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神光乞求“安心”法门的公案，一般都认为神光就在这次达摩大师的对话中悟得了道。南怀瑾先生则认为这不过是禅宗语录中记载的对话，并非是二祖神光悟道的关键。如果说神光便因此而大彻大悟，那实在是自误误人。他进一步指出，烦恼来去皆自本心，我即是佛，佛即是我，人生一世，来去空空，何必为物所役，为人而苦？我们的烦恼本空，罪业本无自性，识心寂灭，没有妄想动念处，就是正觉，就是佛道。如果能够保持一颗平实不乱的真心，佛性当下就会开显。点化你的老师不仅仅是佛教的，一切有机缘为你化解的都可以是你的导师。而最终解救你的，还只有你自己。
除此以外，据《别记》说，达摩在少林寺为神光说法，只教“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神光依此做工夫以后，曾经以种种见解说明心性的道理，始终不得大师的认可。但是大师只说他讲得不对，也并没有对他说“无念便是心体”的道理。有一次，神光说：“我已息诸缘。”大师说：“莫成断灭去否？”神光说：“不成断灭。”大师说：“何以验之，云不断灭？”神光说：“了了常知，言之不可及。”大师说：“此诸佛所传心体，更勿疑也。”有些人认为这才是禅宗的切实法门。
南怀瑾先生认为，神光的“觅心了不可得”和达摩的“我为汝安心竟”，虽然是启发性的教授法，它与“外息诸缘”等四句教诫性的方法，表面看来，好像大不相同。事实上，无论这两者有何不同，都只是禅宗“可以入道”的方法，而非禅的真髓。换言之，这都是宗不离教，教不离宗的如来禅，也就是达摩大师初来中国所传的如理如实的禅宗法门，地道笃实，绝不虚晃花枪。这也正合达摩大师后来嘱咐神光以四卷《楞伽经》来印证修行的道理。
达摩大师所传的禅宗，除了接引二祖神光一段特殊教授法的记载以外，对于学禅的重点，着重在修证“心念”和“行为”的要义，曾经有最恳切的指示。
在少林寺待了九年的达摩大师打算回国，便对门人说：“我回国的时间快到了，你们都各自说说自己的心得吧！”
道副说：“从我的理解看来，只要不执着于文字上的概念，就是佛法真谛了。”
大师说：“你得到了佛法的皮。”
道副其实是明白了一个修行的方向。
道育说：“从我的理解看来，四大皆空，也没有什么五阴，也没有什么佛法。”
大师说：“你得到了佛法的骨头。”
道育徘徊在禅宗的门口，已经望见了禅宗。
神光起立对着达摩膜拜了一下就坐下了。
大师说：“你已经得到佛法真谛了。迦叶尊者得到佛法真谛后，辗转反侧来到了我这里，现在我把衣钵传授给你。”
执着于空，反而有了执着心。
神光说：“既然佛法是以心传心，不立文字，要袈裟做什么？”
大师说：“袈裟只是作为明白佛法真谛的一个凭证。佛法不在袈裟里面，袈裟里面也没有佛法。现在我把传法的偈语交代给你：‘吾本来此土，传教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同时引述《楞伽经》四卷的要义，印证修持心地法门的道理。
南怀瑾先生指出，在佛学的要义里，“修行”的“行”包括“心行”和“行为”两方面的自我省察、自我修证的实证经验。如果只注重禅定的工夫以求自了，这就偏向于小乘的极果，欠缺“心行”和“行为”上的功德，而不能达到觉行圆满的佛果境界。其次，倘使只在一机一禅、一言一语上悟了些道理，认为稍有会心的情景即是禅，即是禅的悟境，极易进入“狂禅”和“口头禅”的误区。后世的禅风，滔滔者多也属此辈。
晚年混俗，污身偿债
我们研究二祖的一生，由少年阶段的“志气不群，博涉诗书，尤精玄理”开始，一直看到他在青年阶段的出家，中年阶段的得法悟道，晚年阶段的还俗混混，老年阶段的受罪被害，真是一个充满个性的悲喜闹剧。他的一生，还的是什么债？玩的是什么把戏？处处充满了问题，处处值得参究。
——《禅话》
达摩逝世后，神光埋名隐迹在黄河沿岸一带行道，但多受到旧学派的阻挠和打击。天平初年（534），神光来到东魏新都邺城，大力传播达摩禅新学说。在这里，有一位拥有徒众千人的道恒禅师，正在大力传授旧禅学。见神光到来，标新立异，吸引了不少信众，便攻击神光的言论是魔语，派遣上足弟子去和神光辩难。没想到其弟子到了神光讲座，听了神光说法，泰然心服，反而不满道恒旧说，干脆就留下来向神光学习，不回道恒处复命。
