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也是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对于当代中国历史演变来说有着重大影响。
在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讨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这次会上都已提出和确认。因此，通常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也包括了此前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本章涉及中央工作会议代表的发言内容，除《党的文献》公开刊载的有关内容外，其余多系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孙大力同志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张树军、高新民主编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档案》，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一共36天，中共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由以下四类负责人组成：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共219人。
整个会议期间共开了三次全体会议，其余时间是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组进行讨论，每个大组都编发讨论简报，刊登会议代表的讨论发言情况，供与会代表参阅。
分组代表人数召集人京西宾馆
会议室东北组33王恩茂 任仲夷 唐克 杨勇11华北组34林乎加 刘子厚 罗青长 秦基伟9西北组35汪锋 霍士廉 胡耀邦 肖华16华东组37彭冲 万里 白如冰 聂凤智13中南组34段君毅 毛致用 黄华 杨得志14西南组33赵紫阳 安平生 张平化 梁必业15华国锋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原定三项议题：一、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他指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1月10日。会议要求，头两三天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畅所欲言，集思广益。这以后，再讨论前面所讲的三项议题，这些讨论也都要围绕着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中心问题来进行。
其实把全党工作转移到经济上来是一个老话题了。
建国以后，党的工作重点是经济建设。这个认识直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前，尽管中间发生过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那样的错误，在中央领导包括毛泽东的头脑中，始终没有出现过动摇。1962年后，重点逐渐转移到阶级斗争上面。对这一点，党内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可能表达就是了。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这实质上就是要重新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重点，邓小平是这个思想，其他许多老一代革命家也是这个思想。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华国锋也是重视抓生产的，这一点与“四人帮”不同。但由于“左”的思想的禁锢和历史的惯性，他当时在指导思想上还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要“抓纲治国”，在安排工作时，往往还是把重点放在政治运动上。这在实际工作中，当然会产生种种矛盾。于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不失时机地从正面提出了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
1978年10月3日，邓小平找胡乔木等人，请他们帮助修改他准备代表中央在工会九大的致词稿。邓小平讲：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现在到了这么个时候，“四人帮”当然要批，但不能老是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现在有些事将要考核我们自己的干部，批了“四人帮”还搞不好，总得整一下自己吧，总得问一问领导人、领导班子是不是可以吧。外国人有个议论说，你们什么都归罪于“四人帮”。归罪于“四人帮”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以后一直都归罪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想从这个讲话开始，讲一下这个道理。这次我在沈阳军区讲揭批“四人帮”的问题，我说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再搞三年五年吧！我说你们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那么就要问“底”在哪里？现在可以暂时不说。
据朱佳木讲，胡乔木把邓小平这个想法写进了工会九大的致词。华国锋在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上讲，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际上是邓小平建议的结果。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讲的“可以暂时不说”的底，就是1978年底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全面转向经济工作。
关于这一点，胡耀邦在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也明确讲过：“1978年9月，小平同志在东北提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为三中全会的方针，为今后党的工作方针，作出了决策。”这说明邓小平这一想法，在党内高层已有酝酿，并非中央工作会前临时动议。
然而会议并没有按华国锋设定的议程发展，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11月10日，陈云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华国锋的讲话。经过认真思考后，12日，陈云到东北组参加讨论，并事先准备了发言提纲。
陈云发言一开始，先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的主张，即从1981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接着，他指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但现在“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顾虑是什么呢？主要是中央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作出相关的平反决定。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影响党内外的安定团结，影响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陈云说：华国锋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当由有关机关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陈云列举了应该由中央考虑并作出决定的六个问题是：
一、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
二、关于在“文革”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一大批人的问题。
三、陶铸、王鹤寿也不是叛徒，应予平反。
四、关于彭德怀的平反问题。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
六、关于康生的罪行问题。
这些问题，个个敏感，实际上已涉及如何拨乱反正、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这个更大也更深刻的问题了。
当时也在东北组参加讨论的王平回忆说：《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14—615页。
陈云同志的发言刚一讲完，小组里便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待掌声平息下来，陈云同志用征询的口吻说：“我的发言，希望大会能给发个简报，不知小组的同志是否同意。”大家一致举手，“同意！”当天，大会简报印发了陈云同志的发言，他的发言在与会同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炽热起来。
1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纪登奎就《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作了说明。华国锋说：“昨天晚上，请各组召集人汇报了会议进展的情况，商定从今天下午起(用六天时间)，转入讨论农业问题。”
但实际上从陈云发言这天开始，会上的发言始终紧紧围绕着陈云提出的那些话题展开，而且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萧克在东北组发言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同志12日在会议上提出的几件事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有必要重提一下。”萧克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记录，1978年11月13日。王任重在西北组发言说：“陈云同志的发言，我完全同意。要搞好安定团结，就要进一步解决好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问题。”王任重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的发言记录，1978年11月15日。万里在华东组发言说：“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畅。”万里在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的发言记录，1978年11月16日。
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都是牵涉面广、影响很大的事件。他的基本精神，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的“有错必纠”的方针。历史的包袱必须甩开，才能轻装前进。错误不纠正，很难迈开前进的步伐。
会后分组讨论中，大多数人没有按华国锋设定的议程讨论农业问题，开始自发地围绕陈云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渐渐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谈话的火气越来越大，其中有“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也有对现任中央领导人不满的意见。朱佳木认为，从此，华国锋就控制不住局面了，会议逐渐脱离了他设置的轨道，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邓小平当时在东南亚访问，14日才回国，所以没有出席前几天的会议。邓小平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在1978年10月工会九大以后就开始酝酿起草了。讲话的主题邓小平确定为实行全党工作的转移，这一观点的形成是邓小平9月在东北等地视察时提出的。
