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务农，目睹了落后的农村，贫苦的农民，低效的农业，就励志为农村作贡献，研究学术课题，解决农村的落后问题。
我从1982年到1992年，一边耕种，一边学习知识。经过十年的努力，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于是决定把我解决社会问题的看法推向社会。
虽然我自己认为在学识上还很浅薄，还需要继续深造。可是当时我的处境是极其不利的，由于我长年累月地在家看书写文章。这就打破了当地人的农耕生活习俗。我的行为显然成了当地人心目中的一个怪物。
由于我成了当地人的异类分子，这就给黑社会陷害我提供了可乘之机。
人们对我指手画脚，我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对待黑社会对我的迫害。
其实，所说黑社会，也没有黑到哪里去，只是一些阴着整人的人在向我下黑手而已。
说黑社会真的有点夸大其词，不过把不择手段来陷害我的人说成是黑社会的人也没有冤枉他们。何况那几个混混所欺负的人都是当地最善良的人。
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当地黑社会利用我的言行不合群，一心要想整我。
其实黑社会也不可怕。因为老百姓还是能够分辨出好坏来的（老百姓虽然认为我是个怪物，但并没有陷害我的意思）。问题是黑社会与当地的权势人物互相勾结。白日夜晚都来整人，这就叫人受不了。
事情是这样的。1982年，队上土地承包到户后分山场。分到李子湾时，山场是个湾形的，是个上宽下窄的地势。我们家的地在李子湾的下面，上面的地是王道兴家的，一般情况下，地边的山场都是分给耕地的主人，这样既便于管理山场，也便于耕种土地。分山场的方法，如果上下山都有地，就一家一半，以山的中间为界，我们属于山区，人均可以分到几分山场，如果地边山没分够就到大山上去分。本来上面大湾的面积要多些，下面小湾的面积要少些。这是个常识问题，十多岁的小孩子一看就明白的道理。可是身为队长的张由开却不懂这个常识。
在丈量了上面地边山场后，队长张由开为了省事，就叫记录员把上面丈量了的数据也写到下面我们家的账本上。我就不同意，要求重新丈量，一丈量，果然下面的面积要少一些。张由开就说我骚了他队长的面子。于是就带领丈量队跑到下面堰塘湾我们的地边去丈量，说这个以前没有丈量，现在也要丈量记录成山场。其实，全生产队的小型地边都没有丈量。只因我没有同意他不公平的丈量，就得罪了他。才故意把不需要丈量的地边也拿来丈量。
我本无意记仇，可是身为队长的张由开却是个鼠肚鸡肠的人。办什么事都与我作对，并想尽办法来整我。
那么张由开何以如此蛮横不讲理呢！这是他与生俱来的霸道天性。他仗着家族势力，以及手握队长的权利，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称霸一方。
其实，张由开这个队长并不是全生产队的社员硬过硬一人一票选上的。而是舞弊上的台。在选队长的时候，张由开叫吴启礼一个人把全生产队社员的票都填写上他的名字。
由于张由开的家族势力强大，队上也没有那个与他争夺队长的职位。于是张由开用舞弊的方式连选连当队长多届，一直持续到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换届，在村上实行新选举法后，把票花到每户社员的手上，由社员自己填写才落选的。
张由开真是个要权不要脸的人，他不是以另一个竞选者公平竞争，得票多为当队长的理由。而是说什么只要有一个人选他，他就有资格当队长。一人选他，自己不是有一票吗？照他那种说法，谁都可以选自己当队长了。
据说张由开的队长落选后（我2000年就离开家到寿丰场居住了），失魂落魄，害了一场大病，还去做了一段时间的院，输了几天液才保住了性命。不过后来没过多久还是给气死了。家属说是病死的，但队上的人都知道，是没当成官，在老百姓面前耍不成威风了，活活被气死的。
我们队上的后任队长是张开银。张开银接手队长的时候，生产队欠大队一万多元钱的账。张由开却说不出用到哪里去了，很明显就是他贪污了。
张开银接手队长后，在清理生产队的田地时，查出了张由开家族霸占了很多集体的公田公地。队上的社员耕种公田公地是要给队上缴费的，但张由开家族霸占的地却没有给任何费用。
由于张开银办事公正无私，得到了生产队的人的一致好评。与张由开的贪污自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更加让他自觉没趣活在世上。
以前，我们生产队有个打米加工厂，由于位置正好在集市上，面向附近几个生产队营业，每年都有一笔收入。生产队的人打米打粉都要给钱，张由开家族却可以不给钱。承包商如果收了他家的钱，不仅会被取消承包的资格，而且还会遭到其他方面的打击，日子都过不下去。
后来生产队的打米加工厂在张由开下台时，就被他私自卖给了承包商张由松。
不仅张由开在当队长期间给队上留下了一万多元钱的债务，而且在张由开当队长期间，上面给队上贫困社员的救济款很多都被他私自吃了。虽然吃救济款不那么容易，需要社员去签字，但他有办法。比如叫几个狗腿子到馆子里去吃一顿。酒醉饭饱以后，就到民政所去签上自己领到了救济款的字。
张由开还想贪污地震时期的一笔救灾款，只是因为被选落了队长，才没有贪污成。要说张由开的脸皮有多厚，他已经被选落了队长，却仍然冒充队长到镇上去拿队上的地震救济钱。只是因为张开银在社员的提醒下先到一步取出了钱，不然那笔地震后第一个月每人三百元的生活救济款就落入了张由开的口袋。（2008年我们生产队有一百七十多人，以前高峰时有两百多人）。
其实，张由开舞弊当上队长也无所谓，问题是，他做事太让人失望了。他经常伙同这个去欺压那个，这本来是缺德的事，但张由开却最喜欢干。对付生产队的社员连孙子兵法都用上了，真不是个东西。
