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之中，《仪礼》较早。一些学者认为《仪礼》即周公所制之礼。也有人认为孔子以六艺教授弟子，其中《礼》即《仪礼》。尽管难以定议，有一点是清楚的：仪礼是由士冠礼、乡礼、聘礼等组成。《仪礼》是一部关于礼的仪式规范的经典。《礼记》是对《仪礼》的阐释与补充。
现代人基本上不懂礼，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另一位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物则断言：“……中国无学术也，有之则李斯之学也；中国无政治也，有之则嬴政之政也。学以造乡愿（两面派），政以宿大盗，大盗与乡愿交为狼狈，深为盘结，而民且不堪也。”
显然这些言论的制造者根本没有搞清楚署名是礼，犯了无的放矢的错误。出现吃人的现象或乡愿的人物恰恰是因为缺乏礼的约束，有了礼的约束，丑恶就无法藏身了。
5 《礼记》
《礼记》是对《仪礼》的详解，但也独立成篇。《礼记》中还收入《大学》、《中庸》、《学记》这样三部极其重要的经典。《大学》居四书之首，并非说它的地位最高，而是说读经从《大学》开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其中第一个“明”是动词，“使显明”的意思。第二个“明”是形容词，光辉的意思。合在一起“明明德”就是使光辉的品德更加显明。接着提出明明德的步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庸是中华文化传统精华中的核心，中庸思想源于《易经》，孔子继承了《易经》，子思又继承了孔子。中庸也叫中和，目的在于太平长久。因为只有致中和，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结合现在的生态破坏，古人真有先见之明）。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把能否做到中庸视为判断君子小人的标准，足见其重要。
《学记》确定了中国教育的路线。中国的教育是“成人之教”，而非“技能之教”，这一点与西方大相径庭。过去一百年，绝大多数人认为西方的“技能之教”优于中国的“成人之教”。现在，随着工具理性的弊端不断显现出来，中国的“成人之教”的价值越来越被世人认同。
6 《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被确立为儒家经典的典籍之一。为什么一部文学作品能与学术作品并驾齐驱？这是因为文学与教化紧密相连的缘故。《易经》中的卦是“近取诸身（男女），远取诸物（雷、风、水、火等自然天象等）”的产物，“近取诸身”首先取自男女。男女是人间最常见的现象，诗作为对自然或人间的歌咏或感叹，当然也该从男女说起：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xìng）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吾寐求之。
求之不得，吾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mào）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毛公认为这首诗写的是后妃之德，为的是风天下而正夫妇。实际上，把《关雎》放在《诗经》首篇是因为《易经》是中国文化之根，而《易经》的基础是八卦，八卦“近取诸身（男女），远取诸物（自然天象等）”，男女（阴阳）是中国人思考人情事理的出发点。所以《诗经》以男女之事开头。
《诗》有“六义”分别：
风：先贤之遗化；
赋：铺陈政教之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好直言，取比类以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谄媚，取善事以比喻之；
雅：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
颂：颂今之德广以美之。
先贤之遗化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十分紧密，政教之善恶更是关乎德政的实施，比则是中国人有效的一种表达方式。颂属于文学表现形式。
《诗经》对后世的影响极大。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矜，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青青子矜”就典出于《诗经·子矜》：“青青子矜，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许多成语出自《诗经》，如“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晦：黑暗；鸡鸣：有识之士的呼喊），再如“杨柳依依”出自《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日的一些词语也出自《诗经》。如“式微”，出自《诗经·邶峰·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再如《关雎》中的“窈窕”、“淑女”都是今天的常用词。许多典故也出自《诗经》。如“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出自《诗经》中的《鹊巢》一诗：“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再如“礼尚往来”出自《诗经》中的《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凡有文化的中国人都摆脱不了与《诗经》的联系。
