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极其重视三与六这两个数字。“三”——天、地、人——概括了一切存在着的或想象到的。“兼三才而两之，故六”（《易经·系辞下》），六爻就是三才之道。中国人的农业理论与农业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所以《吕氏春秋·审时》对此加以总结：“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样就把天、地、人三才在农事中的地位与作用说得一清二楚。至魏晋南北朝，农学家贾思勰在其不朽名著《齐民要术》的《种谷》一节中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返道就是改变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天、地、人三才中，人处于服从地位，但不是简单的服从，而是具有主动性的服从，即人能够发挥能动性，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天时，适应地利。至南宋，陈旉在《陈旉农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三才理论，提出了“耕稼盗天地之时利”的命题，种植农作物可以“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涉及间作、套作、轮作等复杂的农业技术，这些技术至今仍不失其价值。
（乙）风土论
风土是土地、山川、风俗、气候、地理、当地人文的总称，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包括人文在内的大地理。风土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指人或动植物对土地与环境相适应的规律与禁忌；其二指关于生物适应环境的理论或常识。中国古代风土论主要指后者。
中国风土论最早的理论概括见于《周礼·考工记》：“橘逾淮北而为枳，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
中国人很早就发现，物种是受到地理条件限制的，一般来说，这个限制条件很难突破。事实上，人类文明发展史揭示，这种限制是可以被突破的。于是有人攻讦中国的风土说，认为它“不科学”，甚至有人将它视为“保守”、“不思进取”。突破之后的“利”容易被察觉，其“弊”往往有极强的隐蔽性，需很久之后才会体察出来。
（丙）肥力说
中国古人将土地肥力分为两种情形，其一是自然形成且难以更改的“肥硗”（肥沃与贫瘠），其二指通过人工干预（如施肥）改变土地肥力。关于前者，管子说：“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管子·立政》）、“高下肥硗，物有所宜”（《管子·宙合》）。管子的意思是农家应该根据土地肥沃与贫瘠的情况选择种什么作物，以取得最佳效益。
孟子赞同管子的主张，他说：“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认为有些贫瘠的土地，与其想方设法增加其肥力，不如选择适宜在这种土地生长的作物。所以荀子把孟子的主张说得更具体，他说：“相高下，视肥硗，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荀子·儒效》）荀子大胆给予农人以较高评价，这一点对孔子的思想有所突破，同时也对中国的农业发生积极的影响。
《周礼·地官·司徒》记载了古人以“土会之法”决定五种不同地貌所适于种植的作物：第一种地貌山林，适于种植柞木、栗木，同时适于养貂、狐等细毛动物；第二种地貌川泽，适于种植杨树、柳树，同时适于养蛟、鱼等有鳞动物；第三种地貌丘陵，适于种植梅、李等果树，同时适于养野鸡等羽毛类动物；第四种地貌坟衍，适于种植有芒刺的植物，同时适于养龟、鳖等甲壳动物；第五种地貌原隰，适于种植枝叶繁茂的植物，同时适于虎豹等浅毛动物繁衍。
除了自然肥力，还有人为的肥力，即通过施肥等作为增加土地的肥力。最早的关于施肥的文字是甲骨文中的“粪田”。《周礼·地官·司徒》对粪已经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骍刚用牛，赤缇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咸潟用貆，渤壤用狐，埴垆用豕，强槛用，轻票用犬。这段话的意思大致是：草人负责化治土地的工作，辨别土壤的优劣，测知不同土质适宜生长的农作物，而后进行种植。化治土壤进行施肥的场合，赤色而坚硬的土壤以牛骨的骨汁或骨灰为肥料，浅绛色而又不十分坚硬的土壤以羊骨骨汁或骨灰为肥料，肥沃而柔细的松土以麋骨骨汁或骨灰为肥料，干涸的沼泽地用鹿骨骨汁或骨灰为肥料，盐碱地以貆骨骨汁或骨灰为肥料，沙土地以狐狸骨的骨汁或骨灰为肥料，黑土地以猪骨的骨汁或骨灰为肥料，坚硬成块的土地以麻子为肥料，易散的土地以狗骨的骨汁或骨灰为肥料。
当然，古人施肥是多种多样的，除《周礼》列出的，沤草为肥、沤人粪为肥等也很常见。南宋《陈旉农书》有这样的记载，令今人惊叹：
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反田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
中国数千年农耕史证明陈旉说的是事实，中国的农业堪称人类可持续生存之典范，难怪列夫·托尔斯泰赞扬中国的农耕生产方式是人类最美好的一种生存之道。
15 记史尊史之传统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用同一种文字、同一种体裁纪录历史的民族，而且记史是连续的。
中国系统地记史始于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从这一年到隋朝，年年记史，没有一年空缺。从隋朝开始到清末，中国人天天记史，没有一天中断。
