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复出的，重新担任他在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时候被撤销的全部职务。这是他“三下三上”的传奇人生中的第三次升起。由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逐渐过渡到邓小平时代的中国。
1989年5月31日和6月1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党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三代领导核心的政治概念，并指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进入第三代人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那么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子呢？邓小平自己做了回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1956年在毛泽东的力荐下，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邓小平在总书记任上的工作，为他后来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邓小平能出任中央总书记，也是他此前卓有成效的贡献和自身才能的出众决定的。
邓小平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是中共高级干部中最早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回国后，23岁担任了中央秘书长，24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筹建了红七军。在苏区因所谓“江西罗明路线”受过处分。他参加了遵义会议，长征路上“跟着走”，到达陕北。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他立马太行，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多有创见。在解放战争战略反攻前夜，他率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在战略决战中，他指挥了淮海战役、京沪杭战役、大西南战役，并领导解放西藏，为大陆版图一片红出力甚多，深受毛泽东器重。
建国后，邓小平作为一方大员坐镇西南，筹划建设大西南，党政军一肩挑，为西南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建国初，在高岗、饶漱石事件中，初到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在事关全党大局的问题面前，拒绝高岗的引诱、拉拢，并及时与陈云一起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在这样的政治风浪中能够站稳，很自然会进一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
1954年4月，邓小平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1956年下半年召开中共八大的决定。并委托邓小平做八大的筹备工作。这说明邓小平的才智受到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信任。
1956年9月13日，距八大开幕还有两天，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说：“我在这里还要谈一下关于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4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邓小平谦虚地表示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笑了，风趣地说，秘书长改为总书记，“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又说到自己当总书记不顺，不行。毛泽东接着说：“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
毛泽东不仅这样说，而且还真的这样做了，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宣传”说：
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
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
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共分五部分，较为突出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作为执政党应坚持群众路线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新华社报道说：“邓小平的报告长两万九千多字，共历时两小时又十五分钟。他的报告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在八大会议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总书记。这一年，邓小平52岁，正值人生精力旺盛的时期。32年后，邓小平回忆说：他自从“1956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的确，跻身中央常委的邓小平，应该是处于决策核心之中了。
据李雪峰回忆：“邓小平在中央决定他任总书记时，他曾向毛主席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主席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名义，这实际上是赋予书记处重要责任，也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信任。由于书记处要管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面很宽，以后又增补了国务院和军队的同志。”宋毅军：《八大前后的邓小平》，载《中华儿女》，1997年第10期。这实际上，邓小平已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历史课题。探索前进的道路充满艰难和曲折。1957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党在指导思想上开始发生“左”的偏差。对于自50年代后期起较长一段时间党的失误，邓小平没有回避，多次实事求是地坦言他也有份。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毛泽东比较早地察觉了。从1958年11月召开的郑州会议，开始逐步纠正。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初衷，确实是想以他特有的方式解决经济工作中“左”的偏向。彭德怀秉直上书后，毛泽东改变了会议方向，纠“左”变成了反右。邓小平因为腿部骨折留在北京，没有参加这次庐山会议。据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回忆说：《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6—87页。
庐山会议期间，小平同志因为骨折，腿骨折，没有上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开过以后，我们到北京医院去看他，他的脚是吊在杠子上的。他沉思想了一刻以后，他对我们讲，他说彭德怀同志不论有什么错误，但是，他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特别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都有很大功劳。
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邓小平很难再为彭德怀多说些什么，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在后来的工作中也还是得到了体现。1961年，中央决定对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甄别平反，主持这项工作的邓小平雷厉风行，果敢地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要求对全国县以下干部，统统甄别，来个一风吹，都不要留尾巴。结果，全国有600多万干部群众得到了平反。
总书记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年，邓小平自己说：自己一生最忙的就是这十年。对于邓小平的才能，毛泽东十分赞赏。毛泽东为八届七中全会所写的讲话提纲能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到他的心意。他写道：“我为正帅，邓为副帅。”欣赏之意，信任之情，跃然纸上。
据原中共中央代表团俄文翻译李越然回忆说：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对赫鲁晓夫讲：我不想当主席了。赫鲁晓夫就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有！主席讲得很清楚，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接着就一个一个地点名，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谈到邓小平的时候，毛泽东讲，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赫鲁晓夫说，是啊，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1956年他来了，你可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赫鲁晓夫的这种体会就愈加深刻。作为中苏两党间谈判、论战的中方主帅之一，从50年代到60年代，邓小平曾多次率团出访苏联。仅1960年他就去了三次。1963年，中苏两党间的关系彻底破裂。当邓小平率代表团回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和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到机场迎接。建国后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出访归来的国家领导人，这是少有的一次。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开始后，邓小平同刘少奇一起，被认为是压制“文化大革命”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而受到猛烈的批判。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彻底打倒。
邓小平后来说：“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从被毛泽东看做自己的副帅，到被当做“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帅，这之间也包容了中国政坛上复杂的风风雨雨，这是邓小平“三落三起”中的第二次被打倒。
当然，邓小平毕竟比刘少奇还算幸运，毛泽东对待邓小平，与刘少奇比较起来也是留有余地。他在报纸上受到“不点名”的批判，他在总书记任上的工作，从《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到《工业七十条》，到甄别平反，到支持包产到户、主张“白猫黑猫”，到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都遭到批判，被指责为“翻案风”、“单干风”、“修正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被剥夺了一切领导工作，靠边站了。1969年党的九大，正是林彪集团走红的时候，邓小平被排除在外，中央委员名单中也没有他的名字。后来又被下放到江西一个工厂里劳动改造。政治家也有“下岗待业”的时候。在一次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关于“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问题时，邓小平回答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5页。
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1956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龚育之、石仲泉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认为：龚育之、石仲泉：《时代的重托，历史的选择》，载《新华文摘》，1994年第10期。
使邓小平感到最痛苦的，当然不仅是他个人的遭遇，也不仅是当时大多数干部被打倒个人遭到的不幸。显然，使他深感痛苦的是中国人民的灾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痛苦使人思索。邓小平这时不能不痛苦地思考这一切错在哪里，错误从何而来，错误怎样才能得到纠正。对“文化大革命”他不能分担责任，因为他已经不在负责的领导岗位上。但是，他也不能不痛苦地思考“文化大革命”前他应该分担责任的党的工作，哪些是搞得好的，哪些是搞得不对的，那时候的哪些错误成为导致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总相信问题能够解决”，当然不仅是相信他个人会重新工作，更重要的是相信这一切会得到改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会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
屡被打倒，屡次“下岗”，逼迫邓小平长久的反思，甚至长夜无眠。
邓小平后来多次同人谈过，“文化大革命”那件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什么大家意见比较一致？“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道路。”这些虽然是说的70年代末的情况，但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邓小平早已开始了这方面的深刻思考。
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在周恩来的建议下，邓小平再次复出，并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在1975年的大力整顿，触及了“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深受人民欢迎。但在“四人帮”的挑拨破坏下，由于毛泽东本人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错误思想，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这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被打倒，也是他一生中第三次被打倒。
这一次被打倒，时值中国正处于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口，人们非常希望邓小平的整顿能进行下去，但历史又是这样不讲情理，邓小平也就成为全党全国政治生活中大家注目的焦点人物。这次悲壮的下台，进一步暴露政治体制上的严重弊端，积淀了人们抛弃这种带有封建主义因素政治体制的强烈愿望。为他后来再一次复出并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