7 《管子》
管子（？—前645），字仲，名夷吾，春秋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司法家、改革家、中国重农主义先驱。管子有许多格言式的教诲，这些教诲至今仍熠熠闪光。比如“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管子·立政篇》），比孟子的恒产论早三百年。
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管子·治国篇》）管子是中国最早提倡富民的经济学家。
管子说：“民偷处而不事积聚则囷仓空虚，而攘夺窃盗残贼进取之人起矣。”（《管子·八观篇》）
管子说：“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管子·轻重甲篇）今天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简直就是管子言论的翻版。
……
简言之，管子治理社会——包括经济——就用了一个“齐”字。“齐”的意思极多，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明：“齐，禾麦吐穗上平也。”甲骨文“齐”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整齐的麦穗，下面是大地。管子所用的“齐”正是其原意。管子说：治，莫过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迫则窘，窘则失其所葆；缓则民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其不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查也。（《管子·正世篇》）
一般认为管子的上述言论是针对社会治理的，只有梁启超先生独具慧眼，肯定这个论述也是针对宏观经济治理的，而且说得绝妙。梁启超先生说：吾读此而叹管子之学识诚卓越千古而莫能及矣。泰西学者之言政术，率分两派：其一则主张放任者，其一则主张干涉者。主张放任者谓一切宜听民之自为谋。以国家而为民谋所谓代大匠斫必伤其手也。主张干涉者谓假使民各自为谋而能止于至善，复何赖乎有国家乎？民之所以乐有国家者，正以幸福之一大部分各自谋焉，而决不能得，故赖国家以代谋之。国家而一切放任，则是自荒其职也。且国家者非徒为人民个人谋利益而已……故以图国家生存发达为第一义，而图人民个人之幸福次之。苟个人之幸福而与国家之生不相容，则毋宁牺牲个人以裨益国家。……放任论盛于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干涉论则近数十年始勃兴焉。行放任论致治者英国与美国也；行干涉论以致治者德国与日本也。斯二说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容以相非。然以今后大势之所趋，则干涉论必占最后之全胜。……我国之纯主干涉论者则法家而已。……故管子之言实治国之不二法门，而施之中国尤药之瞑眩而可以疗疾者也。（《管子评传》）
把上面的话放到美国金融危机之前的话，管子“齐”的思想与梁启超先生对“齐”的评价都是反潮流的。但放置到今天，听起来却格外亲切。也许管子“齐”的思想可以成为对美国金融危机起衰救弊的救命良方。用今天的话说“齐”就是和谐（像麦穗那样齐刷刷一片）。用什么手段能做到齐呢？管子给出了答案：政府合理地给予干预。中国四大学派儒家、道家、墨家与法家，其中三派都主张经济自由放任（道家最明显），只有法家特别是管子主张政府干涉，很有先见之明。管子的干涉偏重于法制，通过法律与法规控制宏观经济活动的规模与走向。这样做有没有效果呢？管子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夫法之制民也，犹陶之于埴（埴读zhí，黏土）治于金也。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于燥湿，水之于高下。（《管子·禁藏篇》）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罏，咨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管子·任法篇》）
管子与后来的法家——比如商君——有本质的区别，后来的法家都以富国强兵为本，而管子在富国强兵之外多了一个礼节。他有一段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话：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管子·牧民节》）
有三个词汇需要稍做解释。“服度”是遵礼守法；“六亲”是六种亲人，包括父、母、兄、弟、妻、子；“四维”是礼、义、廉、耻。管子把经济与伦理放置一起加以论述，同等看待经济财富与礼仪道德，并把礼、义、廉、耻看作是与国家兴亡紧密联系的头等大事。这样的经济学家，古今中外并不多见。管子认为世界上的小人很多而君子非常少，小人只知道获得利益，君子则重视礼、义、廉、耻。以礼、义、廉、耻的标准筛选君子恐怕一万人中没有一个君子，以利益的标准筛选小人则遍地皆是小人。
8 《老子》
春秋时代有一个叫常摐（chuāng）的人，据说是老子的老师。他与老子进行过这样一段对话：常摐问：“舌头在吗？”
老聃答：“在。”
常摐问：“牙齿呢？”
老聃答：“不在了。”
常摐问：“知道为什么吗？”
老聃答：“舌头安在，因为柔软；牙齿脱落，因为刚强。”
常摐说：“明白这个，就懂了天下的一切道理，我再没有须要嘱咐你的话了。”
老子继承了其师的思想精髓，贵无贵柔贵虚贵雌，重道重守重农重吝。
自然农法是老子思想中的精华。