“史”最初是一种官职，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出于记史的方便，仓颉创造了草虫文字。我们不能说那是华夏最早的文字华夏文字有若干支，草虫文字是其中一支。，但说仓颉是华夏最早的史官没有问题，至少在新证据出现之前可以这样说。《说文解字》是这样定义“史”字的：“史，记事者也。从又（“又”代表右手——引用者），从中，中，正也。”也就是说，史的职责是中正公平地掌官书以赞治的官员。这种职责有很大风险，很容易掉脑袋，所以需要品德端正的人来担任。然而现实生活中不一定能找出那么多品德端正的谦谦君子，所以中国很早就定下一个规矩：史官与天文官、郎中一样，都必须是世代相袭的，这样就把培养良史的职责给予了家族，比临时在社会中遴选的效果好得多，基本解决了史官的中正公平的问题。董狐、司马迁是良史的杰出代表。
西周时史已经有严格的分工，《周礼·春官》有这样的记载：“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外史掌书外令。”至春秋时代，《周礼》关于史官的建制逐渐废弛，诸侯王各自为政，史遂散于民间，这期间最著名的三部史书是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梼杌：读táowù。》、鲁国的《春秋》。
以传述《春秋》为目的的《左传》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为后世的史家所祖。
战国时期战乱频仍，加之各国法令、文字、风俗各异，几乎形成记史的真空。好在这个真空被汉武帝时的史官司马迁填补，司马迁的《史记》成为国史纪传体之滥觞。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一般要按照季节顺序写，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史官记载下来的史叫做“春秋”，所以孔子把他编撰的鲁国历史起名为《春秋》。
严格说，中国有记史的优良传统，却几乎没有史学这门学问。史学一词的出现是近代的事情。为什么重视记史的民族却轻视讲史、论史。原因很简单：偏离原史的部分不能称其为史，若完全忠于原史，那是读史而非讲史。不能论史的原因大同小异，可以考证历史，但那算不上“史学”。如果说历史是一门学问，那么这门学问指的是记史，不是论史。凡自认为进行史学研究的都不过是在从事考据学，而考据学的意义并不大。许多国家没有考据学，甚至不准许挖掘古迹。
中国近现代所谓的历史学家无非指以下三种人：
其一，进行史书考据的人；
其二，进行史书编辑整理的人；
其三，疑史派。
疑史派有一点须要注意，历史上对孟子的批判不同于疑故思潮。疑古不是指有理有据的批判，而是指从根本上推翻已经存在的文化人物，根据仅仅是因为所谓的“证据不足”。自古有之：阳欧修怀疑《诗经》并篡改其中诗篇，怀疑《易经·系辞》非孔子所撰，还怀疑《系辞》为孔子所作；苏轼、苏辙兄弟怀疑《周礼》；李觏、司马光、郑厚怀疑《孟子》。
近代以来，怀疑古籍、移易经文以就己说之风更是甚嚣尘上：康有为怀疑西汉之后的所有的书；章太炎怀疑大禹治水，认为即使是现在以八年的时间完成那么浩大的工程也是不可能的；《国学概论》。梁启超提倡史学革命，除对二十四史充满怀疑而外，原因之一竟然是因为中国历史“浩如烟海，穷年末殚”！中国历史悠久倒成罪过了！这是梁公一个时期的思想，后来转变了立场，做了大量保护记史传统的事情。胡适说：“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胡适还提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观点：“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久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真像胡适所说，我连胡适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也存疑了。
作为疑古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顾颉刚有三大独特主张：其一是宣称要“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其二是断定尧舜禹为“伪史”顾颉刚的“伪史”说出笼之后，王国维回击：“疑故之过，乃并尧、舜、禹人物而亦疑之。”，其三便是毫无根据的“古代历史层累”“层累说”，用顾颉刚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说。
傅斯年干脆怀疑一切没有出土实物作证（他谓之科学证据）的史料，几乎等于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历史，只有几具僵尸与一些破铜烂铁、陶瓷瓦罐。
疑古派们知道，在中国史官不是随便能当的，是世袭的，而且选拔极严格，对德的要求更甚于才。司马迁之可贵首先在于其严谨的治史态度。他的史料来自于（1）书籍，（2）档案，（3）见闻，（4）游历采访。近百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如商代世次）基本都与司马迁的记载相吻合，这对疑古派来说无异当头一棒。
16 尊师重教之传统
中国古代的教育和教化是合一的，可以说教育是教化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教化是教育的一部分。教而育之与教而化之是高度统一的。
中国古代的教育是在对自然无限信仰的前提下进行的（从“天地君亲师”的排位可以充分体现出来），所以从不以自然为征服对象，对自然进行掠夺与榨取（虽然中国人为此而承担科学技术落后的骂名）。
