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僚的发言权也带来一些弊端。洞开言路，并不意味着仅仅是臣僚可以敞开向皇帝提意见，臣僚可以假公济私，利用话语权攻击、诽谤与自己不和的其他朝臣，挑起“窝里斗”。皇帝给予臣僚的发言权越多，臣僚借此互相攻讦的机会也就越多。苏东坡早就有所察觉，才叹息道：“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于是，养成了“打小报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等恶习。特别是谏官，身显言重，常常会挑起臣僚之间的内讧。可以认为这是“窝里斗”的根源之一。
聪明的皇帝往往可以在臣僚互咬时坐收渔翁之利。臣僚“窝里斗”，又大大削弱了相权的实力。北宋，苏东坡就险些死于谗言，虽得偷生，却作为谪官逐臣，终生落魄。一个杰出的人才就只得终生与诗赋为伴了。甲午战争，战端未开，清廷内部方寸已乱，与其说中国人输给日本人，不如说输给了自己。看来世事难全，有一利必有一弊。
(3) 简 政
中国古代官制冗赘，以宋朝最为典型。宋代有过百人为一官之事。东汉灵帝时，宦官张让等十二人同任中常侍，且封侯，造成“十常侍之乱”。
不过，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朝代贯彻了简政原则。刘邦就深谙简政之道，颁布了非刘姓不封王的诏书。当然，这是为巩固刘氏江山，但也有防止行政机构恶性膨胀之效。乱封王（此处“封王”不是分封的封王）的朝廷几乎都没有好结果。太平天国的王满天飞，国力要承受多大消耗，可想而知。
中国多数王朝的官职，一主一副，或不设副职，除了清朝，鲜有两个以上的副职或并职。以清朝为例，雍正九年，朝廷设置“协办大学士”一职，从六部尚书中选任，辅助大学士管理内阁事务。初无定员，到乾隆十三年定为满、汉各一员。乾隆十年，对大学士进行定员：大学士专以三殿（保和、文华、武英）三阁（体仁、文渊、东阁）入衔，满汉各两员，为正一品官。明清大辟之年的科举主考官也都是两名，一正一副。
为避免官制臃肿，很早以前就流行兼职。如两汉给事中，顾问对应，讨论政事，其性质如清代的“内廷行走”。元代时，给事中兼修起居注，不再另置专门负责起居注的官员。战国时设尚书，魏晋以降尚书事务益繁，开始分曹治事。隋代始分六部，唐代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从隋唐开始，中央首要机关分为三省，尚书省即其一。明代，不设尚书省长官，六部尚书兼“国务大臣”，清代沿袭未改。就连官满为患的北宋，也常以执政大臣兼中书侍郎，代行中书令之职，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八旗官平时管理民政，战时充当将领，一身兼二职。日后，八旗腐化，另当别论。至于一地长官（县或知府）兼管行政、司法与财税工作，更是妇孺皆知的常识。
中国多数王朝都重视调节官职，按需定职。各朝代不但官职名称不一，而且实质内容也鲜雷同，如“奉朝请”，本为贵族官僚定期朝见皇帝的闲官。南朝时奉朝请逾六百。隋初改奉朝请为朝请大夫、朝请郎，清朝将其废除。
清顺治十一年，顺治在宦官吴良辅的怂恿下，设立了并无大用的所谓十三衙门（司礼监、御用监、御马监、内宫监、尚衣监、尚膳监、尚宝监、司设监、尚方司、惜薪司、钟鼓司、兵仗局、织染局），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皇族，由于人浮于事，自相鱼肉，顺治十八年被裁撤。
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对明清的有关文官情况做了如下的描述：晚明，全国共有约12500个文职，一半人在京城，另一半分布在十五省大约1500个地方机构中。张仲礼曾计算过，在19世纪差不多有20000个文官职位，亦是半数在京，半数在十八省与府州厅县的机构中，尽管此时全国人口增加了两倍，但政府官员只增加约60％。清朝文职官员平均每县五人，管辖人口却达250000之多。
中国一些朝代官制之简，连外国人都为之瞠目，然而其缺失亦因此肇端。朝廷对地方官员名额控制甚严，因为有其他因素。朝廷压缩地方文官的支出，是想将节省下来的银两充实中央财政。地方经费拮据，由其自行解决。实际上等于给予地方官鱼肉百姓的借口。京城官与地方官的比例失调，主要是皇帝出于安全考虑，往往以甲牵制乙，编制无形中膨胀起来。又如，地方官员兼管行政与司法的做法，也产生了许多流弊。行政官员身兼二职，又没有其他独立评定或裁议机构，很难保证司法的有效性与公正性。司法诉讼往往与地方利益紧密地联系，冤假错案，叠床架屋。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平反冤狱案，多不是通过有效的渠道，而是由于官员互咬，冤狱侥幸得以矫正，如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中国历代皇帝都没有考虑通过司法保证人权的问题（哪怕是浅层次思考），将爱民作为口头禅的皇帝不在少数，然而，没有一个皇帝想到过，司法诉讼，人命关天，应扩大司法衙门编制，多投入些人力、物力，遑论建立公正司法的机制。历代王朝一直沿用“逼供信”等迂腐不堪、与公正客观等原则背道而驰的方法。“逼供信”成为了中国的一个难堪的遗产。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准则是行政、司法分立，互不逾越，互相制约，实现效率与公正的最佳结合。西方早在数百年前就开始将这一准则付诸实施。到20世纪初，司法已成为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差距最大的领域之一，足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9 忠孝之传统