道恒见差遣的人去而不返，又续遣第二人，如此再三，都有去无回。过了一些天，道恒在路上遇见这些派出的弟子，便责问说：“我用了许多功夫教导培养你们，犹如打开了你们的眼目，怎么竟敢做出这种背师的事来？”弟子们答道：“我们的眼目本来是正的，因为听了您的教导才变斜了。”道恒愤怒已极，更加痛恨神光，不惜买通地方官加害神光。神光受到迫害，险些送了性命。
另据《祖堂集》、《传灯录》等说，排挤和加害神光的是一位辩和法师。据说神光晚年，因环境恶劣，只好改变自己弘法的形式，采取“顺俗”的办法。此时神光已付法给三祖僧璨，又回到邺都，韬光养晦，变易形仪，随宜说法，或入诸酒肆，或过于屠门，或习街谈，或随厮役，一音演畅，四众皈依，如是长达三十四年。有人惊怪：你这个老和尚，丢佛门的脸哪。神光坦然应道：我自调心，关你屁事！
神光长于辞辩，随着他的影响一天天扩大，他的弘法活动遭到了当时拘守经文的僧徒的攻击。他在管城县（河南郑州）匡救寺山门前“谈无上道”时，人很多。其时，辩和正在寺内讲《涅槃经》，其学徒中许多人都悄悄地去听慧可说法，辩和极为愤怒，便向邑宰翟仲侃诬告他妖言惑众，破坏讲经法会。翟仲侃听信了辩和的谗言，对神光加害致死。
迫害神光的究竟是道恒还是辩和，或是同为一人，都难以考证了。南怀瑾先生认为二祖在当时遭嫉而致死的际遇，尤有过于达摩大师的惨痛。千古学术意见之争，尤甚于干戈战伐之毒。因为受到排挤和迫害，神光不得已流离于邺、卫之间（河南安阳至汲县一带），不敢再公开地大规模地传教。正由此缘故，神光晚年弟子不多。
南怀瑾先生指出，纵观神光的一生，以世俗的角度来看，神光四十岁左右得法开悟，至邺城弘扬禅道三十余年，至此已是七十多岁高龄，而“四众皈依”，也可称得上是年高德劭了。何以在这样的年龄，这样的环境中，他又忽然“变易仪相”而还俗，有时候进酒店，有时候在屠户，还常到闹市街区同下层社会的人瞎混呢？难道他是动了凡心，真个要还俗？他的那句“我自调心，何关汝事？”是否意味着三十多年前，他在达摩大师处所得的“安心”法门仍是靠不住的？必须要到闹市、酒店、屠户才能“安心”吗？如此也使人对禅宗的“言下顿悟” “一悟便休”产生怀疑。其次，神光由三十多岁舍俗出家开始，到了七十多岁又去混俗和光，且在匡救寺的三门外讲什么“无上道”，硬要挡了当时在寺院中讲经的法师的财路。难道说真是活得不耐烦，非要自寻死路不可吗？凡此种种，都是一个个很大的问题。有人说“剑树刀山为宝座，龙潭虎穴作禅床；道人伙计原如此，劫火烧来也不忙”，即便是这种情形，怕也够不上神光的境界吧。
◎三祖僧璨大师
当时的僧璨大师，常以避世高蹈，隐姓埋名的姿态出现，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留给后人以无法捉摸的一段史料，而留下太多的疑窦。
——《禅话》
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支派，自达摩西土东来，二祖慧可断臂求法，传至僧璨，方使之中国化，畅行于世，成为汉传佛教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宗派之一。
禅宗三祖僧璨，关于他的身世，《楞伽师资记》用了八个字来概括——“罔知姓位，不测所生”，也未见唐道宣和宋赞宁给其立传，《祖堂集》关于僧璨的生平只有简单的几句话，但据信应是北齐时代生人。僧璨原是一位虔诚信仰佛教的居士，有关他到二祖神光处请开示佛法的典故，《传灯录》的记载相对较为详细。南怀瑾先生认为，有关中国禅宗史料的专书和历代禅师的语录，乃至禅宗公案的汇书等，在谈及二祖神光传授道统衣钵给三祖僧璨大师的事时，始终语焉不详。至于历来传述三祖的《信心铭》一篇，则又如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所引用《采薇》之歌一样，都是对某一人某一事唯一值得征信的史料，可资存疑者的参考而已。
话说神光大师承托祖师的嘱咐，继续于少林进修，并阐扬禅风，博求法嗣。到了北齐天保二年（551），有位居士，看似四十出头，斯文有礼，不道姓名者，前来少林寺来参谒神光，说道：“弟子罪业深重，身患重病。所以特地来恳求和尚慈悲为我如法忏悔业障。”