本来张由开是一队之长，已经可以明吃了，可是他还不知足，还要暗吃一份。在他当队长的九十年代初那几年，队上发生的一连串偷盗事件，不可能与他没有关系。理由是，他身为队长却从来没有组织过一次反偷盗行为。反而公开说自家也掉了东西。
所以，我就说张由开是在玩真偷假掉的把戏。
由于我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这就更加得罪了张由开一伙。于是我就成为黑社会蓄意打击的靶子。
其实，围绕着张由开干偷鸡摸狗的事的人，也不过是当地和外地的几个小混混。
把几个小混混组成的团伙说成是黑社会，真的有点夸大其词。不过由于他们都是在深更半夜干事，说他们涉黑也没有把他们冤枉到哪里去。
张由开蓄意陷害我，还有一个全生产队都知道的事件。一九八八年天旱，秧苗都快旱死了。人民渠终于来水了，由于我有两分田是在人民渠之上，要靠抽水才能灌溉，当然，生产队家家都有点在人民渠之上的田，都要靠抽人民渠的水灌溉。
本来我的田并不靠尾，应该是在中途就可以灌溉到的，可是灌水的次序却成了先头和尾，最后才是中间。虽然先灌溉谁家的田，后灌溉谁家的田由放水员决定。但实际上放水员是听张由开指挥的。
我这人是很开通的，先灌溉后灌溉都无所谓，只要能够灌溉，我就没有怨言。遗憾的是刚要灌溉我的田的时候，负责抽水的张由开就停机不抽了。造成了我当年那两分田的秧子绝收。这实在是欺人太甚，可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拒交当年的双提款农业税。
当然，我与黑社会结仇也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我的天性是伸张正义，打击邪恶。在黑社会欺负当地人民时，我不遗余力地维护当地人民的利益。
总之，张由开在生产队称王霸道多年，仗势欺人是公开的事实，生产队以及靠近生产队的很多人都被他欺负过。
至于我在家乡苦专学问，积累知识时，遭到了当地几乎所有人的白眼，这些也都是事实。
一个叫龙支金的人说我的行为没有功劳。只有在学校读书，拿文凭的人才又功劳。
这大概是当时当地所有人对我的看法吧！
由于我的行为不被当地人理解。当时，我已经认识到：
农村的落后环境与我的整天看书写字是不能兼容的。虽然ta们的不学无术都是错误的，但我却一时证明不了我是正确的。
如果我随俗，写一些能够在县乡广播电台广播的稿件。比如，某某人学了雷锋做了好事，社会的形势又是如何的好。人们见我见到了效益，可能会改善一下对我的看法。可是我不可能成为一个歌功颂德的庸俗写手。如果那样的话，我也将会成为一个社会上多余的写手。于是，我的行为就遭到了多数人的非议。
后来随着我阅历的增加，发现了一个秘密。我在家乡学习知识，专研学问，得不到当地人理解的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其他与我类似的人的创业初期，也都遇到过。
虽然我的行为未得到当时当地人的认可。但是我自己却千百次地论证是正确的。这是我能够坚持下来的根本原因。
经过十多年的学识积累，我也有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于是就想把我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些见解推向社会。为了保证成功，我在家乡又经过了几年时间的知识积累和学术研究，才决定外出发展。
先是利用当地逢场的机会写了《新场文化》。
在逢场期间，我曾把我写的东西用红纸粘贴到场上，不但没有得到权势阶层的认可，反而还遭到了权势阶层的嫉贤妒能。嫉恨我的原因，竟然是我出了他们的风头。他们不以当地的发展为重，却以自己的私利为重，可见当时的权利阶层的心胸是多么的狭隘啊！当然，其中最嫉恨我的人还是那个叫张由开的人。他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场恰好坐落在我们生产队上，他也是场管理人之一。
1992年，我曾把我写的《新场文化》拿到县广播电台去投稿。得到的答复却是你有投稿的选择权，我们有用稿的选择权。问题是，除了下面的乡，上面的市，我还能到哪里去投呢！我也曾把《新场文化》稿件拿到市广播电台去投稿，得到的却是旁边一个记者的挖苦与讽刺。
我早就想外出发展了。只是为了把《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完才忍辱负重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1995年6月底，我终于把《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完。
这次我没有在县市级媒体投稿，因为我怕耽搁时间。而是直接把稿件交到县市两级政府的****办。得到的答复却是摇头，还说，没有那个官员有闲心看你这些东西。
于是就逼着我到成都投稿和打工。
我从离开家乡到成都那天起，就开始了在成都一边投稿一边打工的生活。
我到成都的主要目的就是投稿，其次才是打工。即使是在成都打工的后期，我也时刻惦记着投稿的事。甚至可以说，95年我没有出省，而是留在成都打工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投稿。
还在我出外打工之前，就有个声音从我的内心发出，
“到成都去啊！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吧！待在家里只有死路一条”。
我到成都打工，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双东镇清泉村2组杨开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