态度，萌芽于古希腊，后来长期遭受压抑。然而到了近代以后，它在欧洲成为一种潮流，在摧毁神学、中世纪禁欲主义生活方式以及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个人主义在西方已同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完全结合在一起，并被认为是人的创造精神的基本来源。它是西方价值观念的核心，也是西方文化精神的集中表现。在西方，有各种各样的哲学理论为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提供了根据，个人主义已融入西方一般人的灵魂，是他们的基本信念所在。并且由于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已变为西方普通人的生活态度。以下仅将个人主义价值观作学术文化介绍，青少年读者一定要批判地分析，吸收其中的积极因素，扬弃其中的消极因素，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为国家为社会多做贡献，同时也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民主激发个人意识的高扬
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是由散布在爱琴海周围的岛屿与半岛组成的。罗马帝国也只不过是沿地中海周围展开的政治实体，以上二者在地域上都有某种开放性。这势必造成文化发展的外向性和趋上性。这与中国的“内陆腹地”式的文化不同。希腊不太强调集中统一的专制结构，而是主张对现有生活方式的超越和个体潜能的开发。于是，地域的狭隘反而助长了观念和行动上的开放性，而对生活处境和范围的不满，最终刺激了对更高生活目标的追求。这充分显示了西方文明的地域文化的特征。据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记载：雅典原来也是贵族当政，按照门第和财富委任执政官。但是，梭伦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建立了某些民主制度。如改革后下等阶级的人在公民大会中具有当选为公职人员的资格，从而获得公民权利；最高法庭，面向全体公民，并由普遍的公民投票选出成员，负责审理对执政官所做判决的上诉。梭伦自己曾说：“我制定法律，无分贵贱，一视同仁。按照正义，人人各得其所。”如此使农民和中产阶级各得其利。
古希腊执政官伯里克利斯到了公元前461—公元前429年，即伯里克利斯时代，雅典民主制度进入全盛时期，它更加限制了旧的贵族会议的职权，保证每一公民都能自由发展自己的智力、才能和事业。伯里克利斯在公元前431年发表的一篇著名的演讲中表明了这一点：“我们的制度之所以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我可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表现出多才多艺。”所以，他呼吁，“你们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于是，在这种民主制度之下，雅典社会出现了繁荣活泼、欣欣向荣的景象。
民主制度下个体地位的提高促使学者们关注个人在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发展中的地位问题，苏格拉底的说教“认识你自己”已成为希腊人的格言。他告诉世人：人并不是全知全能，人是在一个不断自我认识、自我反思的过程中把握自己的；人发展或认识的真正动力正是在这种不断认为自己有缺陷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人的思想的出发点应立足于内，而不是诉之于外。这样他就为个人的自由找到了真正的基石。同样，当时最大的智者普罗泰戈拉，也曾在雅典讲学，他的著名格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同样肯定了个人在世界上的自主权利。
在古代希腊就已出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所著《历史》中，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都表达了这一观念。它保证了每个公民享有充分自由活动的权利，并能够维护其尊严和个人的独立自主意识。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一个人既有一定的义务，但同时又有别人所不可侵犯的权利。因此，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别人的奴隶。这就是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的精髓。就此而言，近代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发展是希腊文化的延伸。
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盲目追求的神性严重地压抑了人性，在极端强大的神权面前，个人的价值和权利完全被漠视，并且被随意践踏。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古希腊文化中的个体意识、个人自主、自由的思想和民主传统促进了近代欧洲个性解放的到来和个人主义人生观的形成。
