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列国志》第一百零四回有诗云：“甘罗早达子牙迟，迟早穷通各有时；请看春花与秋菊，时来自发不衍期。”甘罗十二岁就拜为秦国上卿，而姜子牙年八十才当上西周宰相。
《庄子·外篇·达生》里有一个“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的故事：孔子观于吕梁，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以子为鬼，察子则人也。请问，‘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谓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孔子在吕梁山游览，看见瀑布有几十丈高，流水的泡沫溅出三十里，鼋鼍鱼鳖也不能游动，却看见一个男人在那里游泳，以为他是因痛苦而想自杀的人，便叫弟子顺着水流去救他。谁知这个人游了几百步又出来了，披着头发唱着歌，在塘埂下漫步。
孔子赶上去问他说：“我以为你是鬼怪呢。但仔细看你，仍然是人。请问游泳有道术吗？”那人说：“没有，我没有道术。只不过我小时候的经历，成长过程中的习惯，乃至于让我养成了一种顺乎自然的感觉。与旋涡一起进入水流的中心，与涌出的流水一起浮出水面，顺从水的流动方向而不另出已见，这就是我游泳的方法。”
孔夫子听了以后，似明白非明白，或者是为了让他的弟子听得更明白，又问：“何谓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那人说：“我生在山区安心住在山上，长在水边安心住在水边，顺着水的本性成长，不知不觉就成功了。之所以得，成就于自然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才华，开始形成的时候往往是偶然因素促成的，后来的发展壮大全靠个人努力，至于最后是不是有所成，则要看有没有机会。在没有机会的时候就要学会“等”。
苏轼《贾谊论》：“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地球是运动的，一个人不会永远处在倒霉的位置。一旦有变化，就会有新的机会到来。
《隆中对》千古绝唱，诸葛亮给刘备出的主意，其核心实际上就是五个字——待天下有变。
想当年，毛遂在平原君赵胜那里做了三年食客，默默无闻。赵孝成王九年（公元前257年），秦围邯郸，平原君赴楚求救，想从自己庞大的食客群里挑选20人陪同前往，可挑来挑去，只挑了19个人。毛遂自荐同往。到楚国后，毛遂凭自己的机智和无人能敌的辩才说服楚王与赵结盟，共同抗秦。毛遂因此名闻天下。毛遂隐忍三年“待天下有变”，一朝把握机会施展才华，才惊四座，位列上宾之席。
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如此评论伍子胥：“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
意思是：当伍子胥在江边困窘危急的时候，在路上沿途乞讨的时候，他的心志难道曾经有片刻忘掉郢都的仇恨吗？所以，克制忍耐，成就功名，不是刚正有气性的男子，谁能达到呢！白公如果不自立为王，他的功业和谋略恐怕是说也说不完啊！
伍子胥隐忍克制，“待天下有变”，终于成就大业，名垂青史。
等，是“潜居抱道，以待其时”（《素书》原始章）。盛衰有道，成败有数，治乱有势，去就有理。如果时势不宜，不能出仕，就守道隐居，静观其变，等待时机。
“潜居抱道”并不是赋闲在家、无所事事，而是要加强自我修养，提升自身能力，不断积累经验。
等，是磨剑。再伟大的英雄，也有磨剑的岁月。再风流的剑客，也有寂天寞地的岁月。关键是如何在等待中积聚崛起的力量。
人总是会遇到挫折的，人总是会有低潮的，人总是会有不被人理解的时候，人总是有低声下气的时候，这些时候恰恰是人生最关键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会碰到挫折，而大多数人过不了这个门槛，你能过，你就成功了。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需要耐心等待，满怀信心地去等待，相信，生活不会放弃你，机会总会来的。至少，你还年轻，你没有像陈廷敬那样坐牢，没有医治不了的病，没有欠还不起的债。比你不幸的人远远多过比你幸运的人，你还怕什么？路要一步步走，虽然到达终点的那一步很激动人心，但大部分的脚步是平凡甚至枯燥的，但没有这些脚步或者耐不住这些平凡枯燥，你终归是无法迎来最后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
