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恕
谢冰心，又名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10月5日诞生于福州市（原籍福建长乐县）。这位“世纪同龄人”从1919年步入文坛已经辛勤笔耕了70个春秋，她那清新明丽的创作丰富了五四以来现代文学艺术的殿堂，温暖激动过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心。她也以她丰饶的文学硕果，成为世界瞩目的知名人物。
冰心诞生时正是八国联军进逼北京的一年，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危亡的灾难，就是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先生在甲午海战中惨痛的经历。这位海军军官给冰心的，不仅仅是爱国思想，而且还培育了冰心的怜念贫苦的善良心地。谢葆璋原本也是出身于一个贫寒之家。冰心的曾祖父是“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福州城里学做裁缝”，祖父是一位以授徒为业的教书匠。
冰心诞生后7个月（1901年5月）就离开了故乡福州，来到了上海。1903年到1904年，她父亲奉命到山东烟台去创办海军学校，他们全家搬到了烟台，烟台的山光海色陶冶了冰心的童心，使她爱海，爱自然，爱独自默默地思索。四五岁以后，冰心在父母的诱导下开始从自然的怀抱走进书本的天地。她爱听故事，经常缠着母亲、奶娘、舅舅们讲故事，故事打开了她的心扉，把她带入了丰富的精神世界，激起她求知的强烈愿望。她尽管识字还不多，但还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地”阅读了《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西游记》、《水浒》、《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全传》、《东周列国志》和商务印书馆林纾翻译的《说部丛书》等。大量的中外古典小说，既培养了她对中西文学的浓厚兴趣，也为她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她的舅舅们都是地下同盟会员，她把老同盟会员的《天讨》之类的宣传革命的书刊也偷来读过。在冰心的家庭中爱国的气氛已经是很浓郁了，1910年，海员学校中长期蕴结的满汉学生之间的矛盾爆发了。有人向北京清政府密告她父亲谢葆璋是“乱党”。证据是海校学生中有许多同盟会会员，学校图书室中订阅的多是《民呼报》之类为同盟会宣传的报纸。北京派来的调查员郑汝成，劝谢葆璋主动辞职免得落个“撤职查办”。这样，谢葆璋和他的同事们递了辞呈，告别了自己一手创办的海军学校。冰心也告别了朝夕相对，耳鬓厮磨的大海，回到故乡福州。冰心在返回故乡的路上，在上海迎来了辛亥革命。回到福州后，冰心最喜爱她祖父的书房。她的祖父谢子修年轻时在城内的道南祠授徒为业，这位农民裁缝的儿子是谢家第一个读书人，冰心一有空就钻进他的书房去看书。
1912年，冰心以榜上第一名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在那里读了两个学期。由于家庭环境的改变，冰心的性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她曾说过：“因为幼年环境的关系，我的性质很‘野’，对于同性的人，也总是偏爱‘豪爽开朗’一路。”冰心男装到7岁，她随着父亲穿着黑色带金线的军服，佩着一柄短短的军刀，骑在高大的白马上，在海岸边按辔徐行——10岁回到故乡后，她才换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群中，学到了女儿情性。
民国成立以后，海军部长黄钟瑛请谢葆璋到北京任职。1913年，他们全家跟着父亲来到北京，从此冰心和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抗日内迁或身在异域，北京就是她定居之地了。
刚到北京的一年，她没有正式读书，她母亲订阅的《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之类的书刊，就成了冰心的“课本”。她从阅读这些杂志中进一步加深了对现代文学的兴趣，而且她经常给弟弟们讲故事，她“一年中讲过三百多版信口开河的故事，写过几篇无结局的文言长篇小说”，她把这称作为文学创作的“预演”。