邓小平提出要胡乔木为他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找胡乔木谈了讲话的大意，大意是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以后，形势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好的变化。不仅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意见比较一致，没有什么阻力，而且天安门事件已经平反、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也较顺利，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在全体会议上宣布了这些决定。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原来准备着重讲的重点转移问题不需要特别加以强调了，解放思想等问题原来的讲法显得不够，可以进一步结合现实存在的问题讲得更加深刻；同时，在历史转折关头，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突现出来，需要党的领导人抓住机遇，及时提出，进行分析，作出回答，指明方向。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他的讲话稿要重起炉灶程中原：《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主题报告”的形成过程》，载《国史论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1978年12月2日，邓小平为起草讲话稿约见胡乔木。胡乔木当时正忙于修改要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加快农业发展和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文件，就邀于光远一同前往，以便了解意图，让于光远先行组织人起草学界另有一说，邓小平对胡乔木起草的讲话稿不满意，认为胡乔木的思想不行，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邓小平就自己亲自拟了份提纲，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重新起草讲话稿。参见韩钢：《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
在新的讲话稿中，邓小平对工作重点转移没有展开讲，但在原先的那份稿子中，则有很长的篇幅，专门论述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新稿中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问题：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页。
第一，解放思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第二，发扬民主。当前最迫切的是要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民主选举的范围要逐步扩大。第三，向前看。对过去搞错的要纠正，也要给犯错误的人认识和纠正错误的时间，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要从国际国内的大局出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四，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用使10%—20%的人先富起来的办法，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
今天回过头看，应当说邓小平建议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在党内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很顺利地就通过了。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不一样，因此在对工作重点转移的解释上还是有分歧的。分歧的实质就在于，这个转移仅仅是由于揭批“四人帮”运动结束了，还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之后就应当如此。如果是前者，这个转移就是不牢固的，不稳定的。而华国锋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恰恰用的是前一种解释。照他的解释，工作重点转移的原因是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之所以会有这种解释，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指导思想仍然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框里走出来，总想把它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和起来，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留有余地。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118页。当然，现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讲的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与华国锋讲的发展经济并无太大区别，只是谁领导转移的问题，是领导权之争。应当说，这样来理解这个问题，是不准确的。
由于陈云、聂荣臻、王震等党内老同志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要求解决，并形成一定的力量。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天安门事件”、“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二月逆流”等案件进行了平反，并对康生的问题认为党内干部和群众对他进行揭发和批判是合情合理的。关于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华国锋说，中央决定，这类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华国锋在那次讲话中宣布：“请各组召集人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对今天讲的这些问题，再讨论一天，即转入讨论1979年、1980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和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工作会议简报，综合第3期，1978年11月25日。
但各组在讨论中，对有几位中央领导人很不满意，指名道姓地提出尖锐的批评。同时，时任中科院负责人李昌建议：“是否可以考虑增选政治局委员或一位副主席管党的宣传、组织和监察工作。”范泓：《党内觉醒者：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时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还有人提出：“希望赶快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建议委托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负责。”张劲夫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的发言记录，1978年11月26日。
11月28日，访英归来的王震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的讨论。他在发言中表示，听说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很高兴。他向中央郑重建议：“陈云同志过去是我们党中央的一位副主席。不少同志要我向中央反映，建议选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的发言记录，1978年11月28日。
党史学家认为，从这时起，华国锋已失去工作的主导权，中央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已经逐渐变成为邓小平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与会的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开会，由邓小平着重谈了中央对人事问题的意见。他针对会上一些人的情绪首先强调指出：“国内需要有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他说：“当前安定团结确实重要，要给人民、给国际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凡是有损于这个，给人以错觉，极为不利。这是个大局。”“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道理在你们，在群众，你们是对的。”
对于中央人事问题，邓小平说：“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不止他们几个。”“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关于谁上的问题，邓小平说：“至少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少了也不好。”加什么人呢？他说：“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胡耀邦。够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也够格。有两个方案，一是三个人，一是四个人。”他接着说：“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补选一点中央委员，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这样，就舒畅了，将来追认就是了。”
讲到“文化大革命”时，邓小平指出：“绝不能说毛主席没有错误。‘两个凡是’是不好的。还是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还是那句话。真的损害毛主席形象，群众也不会答应。清华大学的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8年12月1日。
会后，各组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经过几天酝酿，与会者一致拥护中央关于人事安排问题的建议。大家提议陈云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从11月10日开始，到12月13日闭幕。闭幕会后又讨论了两天。一共开了36天，胜利地结束了。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由于这以前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这次全会只开5天。
从这时开始，中国走进了邓小平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