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者，善之长也”是中国人世界观的总纲，“元”在这里有“开端”与“根本”的意思。这句话告诉我们，开端或根源是最大的善。开端在天，在自然，在宇宙，而不在人。所以最大的善不是体现于人，而是体现于造物主，必须信仰与尊重“元”。
“亨者，嘉之会也”是中国人方法论的总纲。嘉是“美”、“善”的意思，亨是通达、顺利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美或善都齐全，人的事业才会通达、顺利。这是一种典型的道德决定论。它在大原则上告诫人们做符合道德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无往而不胜。
“利者，义之和也”是中国人义利观的总纲。利字本身告诉我们，利来自于用刀割庄家，就是说利来自于农业生产。为什么说“义之和”？是因为义是多方面的，哪一方面不义都不成。
“贞者，事之干也”是对中国人精神面貌的概括。贞是坚贞，有操守，矢志不渝。“干”原意主干，转义根本。矢志不渝是成事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说，中国人以保守为主，区别于西方的创新。
人该做什么的问题昭然若揭。
那么，不该做什么呢？
《易经》做了回答——“亢龙有悔”。就是说，凡不符合中庸之道，过激的事情做了都会后悔。
举一个例子。商朝开国不久，一次汤外出巡视，发现一个猎人四面张望捕鸟，还念念有词地祈祷：“四面八方的鸟儿呀，都飞到我的网里来吧。”
汤听了这话心里不舒服，对捕鸟人说：“你这不是要将天下的鸟打尽吗？”于是让捕鸟人撤去三面的网，只在一面张网，然后汤也念念有词地祈祷：“鸟儿鸟儿你们听好！你愿意向左飞就向左飞，愿意向右飞就向右飞，如果你真的厌倦了生活，就飞到网里来吧。”《史记·殷本纪》。
到了西周，张一面网打鸟也被禁止。这就是中国古人“不该做什么”的绝好例子。
当然，在很大程度上，禁忌对于皇帝同样适用。康熙临终前感慨地说：“我现在才知道当中国的皇帝须要做出多么大的牺牲。”
2 国学是警示之学
人的行为有禁区，有时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这是中国人的看法。
自从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人类的行为就不再有什么禁区，人人都可以争做英雄——这是西方人的看法。
这就决定了国学是向内收敛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反智的，说白了就是自定禁区，限制智慧的增长，目的是收利于长久。
礼就是针对中国人心中的禁区设置的。有礼，还必须严格执行，就像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举一个“非礼勿动”的例子。关于采矿，《周礼·地官司徒》有这样的规定：矿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矿人掌管金玉锡石的地方，设立藩界禁令，使当地人民守护。合法挖掘的场合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取矿，取矿之前须先测量地形，画成图册，经过审批之后下达到采矿人手中。矿人要监督禁令的执行情况。）
中国人早在三四千年前就掌握了冶炼技术，从秦始皇陵的铜马车的工艺来看，今人未必达到那样高的水准。试想，如果古人也向今人那样追求GDP，矿源早就枯竭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格言首先是对自然说的，其次才是对人说的，所以中国人才制定了“体天格物”的方针。中国人驾驭自然的程度完全不取决于人，而是取决于自然的承受能力。这就是中国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人最值得骄傲之处。
3 国学是节俭之学
中国人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与天恒舞的绝对条件是节俭，而铺张浪费只能将人类引向地狱，因为地球资源是有限的，用一少一。
墨子是中国早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一个著名经济学主张就是节用，即通过节流增加财富。他认为，圣人治理国家，这个国家的财富就可以增加一倍。增加一倍不靠侵占其他国家的土地，而是按照国情，去掉不必要的花费，这就足以让财富增加一倍。圣王治理国政，发号施令或使民用财，都把财力用在刀刃上。所以用财从不浪费，尤其不浪费民力，这样就可以得到许多利益。
墨子说：为什么造房子？冬天为了防风寒，夏天为了挡暑雨。为什么穿衣服？冬天为了御寒，夏天为了御暑。凡是穿衣裳的，都是冬天让身体暖和，夏天让身体凉快，达不到这个目的就不穿。参阅《墨子·节用上第二十》。
墨子揭示的道理极其平凡，却非常深刻。
不知道卢梭读过墨子的书没有，他曾发过相似的议论：禽兽根据本能决定取舍，而人则通过自由行为决定取舍。因此禽兽虽针对它有利的时候，也不会违背自然给它规定的规则，而人则往往虽对自己有害也会违背这种规则。《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2页。
把卢梭的话用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切中要害。卢梭的这种觉悟类似老子。老子说“知和曰常”。混沌初开尚没有文明的时候，“和”指的是阴与阳之间的和谐与平衡。阴与阳和谐相处才造就出了万物。万物无不处于自然生态平衡之中。但是人是富于创造性的动物，能够破坏自然的生态平衡，而且人自身并不存在纠正这种破坏的机制。老子生活的时代尚没有工业，所以他的论述全部是针对农业生产活动说的。老子的和谐观基于他对人的清醒认识，他不认为人是万物之主宰，而是把人放置于天与地之间，共同受“道”的支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一种很客观的认识：人的双脚踏在大地上，不能不依据大地的规律行事，地被天所覆盖，地不能不按照天的规律运行，天在自然的统摄中，天也必须服从自然的规律。如果按照以上原则行事，人类就是和谐的，违反以上原则一定会造成混乱，甚至带来灾难。正如物理学家卡普拉所说：作为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美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本质两者的基本一致。Fritjof Capra， Uncommon Wisdom， Conversations with Remarkable Peaple， Simon & Schuster edition Published January 1988， Bantam eclition/February 1989， p.36.
卡普拉所说的生态智慧对于逻辑理性智慧来说不就是一种“反智”吗？
4 国学是做人之学
不懂国学的往往夸大国学对做人方面的指导意义。诚然，做人是国学的内容之一，但从重要性上看，它应该排在天人合一之后。
中国人关于做人的准则大多出于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思想家。
孔子的做人准则可以归纳为十条：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2) 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有一次，子贡问老师：“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孔子说：“粮食要充足，军备也要充足，百姓对国家要信任。”
子贡接着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取消一条，这三条要拿下哪条呢？”
孔子说：“拿下军备。”
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条，去掉哪个呢？”
孔子说：“去掉粮食人会被饿死，但有一样东西比粮食更重要，那就是百姓对国家的信任。没有这种信任，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信者人之言也。中国古代“口说”可以为凭。“口说为凭”不仅比“口说无凭”节约社会成本，而且能够促使社会更加和谐有序。
姚广孝被推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被封为资善大夫、太子太师。姚衣锦还乡，百姓夹道欢迎，却没有姐姐的身影。姐姐闭门不出，不想见当了大官的弟弟。姚广孝敲门求见姐姐，姐姐说：“你既然出家做了和尚，就该遵守清规戒律，慈悲为怀，可你却大开杀戒，惹出滔天大祸。你如今荣华富贵，我是穷人，不配做你的姐姐，你走吧。”
姚广孝这才明白，当年剃度时许下的诺言是终身有效的，不能反悔。于是灰头土脸地回到寺庙，与青灯为伴，直到永乐十六年（1418年）圆寂，再也未脱僧服。
(3)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这句著名的话是孔子对齐景公说的。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孔子说：“做君主的要像君主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