大师摒息冷静道：“你把罪找来，我帮你忏罪！”这位居士愣了半晌，沉思片刻，忽然说：“觅罪了不可得啊！”大师便道：“好了，已经帮你忏罪完毕了，现在，你只要依佛法僧三宝而住，就是了！”
居士随即问道：“今见和尚，已知您是僧宝，不知什么叫佛法？”大师哈哈笑道：“你的心就是佛，你的心就是法，佛法不二无别，僧宝就是如此，就是佛法。”
居士深深顶礼，叹道：“今日才知原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就像我的心也是一样，佛法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
经过这一番问答，神光大士深感来人知见正确悟理甚深，是个佛门法器，便道：“你就是僧宝,以后就叫做僧璨吧。”为他剃度出家，取个法名叫做僧璨。
南怀瑾先生认为，书中所记载的僧璨初向二祖求法的故事同二祖向达摩祖师求乞“安心”法门的典故好似一个模子的翻版，只是神光所求在于如何“安心”，僧璨所求在于如何忏罪才能除去缠身风恙。一个求“安心”，一个求“安身”。此处有两个问题需注意。其一，心身是二是一？其二，“身缠风恙”是身之病，佛说病由业生，业由心造，再进一步说，此身也由业识而来，而业识则由一心所造，倘若能转心去业，则可回心转身了。
这一年的三月，僧璨在光福寺受足具戒。为避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之灾，僧璨随二祖南遁隐居，往来于司空山和皖公山（天柱山）之间长达十五年之久，后二祖在“二祖洞”顶的巨石之上将祖师衣钵和经传与僧璨，是为禅宗三祖。隋开皇十年（590）僧璨正式驻锡山谷寺（三祖禅寺）。隋大业二年（606）圆寂，入寂前，僧璨禅师曾告诉大众：“别人都把坐着入灭看得很重，认为这样的走法希有难得，我则不然，我今天要站着走，以示生死自由。”说完，便用手攀着树枝，奄然而化。唐玄宗谥为鉴智禅师。
在禅宗发展历史上，僧璨是一个重要的坐标。禅宗初祖达摩在南朝时将禅法带到了中国，当时人们是遇而未信，至二祖慧可时，人们是信而未修，在三祖僧璨时是有信有修。他对禅宗的汉化改造发展，有几个明显的表现。其一，变面向达官显贵为面向下层群众。佛教初入中国，信仰接触者多为贵族，僧璨改变靠上层弘法的方略，变为在村夫野老中随缘化众；其二，变在都市城廓建寺院为在深山僻壤布道场；其三，变居住无常的“头陀行”为公开设坛传法；其四，变“不立文字”为著经传教。
禅法初传，有“不立文字”之说，主张静坐安心渐悟法门。僧璨在公开弘法的同时，精心著述《信心铭》。《信心铭》以诗体写成，从历史与现实，祖师与信徒、教义与修持的结合上，阐明义理，大开方便，应机施教。有人称《信心铭》是中国禅宗史上第一部经典，为禅宗以文字总结其修习经验开创了理论先河。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信心铭》的开场，便首先肯定地提出“至道无难，唯嫌拣择”的警语，明指世人不能自肯自信其“心”的疑病。至于其中引用辨别佛学理念之处，不一而足。最后他又归结为“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为结论。禅宗自此开始，才完全呈显出中国文化的光芒与精神，学者不可不察也。
——《禅话》
三祖僧璨在世的时候，虽然没有公开弘扬祖师禅法，但是他为后人留下的《信心铭》却对后世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南怀瑾先生指出，达摩禅自梁武帝时期开始，在中国初期秘密传授，到了陈、隋之际，正当僧璨大师时期，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但自僧璨著作了一篇《信心铭》以后，它与中国禅祖师志公大士所作的《大乘赞》等词章，以及中国维摩禅祖师傅翕大士所作的《心王铭》等汇流，才开始奠定隋、唐以后中国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正信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