1914年冰心进入北京贝满女子中学，在这个时期她受到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在四年的学习中，“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地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另一方面是她初次参加了1915年爱国学生反日运动。这两方面就构成了她一个作品的两个侧面。1918年秋，冰心以最优异的成绩从贝满毕业后又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不久协和女大并入燕京大学，称燕大女校），因为冰心的初志是学医，但是爱国反帝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扭转了她的生活道路，五四运动把冰心“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的门槛”，使她与社会接触。她以协和女大学生会文书的身份积极地参加了这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白天，她上街去宣传、募捐，晚上就写宣传反帝的文章，《晨报》发表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署名谢婉莹，就是表达她爱国热情最早的文章。她曾说过：“五四运动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这时《新潮》、《新青年》、《改造》、《晨报副刊》等十几种进步报刊上所宣扬的新思想，对冰心更有启迪，并引起她的深思。她想把生活中“所见所闻的一些小问题”，写成小说。于是，她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以“冰心”为笔名，在1919年9月18日至22日《晨报》发表了。以此为开端她接连发表了《斯人独憔悴》、《秋雨秋风愁煞人》、《去国》等篇。她这些观察和思考所得的“问题小说”从某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与矛盾，她为青年和妇女呐喊，为苦难的劳动群众发出控诉，表达了反封建的时代精神，这些作品给冰心带来极大的声誉。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写出“问题小说”，一般都追溯至冰心为第一人。
五四时代，冰心在诗歌和散文里，更多的是表现了她对现实的愤懑感情，对社会人生的哲理思索，真切诚挚地抒写出自己的心声，《繁星》和《春水》这两本诗集，仿用印度诗人泰戈尔《飞鸟集》的形式，表现了她自己的“零碎思想”，讴歌母爱，吟咏自然，赞美人类之爱，抒发生活感受。这些诗集篇幅虽然短小，但意境深厚，清新俊逸，给人美感，启人遐思。她的诗不仅巧妙地“融进了古典诗词的韵味，也掺和着外国文学的乳浆”，在诗坛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促进了中国新诗出现一个“小诗的流行时代”。当时的小诗往往都被文坛称之为“冰心体”。
由于冰心的提议，1922年7月24日的北京《晨报副镌》上新辟了《儿童世界》这一栏目。就在设专栏的第二天，冰心以她特有的亲切温婉的笔调写下了《寄小读者》。
1923年初夏，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获得了学业最佳的“裴托裴”（Phi Tau Phi）金钥匙奖赏，并接受了燕京女大的姊妹学校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赴美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冰心于1923年9月17日到达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当年11月因旧病复发（肺支气管扩张、吐血）到青山沙穰疗养院，直至翌年的7月5日病愈后才回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她的毕业论文是《李清照词的英译》，得了文学硕士学位，于1926年7月回国。冰心在赴美的舟中和在美学习期间陆续地为《儿童世界》写了21篇旅美通讯《寄小读者》，报道了这次游美的心绪和足印，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祖国的挚爱、对母亲的颂扬、对童心的放歌、对自然的礼赞。这些通讯结集成《寄小读者》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最深广的儿童读物之一，成了散文文体的一部典范之作。
1926年夏，冰心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1929年冰心同社会学家吴文藻结婚。因忙于课务，创作时间不多，仅写有《往事集自序》、《三年》、《第一次宴会》、《到青龙桥去》、《分》、《冬儿姑娘》和《南归》等作品。随着社会阅历的加深和生活视野的扩大，冰心对问题的看法更实际了，对事物的描写也更接近于生活的真实了，如她1931年写的小说《分》，通过两个新生婴儿的对话，写出爱的分野，揭示了地位悬殊的上等人与下等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赞扬了劳动者儿子的乐观坚强的品性。这个作品显示了冰心对劳动人民的新认识。这时冰心的创作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在题材上开始突破早先个人的狭隘生活天地，以更多的笔墨表现了劳动人民和贫苦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和生活。