逆境，是上帝帮你淘汰竞争者的地方；等待，是老天让你集聚勃发的力场。在逆境中学会充满希望的等待，这是陈廷敬告诉我们的道理：成功属于那些善于等待而有耐心的人。（《大清相国陈廷敬的为官之道〔一〕》，《焦作日报》2010年9月28日）
二、守：“知其所止”
“知其所止，止于至善”，缘自《大学》里的经典论句。
知其所止，就是知道自己应该“止”的地方，即我们常说的选择好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找准自己的位置和立足点。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所止”，关键在于寻找最适合自身条件，最能扬长避短的位置和角色——“知其所止”。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汉高祖刘邦曾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扶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可见张良才智过人。但是张良很聪明，从来不卖弄。他为了增加自己谋略的说服力，减少猜忌，从来不说是自己的开创，而是托于黄石公的传授，并且编造了一个拾鞋得书的神奇故事。张良此计甚至骗倒了司马迁。司马迁尽管对张良的拾鞋故事表示怀疑，但还是把它写入了《史记》。
三国时的贾诩更是个聪明人。易中天先生评论说：“贾诩能在乱世中审时度势，自己是活得时间最长的，还保全了家人。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贾诩可能是三国时期最聪明的人。”
实际上，“守”的问题也是“收”的问题。
放得开，是才华；收得住，是智慧。
譬如养生，北京中医药大学曲黎敏教授就说：“毛就是主宣散这一部分，皮就主收敛这个层面。从我们人体上来讲，我们东方人不像西方人毛那么多，所以，东方人就是收敛一定要大于宣散，就是我们人体，你收得住这个精，你才能继续往下活呀。”
譬如作画家，专家就说：“作画时，收得住心，沉住气。收则住心为静，沉则住气则练，自然得骨趣神韵于笔墨之外。”
实际上，“守”的问题也是“忍”的问题。
“忍”也许是只言片语中讲清的道理，也许是究其一生也难读懂的理论。只有忍于凡事才有成大事之胸，只有敢于平静地隐于山林才会有威震朝野的再度出山。忍耐并不是一种妥协，而是一种以退为进。伟人的隐忍是为了伟业，凡人的隐忍是为了事业。忍耐是成功人士所不可或缺的品质，在凡事中的那一些低调忍耐是日后成功最牢固的基石。俗话说得好，小不忍则乱大谋！在这个需要细细探究曲直的世界里学会暂时的卑微，学会谦逊的处世，谦和的做人才能成于大事：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这简直就是说“厚积薄发”了。
三、度：“把握平衡”
所谓“把握平衡”，说的是把握“显”与“隐”的平衡。
“把握平衡”，得有度。
从本质上说，“显”与“隐”是由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复杂性，以及认识、思维、语言之间的客观矛盾所造成的，是万物一体的思想的反映。
从实践上讲，“显”与“隐”的处理实际上是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的外在反映。
1．重“显”于“隐”
战国时楚国隐士鹗冠子的《鹞冠子·世贤第十六》里面记载了一个“魏文王问扁鹊”的故事，是庞暖给卓襄王讲的：（魏文王问扁鹊）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曰：“可得闻邪？”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于诸侯。”
魏文王问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鹊答说：“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魏王不解。扁鹊解释说：“大哥治病，是在病情发作之前，那时候病人自己还不觉得有病，但大哥就下药铲除了病根，使他的医术难以被人认可，所以没有名气，只是在我们家中被推崇备至。二哥治病，是在病初起之时，症状尚不十分明显，病人也没有觉得痛苦，二哥就能药到病除，使乡里人都认为二哥只是治小病很灵。我治病，都是在病情十分严重之时，病人痛苦万分，病人家属心急如焚。此时，他们看到我在经脉上穿刺放血，或在患处敷以毒药以毒攻毒，或动大手术直指病灶，使重病人病情得到缓解或很快治愈，所以我名闻天下。”魏王大悟。