忠与孝都是中国人的伦理观，忠适用于国家或社会（“为臣则忠”），孝适用于家庭或家族（“为子则孝”）。中国人对天文、地理及自然万物进行长期细致的观察之后才提出忠孝伦理观的。
忠的观念来自于天文，“易”取自日月交替的天文景象，这种雷打不动的规律就是“忠”之模则。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包含此意，天不变，当然由天而来的伦理观也是不变的。
孝的观念来自于动植物，中国人捕捉到谷物成熟之后的垂首姿态，也捕捉到羊羔跪乳的动人场面，并将动物、植物的品格移植过来，变为人的伦理观。没有孝，人难以连接为绵延不断的类，有了孝，人类有了自己的造物，而这个造物又没有摆脱自然，可以说这是一个绝妙的造物，它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最重要的理据。
自然是永恒的，所以儒家的忠孝观可以形成牢固的传统，雷打不动，风吹不散。
为官廉洁本来是对官员的基本要求，然而宋元以还，廉官成为稀罕物，贪官反而成为常态。吕蒙正是中国历史上颇有名气的廉正无私的官吏楷模。他恢复宰相职位后，有人欲送他一面古镜，言此镜能照二百里。吕蒙正笑而却之：“我脸不过脸盆大小，照二百里何用？”送礼者不得不悻悻而归。
宋真宗即位时，吕蒙正献出家财三百万，资助新君。隐退乡里之后，宋真宗问他：“你看，你儿子中有没有能为朕挑重担的，请他入朝为官吧。”吕蒙正并没有推荐自己的儿子，他只是秉公推荐了自己的侄子吕夷简，吕夷简后来也成为一代名相。
10 家庭之传统
国学是围绕以下四个系统展开的：
(1) 天道系统；
(2) 天人之际系统；
(3) 天常人伦（国家与家庭）系统；
(3) 精神系统。
家庭是天常人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之对中国人，犹教会、教团之对西方人，乃是寄养感情之所。于家庭则孝，于庙堂则忠，于社会则友，为的是造成和的气氛。家不和则国不可能和。所以，家庭是国学之基础。在现代化的今天，这个传统在诸传统中是保留得相对好的。家庭由男人与女人组合而成，所以男女伦常成为家庭的稳定剂。中国古人采用一种极其特殊的办法实现家庭和睦，那就是模仿自然界阴与阳的顺位，抑女扬男，使家庭之男女与自然之阴阳相仿佛。中国的宗法制度始于正名。男人称子（子通字，生育之意），女人称夫人或妇人（夫、妇通伏通扶，辅助男人的意思）。古代女人有姓无名，是因为不需要名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任何家庭都是“一元化”的，家政出于一人之口。须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家庭伦理体系是动态的，不能用宗法制度初起时的情况加以概括。比如，西周的结婚手续十分复杂，离异却十分简单，只要男子把嫁妆退还女家，并告知女方家长，离异手续就算完毕。然而至西汉，离异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所谓七去：其一，不顺父母去；
其二，无子去；
其三，淫去；
其四，妒去；
其五，有恶疾去；
其六，多言去；
其七，窃盗去。
就是说，女方有上述缺失或错误的，男方可以提出与女方离异（出）。到唐朝加上了一条同时约束男女双方的，即“义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感情破裂。《唐律》第190条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目的在于，不允许有名存实亡的婚姻，不离异就得好好过。
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往往有不全面的看法，以为那是剥夺女人的人权。实际上，可怜天下父母心，除了戏剧小说，没有愿意把女儿往火坑里送的。《大戴礼记·本名命》记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
乱家子不取；
世有刑人不取；
世有恶疾不取；
丧妇长子不取。
排除了以上五种情况，男子的品质可以得到基本保证。
夫唱妇随之美俗，实无取缔之理由！
11 舍身取义之传统
仅《史记》中记载的舍生取义的事情就有近百件，其中比较有名的事件是：
(1)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
