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
作者信息：
柯灵（1909—2000），原名高隆任，浙江绍兴人。曾经从事多种报纸和杂志的编辑工作和话剧、电影活动，“文革”中坐牢三年。出版有多种散文、杂文、小说、电影剧本集，主要有《柯灵电影剧本选集》、《柯灵散文选》、《柯灵七十年文选》等。
平生事，
此时凝睇，
谁会凭栏意？
——王禹偁：《点绛唇》
我是个平凡的人，不幸生在不平凡的时代，“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无端惹出许多是非。旧中国风雨如磐，我身历其境，未免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心怀忧患，情切兴亡，参加了一些志在改变祖国命运的活动，主要是舞文弄墨，摇旗呐喊，不涉及实际政治，却落得两度入狱，两遭通缉，几次隐匿逃亡。这好比灯蛾扑火，还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到了新中国，欣逢盛世，满以为从此霁月光风，天下澄清了，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的罪还没有赎净，还要到现代《神曲》的炼狱里受一回洗礼。
一九六六年，夏季酷热，一出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命题的荒诞剧出台了。历史脱了轨，中国发了疯，饱经沧桑的上海又一次猛烈震荡。一群新的主宰者突然出现，戴着“红卫兵”臂章，洪水一样淹没了大街小巷、万户千家，随心所欲地抄家造反，打砸抢，谁也不能向他们说个“不”字。妇女光着脚在路上狼狈逃窜，成群结队的孩子拿着剪刀在后面呼啸追逐，因为高跟鞋和窄裤管也是革命对象。这场冲击波，最初波及的是文艺界。文学艺术一向被称为政治气候的晴雨表，现在作家以自己的厄运报道了暴风雨的来临。王西彦、孔罗荪、吴强、魏金枝纷纷落网，叶以群被迫坠楼，“黑老K巴金”的特大号大字报开始张贴出来，几乎从上海作家协会大厅的屋顶垂到地面。大毒草《不夜城》刚受过全国性批判，我自然也没有幸免的理由。九月三日傍晚，我在家接到电话，通知即刻到作协开会。当时在协会当家的是“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我一到，蒙他单独接见，脸部表情丰富，告诫我说：“外面形势对你很不利，现在上面给你一个机会，一个环境，让你去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说到这里，如响斯应，门一开，蓦地进来两位武装公安人员，我还来不及领会组长语言的全部含义，就被架上汽车带走了。那戏剧化的方式，很像反特影片里对付恐怖分子的场面。（应该补充一句：后来这位组长自己也成了审查对象。）
我背着囚犯的十字架，面壁三年，在兽笼式的铁栏后面度过六十华诞，茫茫千日愁如海。还连累了我的妻子国容，陪着我在外面加倍地受罪，几乎赔上了生命。
国容是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的专业是教育，从事的职业是教育，少女时代就是地下党员。她社会经历单纯，自尊心很强，“皦皦者易污，峣峣者易折”，在这方面特别敏感，受不得丝毫挫伤。我忽然成了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单是这一点，就够她受用了。我犯了什么罪，连我自己也不明白，她当然更莫名其妙，但她得对我莫须有的“严重罪行”负责，因为她成了侦破我这件大案的天然突破口。她没完没了地受审讯，被迫揭发交代。她无法编造我的罪行，不愿意和我划清界限，为了维护我的清白，被那种出名的“逼供信”酷虐游戏纠缠得几乎神经错乱。一次又一次的抄家，破“四旧”，抢房子，别有用心的人幸灾乐祸，肆无忌惮地上门捣乱。……我坐了班房，一了百了；国容孤军匹马，四面受敌，天大的灾难，都由她一人顶着。
接着是她自己成为审查对象。她是一个重点女子中学的校长兼支部书记，平时大家客气地称她“陈校长”，现在胸前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每天到学校接受批斗。据说妇女是半爿天，到了“文革”期间，这半爿天就塌了，只要男的靠边，女的就都是“臭婆娘”。国容顶着双重的恶名，邻家的孩子看见她就向她扔石子，吐唾沫。