1936年冰心随吴文藻教授到欧美考察一年。1937年他们回国时正好赶上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冰心于1938年从北京辗转到抗日的后方昆明。当时，吴文藻执教于云南大学，冰心则自愿在云南呈贡县简易师范学校义务授课。她在呈贡所写的《默庐试笔》，忠实地记录了抗战初期冰心的足迹与思绪。1940年冰心随吴文藻迁居重庆。当时宋美龄以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校友”的身份写了一封信给冰心，大意说，抗战期间你躲在昆明呈贡，我欢迎你到重庆指导委员会来，直接投入抗战工作。当时在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的史良和刘清扬同志去看望了冰心，告诉她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内部复杂情况，冰心就将妇女指导委员会的聘书和薪金一并退还，称病避居重庆郊外的歌乐山。当时冰心经济拮据，正好吴文藻的一位同学在重庆主编《星期评论》，约冰心撰稿。冰心答应供稿，但不用“冰心”笔名，写“关于女人”，这就是谢婉莹的另一个笔名“男士”的来历。在1941年1月5日出版的《星期评论》第8期上，刊登了男士的《关于女人》的第一篇文章《我最尊敬体贴她们》。她从1941年1月到12月为《星期评论》写了9篇稿，后来又应天地出版社之约共写成16篇文章，集成《关于女人》发表。因为《关于女人》的大前提是为抗日服务的，又是具有冰心特有的艺术魅力，所以这部作品曾经是当时的一本畅销书。当时，叶圣陶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他编辑的桂林版《国文杂志》第一卷四五号合刊上，叶圣陶以翰先为笔名，选讲了《男士的〈我的同班〉》。在这里，叶圣陶说冰心“已经舍弃她的柔细清丽，转向着苍劲朴茂”。这正说明了由于抗战的社会生活环境，民族深重的苦难使冰心的作品风格有所发展。她的作品也深镌着时代的烙印。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冬，冰心又随吴文藻去日本。在异国，冰心并没有停止她的文学活动。1947年春，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仓石武四郎邀请冰心到京都大学为学生作讲座，《如何鉴赏中国文学》就是冰心在京都的5次讲演汇编成册的，这本书的笔译就是那5次演讲的口译者仓石武四郎。从1949年至1951年，冰心被聘为第一任女教授到东京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东京大学中国新文学主任是仓石武四郎先生）。冰心此外还在日本的妇女杂志和东京大学刊物上发表短文。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日本东京，10月又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冰心和吴文藻，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听到这来自祖国的喜讯无不为之欢乐。他们夫妇俩和同在东京共事的谢南光、吴半农，出于爱国的热诚，经常聚会交换国内情况，他们下定了回国的决心。1951年美国耶鲁大学以优厚的待遇邀请吴文藻去美国任教。冰心和吴文藻看到了这是离日返国的最好机会，于是他们以赴美应聘为名，“并以先到香港做些准备工作”的理由，从东京经横滨来到香港，然后由香港秘密乘船到了广州。
冰心和吴文藻满腔热诚地奔回祖国，立即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和爱护。周总理亲自在中南海接见了冰心和吴文藻。冰心回到祖国后又重新燃起了创作的热情。1953年冰心欣逢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怀仁堂召开。在这次盛会上，冰心决心要把后半生的心血完全洒在祖国的花朵上。“我选定了自己的工作，就是：愿为创作儿童文学而努力。我素来喜欢小孩子，喜欢描写快乐光明的事物，喜欢使用明朗清新的文句。”
1953年冬，冰心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朝气蓬勃的社会生活，多彩的国际交往，给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从1954年起，她被选为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她作为一位人大代表视察各地，深入工农，体验生活，因此她的思想境界和视野更开阔了。冰心曾肩负着和平和友谊的重任，远渡重洋，13次参加出访团体，足迹遍及苏联、英国、法国、瑞士、印度、日本、埃及、意大利等十几个国家。她把自己参观访问中的耳闻目睹，写下了不少通讯散文，相继出版的散文集有：《还乡杂记》、《归来以后》、《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以及散文为主的《小橘灯》、《晚晴集》等，在创作之余，冰心还翻译了不少外国诗人的作品。除了她早期翻译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先知》，她还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和纪伯伦的《沙与沫》，尼泊尔国王的《马亨德拉诗抄》和马耳他总统安东·布蒂吉格的《燃灯者》等。