(2) 子寿舍身救太子伋起初，卫宣公宠爱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把他立为太子，而令右公子教导他。卫宣公十八年，右公子为太子娶齐国女子，还没有完婚，而宣公见这个将要作太子媳妇的女子容貌美，喜欢她，就自己娶过来，另外给太子娶了一个女子。宣公得到齐国女子后，生子寿、子朔，令左公子教导他们。太子伋的母亲死后，宣公的正夫人与子朔一起说太子伋的坏话。宣公因为自己夺去了太子的妻子，心里也讨厌太子，欲废掉他。宣公听到别人说太子坏话十分生气，于是派太子伋出使齐国，又指使强盗在国界上拦杀他。宣公给了太子白旄，并告诉强盗见持白旄的人就杀。太子伋将要启程，子朔的哥哥子寿，是太子的异母弟弟，知道子朔讨厌太子，而且知道国君准备杀太子，就对太子说：“国界上的强盗看见太子手中的白旄，就会杀太子，太子不要去！”太子说：“违背父亲的命令而求得生存，这是不可以的。”于是就启程了。子寿见太子不听，就劫取他的白旄，先赶到国界上。国界上的强盗看见来者手持白旄，就杀死了他。；
(3) 屈原宁投江而不苟活；
(4) 田横宁死不降齐亡，田荣被杀死之后，田横带领齐人英勇作战，收复了失地。此时，他完全可以自立为齐王，但他却不，他立田广为齐王，自己作丞相，虽然一切事务皆由他来决断。田横平定三齐之后三年，汉王派郦食其哄骗说，欢迎他降汉。天真的田横完全相信了郦食其，解除了防备，结果汉军发动突然袭击。齐王田广战死，田横代为齐王，与汉军作战最终寡不敌众，逃到了一个海岛上。刘邦招安，田横来到尸乡这个地方，沐浴后自刎。；
(5) 荆轲冒死刺秦王。
即使在孱弱的宋朝，也出现了杨业、岳飞、文天祥等舍生取义的楷模。明末，满清入关之后无数名士殉国，其中有很多根本没有留下姓名。
对于中国士大夫来说，“舍生取义”还有另样的解读，即为义而终生奋斗，心无旁骛。这个意义的舍生取义至今也未完全泯灭。
12 审美之传统
文学是近代的流行词语，古代有道德文章，有诗词歌赋，祭祀或追悼的专用文体，然而并不用文学一词统摄之，所以这里用“审美”表示中国人追求美的传统。中国人追求美是效法自然的一种方式。自然是美的，所以追求美就成为效法自然、信仰自然、亲近自然的一种表达方式。无论道德文章还是诗词歌赋，都是用文字构造的，在这个意义上，称其“文学”（文字之学）亦无不可。中国所有士大夫都将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投入文学，所以凡士大夫都能之乎者也一番。有爱美之心，就会有爱自然之心，有爱自然之心，就能与天恒舞。——这就是中国审美传统能够延续数千年之根本原因。
13 科举之传统
现代政治学把治理国家的人员分为两类：政治家与官僚。世界通行的分法：职务高于部长或第一副部长的，称作政治家；职位低于这一阶级的称作官僚。这种分类方法基本也可套用古代君主制。皇帝、王侯及重臣为政治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政治家），其余受禄为官的都算作官僚。选择官僚主要依靠科举考试。
科举制是一种选官机制，最终目的，是网罗精英，量才而用。科举制不是分辨才学的机制，它不可能精确鉴定每一位应考者的才学。关键在于，不能让没有道德与文化的人混入官僚行列，显然，科举制基本做到了。
候选群有质量上的保证，剩下的是具体筛选问题。筛选人才对考试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有评判标准，使评判者的主观好恶难以起作用；第二，考试内容要复杂到很容易制造出差别。八股文就是这一思考方法的产物。它把文章的鉴别取舍规范化甚至量化，从而解决了文章难以统一评定的难题。它繁复的程式又极易制造出差别，故而有防止舞弊之效。八股文确实反映不出真才实学，但无真才实学却绝对做不出好的八股文。许多现代社会的考试方法中都遗留着八股文的窠臼。国外的如托福考试，国内的如对各种科研基金申请的考评（申请科研基金所不可或缺的“开题报告”，简直就是现代八股文，报告对于申请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八股文，写作内容、风格各异，将难以定夺。家鸡野鹊各有殊音，有爱家鸡者有爱野鹊者，公婆之争，无有终日，让评判者难以公正判卷。最终还是落入“以权选官”的俗套。所以才说，作为一种思路，八股文是科举制的有机部分，这一思路同样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愧现代考试范式之滥觞。当然，作为一种文章体裁，八股文蹩脚得很，读之生趣消弭，早就该由更好的文体取而代之。但无论多好的形式，都只能落在八股文思路的延长线上，而不可能另起炉灶，完全脱离八股文思路。
14 农本之传统
(1) 中国古代称国家为社稷，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的农本理念。社是祭土地神的庙，稷是祭五谷神的庙。社与稷合在一起代表农事。古代的君主每年都要到郊外祭祀土地与五谷，还要亲耕，以为示范，中国人之重农可见一斑。
(2) 农本理论
以农为本是中国的国策，这个国策持续了两千六百多年，形成不可动摇的传统。有本必有末。中国古人把工商业视为末作，加以排斥。对奇技淫巧《尚书·泰誓下》：“今商王受……作奇技淫巧，以悦夫人。”更是嗤之以鼻。后来的科学技术及其产品，其实就是“奇技淫巧”。中国人对“奇技淫巧”不屑一顾，是由中国人的价值观决定的，中国人认为自然不可欺，人不能征服自然，不能从地藏中攫取宝物，所以安心于农业。从一时利益看似乎中国人不思进取，从长远利益看，世人皆醉，唯中国人独醒。实行农本的方针，也许是解救已经深陷危机中的现代人类的有效良方。
(3) 农业派生的思想
（甲）三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