中国古人重视教育举世无双。就学校而论，周朝按照地域设置了四个层次的学校：家（二十五户为一家）有塾，党（五百家为一党）有痒，遂（“遂”亦称“术”，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遂）有序，国有学。
层层推进，由低至高，形成塾、痒、序、（国）学的金字塔形学校结构，这一结构保持到20世纪初叶。评价这种学校结构与体制并不是件轻松的工作，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我以为以下四个问题应引起注意：
(1) 入学率与教育普及程度
中国国立学校私立学校与国立学校不存在本质区别。的设置很完备，但入学率并不算高。明朝中期，日本的入学率为97%，中国却不到20%，差距相当大。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传统教育是一种贵族教育，学校奉行质量第一的方针。
在学制上，分为七年制与九年制两种，七年结业为“小成”，九年结业为“大成”。每隔一年进行一次考察。
可见，中国的学校不仅学文化知识，更要学为人处世，学生达到100%合格是很难的，所以入学数量有限。
虽然中国学校的入学率一直不高，教育普及程度却很高。这是因为教化的氛围充满家庭与社会，随时都能受教育。
(2) 教育目的
就主要目的而论，中国教育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教育是为了培养人的，不是为被教育者掌握知识或技能的。用现代词语表述，中国传统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教育的目的是削弱学生的小聪明（个人主义），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天人观、师道观、孝道，学会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而文化主课——识字断句（古人称之为小学）是刚入学时的初级课程。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学校是完善人格与树立道德意识的场所，顺便学习一些基础文化知识。
(3) 教育方法
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可以概括为因人施教、教法自然、培养通才：
① 因人施教
有的学生入学为了做官，对于这样的学生，入学之后先学习官职方面的知识；入学为了做士的，先教给他们士的志向。课程设置因人而异。
教育学生做人采用防患于未然的方法，在某个学生刚刚产生不正当欲望或想法时及时加以制止，选择适于他的课程予以教授。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路问他：“听到一个好主张，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呢？”孔子回答说：“不要马上实行，应该问一问经验丰富的人，确认之后再实行。”后来学生冉有问同样的问题，孔子却有不同的回答，孔子说：“应该马上实行。”有人不理解，问孔子为什么有不同的回答。孔子说：“冉有胆小，遇到事情总是退缩，所以我提醒他做事要果断。子路有些鲁莽，做事有些草率，所以我劝他多想多问，然后再实行。”
胎教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至少在晋朝，皇宫里已经普遍实行胎教。嫔妃怀孕三个月就迁居至清静的地方，让胎儿眼不见邪恶之事，耳不闻胡言乱语，嫔妃的一言一行都要受到礼仪的节制。皇子出生之后，要在襁褓中听太师（太保）讲孝仁礼义的道理，直至学龄，教育重心才移至学校。百姓普遍效法，尽管受条件所限。
② 教法自然之传统
老子提出道法自然，孔子提出“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大传·系辞下》），意思是人的思想感情、思想认识取自于自然，这是人类丰富精神世界的唯一途径。人类观察天象时要安静，教法自然的教育方法就本着这个原则，要求年幼的学生听讲时要安静，不要提问题，如果有行不通的，慢慢思考，争取自己解决问题。中国的传统教育坚决反对为开发智力而办“天才班”，反对拔苗助长。
③ 培养通才
通才很难定义，举例说明之。纪晓岚就是个通才，他能把学到的知识融汇贯通，灵活运用。他当侍读学士之后整天陪伴乾隆皇帝。有一次纪晓岚随乾隆出行，乾隆看见一个菜篮子，指着它说：“这是何物？”
纪晓岚回答：“竹篮子”
乾隆问：“篮子何用？”
纪晓岚回答：“装东西。”
乾隆问：“为什么不装南北？”
纪晓岚不慌不忙地回答：“按照五行，东方属于甲乙木，西方属于庚辛金。金和木都能装入竹篮，所以叫东西。而南方属于丙丁火，北方属于壬癸水，都不能装到竹篮里。自然也就不叫南北了。”乾隆也不得不对纪晓岚的博识与机敏大加赞扬。
(4) 教育效率
中国传统教育的效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一点不仅外国人觉得不可思议，即使中国人也往往半信半疑。举例说明就显得苍白无力了，还是用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事实加以说明更令人信服：现在，中国人读十六年书之后普遍仍然写不好文章，古代取得“小成”（七年）成绩的几乎100%能写出通顺达意的文章。
中国古代的教育是全方位的，学校只是众多教育环节中的一个，而且未必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家庭（岳母刺字）、邻里（“里仁为美”）、行路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都是教育的环节，甚至一人独处也可以把独处作为教育的一个环节（“慎独”与“三省吾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