我失踪以后，国容一直无法知道我在哪里。她孤苦无告，长年累月地到处去看大字报，希望从中得到一点线索。她听说，有的审查对象被押送出境，从此杳无下落。她满怀恐惧，怕我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有一次她在路上遇见一位相熟的女同志（现在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被打得满身伤痕，悄悄告诉她，听说我被公安局抓去了，她还不相信。可怜这位天真的地下党员，竟这样不了解政治！在这三年里，我们完全隔绝，不通任何消息，唯一的联系，是她可以给我送衣服和日用品，都是送到作协机关，听候造反派处理。她受审以后，停发工资，生活陷于极度困难，靠她父亲的接济，竭力给我送高档的东西，为的是不让我发觉她的处境。她苦心制造的假象也确实给了我宽慰，因为这对我在难中有无限丰富的含义。终于有那么一天，她收到了一份油印的通知单，开列着需要的物品，还有送达的地点。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所在，兴冲冲地做了准备，修饰一番早已无心打理的仪容，换一身整洁的衣衫，怀着久别重逢的希望。
那地点在思南路，她循着绿云叆叇的林阴道，凄凄惶惶地向前走。据她的臆想，我大概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隔离审查。她终于发见阴森森的监狱高墙和大铁门，这就是租界时代对付中国人的法国牢监，现在是我们的第二看守所。门外排着给犯人送东西的长队，那多数是畸形社会的人物，形形色色的刑事罪犯家属。她这才明白过来，在我们为之奋斗多年的新社会里，落到了什么地位。她赶快靠在路边的墙上，才没有使自己晕倒。
所有这些，都是我在事过境迁、风平浪静以后，才陆续了解的。国容当时所受的精神创痛和折磨，那就只有她本人知道了！
我身罹法网，却还不时押解外出，接受各种批斗。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六日午后，又被押到作家协会。走道上用白粉写着硕大无朋的“打倒柯灵”，我从上面践踏而过，俯首敛容，走进人头济济的大厅。大会主题还是百批不厌的《不夜城》，论旨还是“美化资本家，丑化工人阶级”。这次重点发言人，是一位以攻势凌厉著名的理论家。大会到了尾声，我忽然听到台上宣布：我被监禁是黑市委保护我，现在要把我放在革命群众中交代问题。于是我又被押回看守所，令在“无罪释放”的证书上签字。我被捕那一天，一位相当高级的公安干部对我说：“你犯了那么多罪，还号称进步作家！这过去的十七年里，我们为什么不动你呢？那是因为黑线保护你，明白吗？”这几句自问自答的话，算是逮捕我的法律根据。现在经过漫长的三年，严鞫深究，穷追猛打，加上匪夷所思的心理战术，无数人的揭发，全国性的调查，结果就是这轻描淡写的“无罪释放”四字。说关就关，说放就放，随心所欲，理直气壮，这里的确存在着极大的优越性。——不过这是就治人者而言，在治于人者那一面，是否真像布帛菽粟那样须臾不可离，就难说了。我虽然吃了三年冤枉官司，没有打成冤案，总是不幸中之大幸。“能忍则安”，是我们祖宗的传家宝，当时我神情麻木，只觉得松了口气，急于要脱身，因为我多么渴望那点可怜的人身自由。
我又被带到作家协会大门口，从牢房里带出来的衣物破烂，垃圾似的扔在马路边，一圈人把我围在垓心，好像看马戏。我在牢里，曾经多次计划，有朝一日放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抛弃这些倒霉的东西，理一理发，若无其事地悄悄回家，好在邻居面前略为保全颜面，也免得国容过分伤心，没料到是眼前这样一种场面。我急于摆脱，提出要给我爱人打电话，押着我的工宣队员用手一指，说：“这不就是！”他指的是一直站在我身旁的一位妇女，憔悴瘦损，风也吹得倒。我怔怔地望着她发呆，半晌才认出是国容。我可怜的老伴，竟变得对面不相识了！
我回到家，满目凄凉，恍如隔世。客厅、书房都贴着封条，只保留了一间四壁萧然的卧室。在那样地老天荒的年月里，国容罗掘俱穷，没有拖欠国家一文房租。房管局的造反派勒令受审查的住户到局里认罪，对着毛主席的宝像，满满跪了一地，国容照样参加。她本来奉公守法，现在更谨小慎微，逆来顺受。那时不知有多少人家扫地出门，我仗着国容，出狱后才有这一片容身之地。
我虽然经国家的专政机关查明无罪在案，却依然是个无罪的罪人，每天到作协劳动，交代检查，一切照旧。也依然到处游斗，“特务”、“汉奸”的帽子向我乱扣。我释放那天，作协的工宣队事先把国容找去，向她严厉警告：我罪行严重，拒不交代，在监狱里逃避斗争，现在要对我实行群众监督，她必须帮助我彻底坦白。这对她显然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把她推到了绝望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