个人是一切的出发点
但丁宣告“人的高贵超过了天使的高贵”以后，文艺复兴的序幕便揭开了，黑暗而漫长的中世纪终于结束了。历史的车轮从此由以神为轴心转向以人为中心。人不再是神和教会的奴仆，人成为人自己，成为青春和生命本身。支撑这种信念的就是刚刚兴起的、有强大生命力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潮流。它鼓励人向神和教会的至上权威挑战，引导个体发现自我。可以说，文艺复兴是真正意义的个人主义时代的开始。这种个人主义成为以后西方伦理思想、社会心理和人生哲学的基本格调。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个人主义核心是把个人当作一切的出发点，真正完成了对个人的发现。这个时期的个人主义特别强调个人的特殊价值，撇开种族、民族、家族、党派和社团，以突出个人的地位，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有的人甚至赤裸裸地把自己抬高到社会、民族、国家之上，表现出极端的个人主义。意大利思想家瓦拉说：“对我来说，我的生命要比整个宇宙的生命有更大的幸福。”至于国家、民族当然等而下之。瓦拉把个人幸福与爱国主义对立起来，说为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的烈士是无法理解的，因为烈士之死是希望祖国不致灭亡，但他既然已死，对他而言，祖国不也就随之死亡了吗？这种思想的产生是与当时意大利政局相关的。当时意大利需要统一，可君主们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愿联合，异族入侵，危在旦夕，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甚至还乞求外族强敌援助自己。显然，牺牲个体的生命去维护这种君主的统治是完全不值得的。
这种极端的利己主义到文艺复兴后期得到进一步发展。蒙台涅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他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完全对立起来，将个人作为生活的最高目的。他说：“我们为他人生活已经够多了；让我们至少在这余生中为自己生活吧。让我们的思虑和注意返向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安乐吧。”这里，个人绝对高于他人，高于社会。为了前者，必须抛弃后者；必须牢牢记住：只有自己才是目的，而其他人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为了高扬人的地位，人文主义者竭力反对教会的至上权威，抨击奴役人性、扼杀自由的教条，宣扬自由意志论。应该说，自由意志论是个人主义倾向的必然结果和具体表现。但丁十分强调意志自由，认为它是自由的“第一原则”，而意志自由便是判断自由、行为自由。这种自由观，是对中世纪预定论的批判，并且强调行动，因而超越了他的同时代人的自由观。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在小说《巨人传》中更形象地袒露了意志自由观：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人文主义者强调自由是为了反对人匍匐在“神圣”教会的门槛前面，是为了摆脱禁欲主义的枷锁。他们大多仍信奉上帝的存在，但反对教会对人性的摧残，反对教会对世俗生活的贬黜。他们只要求自然的、感性的生活。这种享受世俗生活的人生观在意大利思想家彼特拉克“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的命题中充分显现，成为当时人文主义者的共同口号。
在追求完全的个性自由和要求凡人的幸福上，蒙台涅的个人主义表现得较为彻底。他不但揭露教会的野蛮和残忍，更怀疑上帝的存在，认为上帝是虚无缥缈的，基督教神学宣扬原罪说是不足信的。在蒙台涅那里，人成为世界的真正主人，在人身上没有超自然的神的束缚。人作为无罪的人、自由的人载入历史史册。而那至尊至高的神、那第一原因和最终目的，在他那里消失了。这是文艺复兴运动人道主义观点最大胆地表述，对个人主义人生观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文艺复兴运动造就了一大批伟人巨匠，他们几乎都是个人主义的信徒。他们崇尚自由，追求自我的解放和发展，强调个人至上，反对教会和它实行的禁欲主义。英国大文豪、杰出的人文主义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就是为追求自由和个性的发展离家出走，去从事自己喜爱的、但为当时世人所鄙视的戏剧。他没有步前人的后尘，去摘那顶世人羡慕的、闪着金光的诗人桂冠。他依靠自己的辛勤劳作和非凡的才能终于跻身上流社会，并为自己挣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
时代推出伟人，而伟人又强化了时代氛围，推进了整个社会思潮的进步，激发了每个“个人”的觉醒，推动了一个持续的、以追求个性自由、谋取世俗幸福为目标的资本主义运动的发展。文艺复兴作为中世纪和近代的中介，不可避免地带有两重性，由于过分强调个人，往往带有绝对性和幼稚性。它是中世纪否定个性的“反题”。成为通向近代合理利己主义的“合题”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