问题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靠印象决定一切的现实中。如果都是大智慧大技巧，把问题消于无形，那么你不是扁大就是扁二，不会被大家认同。所以，在处理日常工作的时候，必须把握“显”与“隐”的平衡。也就是要把握好火候，“不到火候不揭锅”，时机成熟再解决。
冯梦龙《智囊·上智部·见大卷》里面有一个“使马圉”的故事：孔子行游，马逸食稼。野人怒，絷其马。子贡往说之，果词而不得。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臂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乃使马圉入，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予不游西海也，吾马安得不犯子之稼？”野人大喜，解马而予之。
评：人各以类相通，述《诗》《书》于野人之前，此腐儒之所以误国也。马圉之说诚善，假使出子贡之口，野人仍不从。何则？文质貌殊，其神固已离矣。然则孔子曷不即遣马圉，而听子贡之往耶？先遣马圉，则子贡之心不服；既屈子贡，而马圉之神始至。圣人达人之情，故能尽人之用。后世以文法束人，以资格限人，又以兼长望人，天下事岂有济乎！
孔子出游，途中马偷吃了农夫的庄稼，农人很生气，捉住马并把它关起来。子贡知道后，前去恳求农人放马，没想到农人根本不予理会。孔子说：“用别人听不懂的道理去说服他，就好比请野兽享用太牢（祭祀时所用的最丰盛的牺牲），请飞鸟聆听九韶（优美音乐名）一样。这是我的不对，并非农人的过错。”于是命马夫前去。马夫对农人说：“你从未离家到东海之滨耕作，我也不曾到过西方来，但两地的庄稼却长得一个模样，马儿怎知那是你的庄稼不该偷吃呢？”农人听了觉得有理，就把马还给马夫。
冯梦龙评论道：物以类聚，在粗人面前谈论诗书，这是不知变通的读书人所以误事的原因。马夫的话虽然有理，但这番话若是从子贡口中说出来，恐怕农夫仍然不会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子贡和农夫两人的学识、修养相差太远，彼此早已心存芥蒂；然而孔子为什么不先要马夫去，而任由子贡前去说服农夫呢？——若一开始就让马夫前去，子贡心中一定不服！如今不但子贡心中毫无怨尤，也使得马夫有了表现的机会。圣人能通达人情事理，所以才能人尽其才。世人常以成文的法规来约束他人，以资格来限制他人，以兼有所长来期望他人。这样，天下事哪有成功的希望呢？
2．重“隐”干“显”
重“隐”于“显”说的是，在该退的时候，审时度势，急流勇退，见好就收！在潮落之际乘时而退，不仅保全自身，还使人生得到升华。
《道德经》第六十四章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而《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就告诉我们：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未雨绸缪”远远胜于“亡羊补牢”。
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年轻的一定代替年老的，后来者一定居上。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所以，退而让贤，是顺应规律。顺应规律，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才能发扬光大。这是其一。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与福互相依存，可以互相转化。炙手可热、权势熏天之时，切勿以为稳如泰山，须知锦绣荣华背后可能隐伏危机。灭吴之后，文种不忍退隐，被越王赐死。范蠡功成身退，乘舟浮海，离越适齐，化名“鸱夷子皮”，经商治产，获利千万，受任齐相。后弃官散财，问行至陶，逐什一之利，复赀累千万，自号陶朱公。这是其二。
功名利禄、荣华富贵都是身外之物。目标实现、目的达到，就要急流勇退。这是个“势”。急流勇退，未必就是怯弱无能、遇难畏惧、临阵脱逃。急流勇退常常是心灵跨越、睿智思索、明智抉择。学会急流勇退，不是看破红尘、与世无争，而是清醒明智、宁静致远。学会急流勇退，不是不近人情、自负清高，而是为人有道，胸怀达观。这是其三。
3．“隐”、“显”并重
领导干部在为政上，则要“隐”、“显”并重。
日常表现有“显境”与“隐境”。为政者日常工作大都处于“隐境”，干什么、怎么干、干得如何，外界不大了解。而在重大关头和危机险要时刻，则身处“显境”，举手投足都在众目睽睽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