文学是沟通人类精神的桥梁，这些翻译作品为加强各国人民的友谊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反右”、十年浩劫对所有正直而有良知的作家来说都是一个苦难的历程，冰心当然也不例外。1966年冰心也被红卫兵抄了家，还开了她的“展览会”，很多珍贵的信函和手稿都因此丢失。1970年6月，70高龄的冰心被送进“五·七”干校，在湖北咸宁和沙洋劳动14个月。1971年8月，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将有访华之行，冰心、吴文藻以及费孝通等人先被从沙洋干校调回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了研究部的编译室，他们共同翻译了尼克松《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接着又翻译了美国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他们做翻译工作的那几年，是十年动乱的岁月中最宁静、最惬意的日子。冰心在追忆这段生活时曾感慨地说：“‘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也搁笔10年之久，1976年9月，以写悼念毛主席的文章算起，我才重新拿起笔来。也就是这一年，悼念周总理的震撼世界的‘四五运动’，在掀起过五四运动的天安门广场上掀起了！这是一场声势更大，威力更猛，光明同黑暗斗争的决定中国前途的殊死搏斗……”“从五四到今天，正好是一个‘甲子’。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四五运动的汹涌怒涛又把我‘推’向了新的长征！生命不息，挥笔不已！”这是冰心在1979年4月10日所写的《从五四到四五》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颂扬了五四运动是唤醒人民新的觉醒的伟大号角，倾吐了作为一个老兵的壮志不已的宽博胸怀。
正当她笔耕60周年之际，冰心老人又写出了获1980年短篇小说奖的《空巢》，通过描写留在国内的陈教授的生活道路，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陈教授经历了多少坎坷和不幸，但他热爱祖国的最崇高的感情，使他在生命的余烬中爆发出生命的最灿烂的青春的闪光！冰心在“文革”后开始动笔写长篇自传体的作品：《我的童年》、《我的故乡》、《在美留学的三年》等。冰心通过“写自己”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了五四以后的作家的成长道路。正如巴金给卓如写的《冰心传》的序言中所说的：“她是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我却只是这个运动的一个产儿。她写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到今天还不肯放笔。”冰心从1980年访日归来后，得了脑血栓，又摔折腿骨，1985年她的老伴吴文藻又逝世，尽管她遭逢不幸，失去老伴，她并不关心自己，始终举目向前，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继续献出自己的心血。巴金还说：“我劝她休息，盼她保重，祝愿她健康长寿。然而在病榻前，在书房内，靠助步器帮忙，她接待客人，答复来信，发表文章，她呼吁，她请求，她那些真诚的语言，她那充满感情的文字，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都是为了大家熟悉的忠诚老实的人民。她要求‘真话’，她追求‘真话’，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她还用自己做榜样鼓励大家讲‘真话’，写‘真话’。”
1988年7月20日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了一个“冰心文学创作生涯70年展览”，展示了这位崛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巨匠，也是当今中国文学界年龄最高的女作家的光辉里程。冰心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在北京图书馆新址举行的开幕式，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唐达成、图书馆副馆长邵文杰、作家萧乾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老朋友像雷洁琼、赵朴初、胡絜青等，老同事像张光年、艾青、冯牧等都来和她亲切握手，大家围拢在她身边，向这位赢得了全社会敬重的作家表示敬意和祝贺，巴金也特地从上海打来长途电话，请人送来鲜花表示祝贺。作协、《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文艺团体和个人送来花篮，他们都祝愿老人家身体健康，生命不息，笔耕不止。
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