因信仰而自由的个人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提倡人性以反对神性，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桎梏，强调“人”是现在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反对中世纪抹杀人性否定此生的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主张文学、艺术、科学皆以人为服务对象，以人为思考中心，促使人的思想、情感、智慧和创造潜力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马丁·路德像
宗教改革学说则以宗教的形式、神学的术语表述了同一思想。德国宗教改革的旗手马丁·路德以“因信称义”说，从神学理论上怀疑并最终否定了中世纪教会和罗马教皇存在的合法性。在马丁·路德的新教中，宗教简单化了，人们只看到上帝与信徒之间应允和祈祷的不断交汇的关系。曾是中世纪人的救赎中不可缺少的中介人教士阶层，则成了信徒与上帝交汇的障碍。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个人的内心信仰，一切外在的权威组织、教皇和教会都不再具有昔日的意义和重要性，失去了此岸与彼岸的中介的作用，失去其统治信仰、支配精神的权力。
在路德那里，“人”的地位超乎一切被造物，“我是一个人，这个头衔比一个君主还要高些。原因是：神并未曾创造君主，神只创造人，使得我成为一个人。”同样，路德新教中的上帝也不再是那个要求人们放弃一切世俗生活、凌驾于万物之上、随时准备惩罚和拯救的严厉的造物主，而是给人以恩典和救赎的慈爱的天父。新教的上帝已从彼岸回到人间，成为人们心中所具有的精神实体。所以，只要信仰基督，便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
路德认为，人的信仰就是人的一切，它正是我们的生命，人只要有信仰，无须任何中介人或代祷者，就可获得上帝救赎的恩典。信仰使得人与上帝面对面，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居乎其间。人只要有信仰，无须外在的律法和戒律的约束，无须善功和赎罪，就可得到基督的公义和永恒的生命。
而信仰又是信徒个人自愿的事，是任何人无权干涉的。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自己信仰的主宰，自己精神的主体。这样，个人信仰的独立便决定于个人人格的独立。
路德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他的新教为人们的世俗享受宣布了上帝的恩准。由于个人的信仰成为个人行为的最高主宰，因此有信仰的人，只要他认为自己的行为上帝会赞许，便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他想做的一切。由于信仰，不仅人的原罪已被克制，而且本罪也会很容易得到宽恕。衣食男女，乃至追求正当的生活，是人之天欲，并不是罪过；修道院誓约、禁食、苦修、朝圣、圣物崇拜等，都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些行为是以外在表象为称义之本，实际上是否定基督；还有修道的三戒即童身、服从和贫穷，都是没有《圣经》依据的，婚姻应当成为自由的，即便是神父，教皇也无权禁止。路德本人就以实际行动向天主教森严的戒律挑战。1525年，他42岁时，与一个还俗的修女结婚，生儿育女。路德还为小儿子约翰作了《马槽歌》，现在此曲仍是西方各国儿童所喜爱的圣诞颂歌。路德是个极有个性、极富人性、极善探索的人，他热爱自然，追求自由和世俗享受，他具有诗人的气质和音乐家的天赋。追求现世的自由和享乐，肯定个人的意义、价值，不仅在路德的新教学说中，且在路德本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加尔文像路德学说中充满要求摆脱精神奴役、追求自由的强烈的个人主义，这体现了时代的精神，符合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路德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
另一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尽管不主张追求和享受世俗生活和人间欢乐，但同样强调个人可以直接面对上帝而无需任何中介，并且竭力鼓励人们大胆地创造、刻苦地工作，激发人们去赚钱、去发财、去获得成功，以此来荣耀上帝。这种思想表面上看起来与崇尚自由的个人主义毫不相干，它提倡日常生活的克勤克俭、清心寡欲，但实质上它却从事业的角度鼓舞了个人的自由奋斗、大胆创造的精神。这种说教是充满浓厚的功利色彩的个人主义，它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的愿望、要求和生活方式完全吻合。因此，加尔文新教影响产生的社会精神被马克斯·韦伯称为“资本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