一般认为《老子》是一部纯粹的哲学著作，然而深入挖掘，《老子》一书涉及许多经济问题，比如农业生产方式（自然农法）问题，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经济适度增长与持续发展问题……完全可以认为老子是中国最早的大牌经济学家，而且至今仍对日本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老子并未直接提出农业生产方式，但老子的思想却可以成为农业发展的指导原则。老子认为道为世界之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万物可以通过实证确定其有，但“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第二十一章）。道既无名又无形，一切有名有形的事物都是由这个无名无形的“道”催生出来的，这就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既然有生于无，无就是万有之父母，当然，应该听无（道）的，应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既然“无”（道）能够生出有，当然也能够惩罚不遵从无（道）的人。中国人为了避免违天逆道，创造了独中国所有的“天人合一”理论。天人合一理论的核心是人的命运与天（自然）的命运连在一起，天地原生态被破坏人类不能独善其身。中国的儒家与道家都持有这样的观点与态度，老子则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天人合一的理论只能接受农业（包括林业、渔业、牧业与副业）生产方式，接受不了现代工业，这就是庄子竭力反对使用桔槔汲水的理由。反对科学介入农业，是因为科学本身能使人陷于局部利益而忽视人与自然整体的平衡，严重的话，科学可以使人变为自然的征服者、驾驭者。那样的话，自然必然反过来惩罚人，让人无法在自然中生存。
日本的先知先觉认识到这一点，创建了与科学农法截然不同的“自然农法”。福冈正信福冈正信：1913年2月生于日本爱媛县伊予市。1933年毕业于岐阜高等农林学校农学科。毕业之后，先后在冈山县县立农事试验场、横滨海关植物检验科与高知县县立农事试验场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农学知识，提出“自然农法”的设想。1947年以后，专门进行自然农法的研究与实验，写出了《自然农法》。教授是这些先知先觉中的杰出代表。福冈正信否定了被世人捧为圭臬的所谓科学农法，建立了能够保证天道“周行而不殆”（《老子》第二十五章）的自然农法。自然农法是传统农法的再生，但是在高科技发达的今天，敢于拒绝高科技介入农事，坚持纯天然的农业生产方式而且取得亩产800斤的高产，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福冈正信认为科学农法是一种浪费型农法。施用化肥只能避免减产，不能保证增产。土地对化肥产生耐受之后，施化肥不能增产，不施则一定减产。施化肥越多土地对化肥的耐受性就越强，最终使土地结构受到致命毁坏。农药确实可以杀虫，但同时对生态系统形成破坏，生态系统被破坏之后反而有利于害虫的生长。福冈正信做了用农药与不用农药的双向对比实验，结果每年施八次农药的作物与根本不施农药的作物病虫数量大体相同。使用农药也是一种浪费。许多农学家都有一种错觉，以为用农机深耕土地有好处，其实从长远看，深耕会破坏土壤结构，导致减产。理由在于，农机耕地无法准确掌握深度，而人工翻地很容易做到。根据福冈正信教授的研究，不仅使用化肥、农药、农机浪费，就是把科学技术应用于养殖业也会产生浪费。福冈正信教授在荒野中养长尾鸡，平均两日产蛋一个，产量不高，但它每年能增加孵雏十至二十只，算上这些新孵的雏鸡，比下蛋最多的莱亨鸡效益还好。莱亨鸡的产蛋效益非常高，但投入的饲料也很多，比起放养方式是浪费的。科学农法在产量上不合算，在质量上就更乏善可陈了。科学农法生产出的粮食、蔬菜、蛋肉不仅味道大差，而且吃后容易生病（尤其容易生各种肿瘤疾病），更何况科学农法会给环境带来破坏。所以福冈正信教授提出“四不”：
第一，不用机械深耕土地；
第二，不施化学肥料；
第三，一般情况下不除杂草（杂草过于茂盛时，“以草除草”）；
第四，不使用化学农药、激素等。
用机械深耕会破坏土壤的团粒结构，使土壤结构过于细小。施化肥会导致土壤板结，造成酸碱性失衡，使土壤产生依赖性，失去自然肥力。除草会破坏土壤的腐植质层，封闭住微生物的通道，造成微生物大量死亡。当然，适度的杂草可以增加土壤肥力，但是不应该把草连根拔掉，正确的做法是引进相克的草种，以草除草。农药会杀死大量有益微生物，破坏生态平衡，降低作物抗灾抗病能力。福冈正信教授不仅是学者，也是实践家，他所耕种的“四不田”，不仅收成远远高于科学农法，而且在果实的色香味等方面大大优于科学农法。2008年，中国北京等城市进口了一些日本四不稻米，超市柜台上的每斤单价高达一百元人民币。高价并不是因为高成本引起的，而是因为味道好。自然农法生产的稻米，味道、香气与口感是科学农法生产处的稻米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是，自然农法能够持续发展，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福冈正信教授在《自然农法》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把自己发明的自然农法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老子的无为思想。他声称自己是从老子思想中得到营养，才创造出自然农法。自然农法的本质就是尽量少干预农事，让农作物在自然的恩泽下“自然而然”地成长、发育、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