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日圆在105至95日圆兑1美元的汇价区间固守，索罗仍如法泡制，利用“击倒式选择权”，大量做多日圆。由于看准日本贸易商过度信赖日本央行而未进行避险保障，日圆在突破95美元后，迫使贸易商造成全面抛售美元补平日圆部位，使日圆兑美元的汇价，在几日内就大涨至80日圆兑1美元。
近年来，量子基金一再涉足拉美、东南亚等国货币市场，以“击倒式”放空手法，造成国际汇价的巨幅波动，使多国央行弃守最后防线，币值重创。该基金传奇的操作手法，使得各国央行闻风生畏，其动向更引发国际投机客的跟随，以至1997年7月爆发东南亚金融风暴时，东协国家更以同盟方式扞卫其汇价。6月份以来，泰国央行因为庞大的金融外债及金融危机，造成泰铢大跌。量子基金全力放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在各国央行全力支援下，投机客也在其间惨遭泰国央行堵击，不过，泰国央行最终落败。7月2日泰国宣布浮动汇价制度，泰铢由24元兑1美元的汇价重跌至29元价位。菲律宾披索汇价也在连串的外汇投机客不断放空打压下溃不成军，包括印尼、马来西亚也都身处危机之中。这种普遍性的金融“瘟疫”，更跨越区域性边境，造成世界金融大动荡。
亚洲金融风暴与近年发生在其他国家的金融风暴一样，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所衍生的经济掠夺形式，透过类似索罗斯量子基金那样的国际庞大热钱，动摇经济力量相对较弱的国家，令它们的资产最终被经济强国所控制。表面上，掠夺并非经济最强国家的意愿，实际上国际炒家正成为掠夺的急先锋。
据一些著名国际基金组织如李柏分析师服务公司、高盛公司、投资公司协会等机构统计，1986年，美国共同基金资产总额在7000亿美元，其中23%放在股票市场里。1997年底，共同基金资产总额已膨胀到3兆5千亿美元，同时投资在股市的比率也提高到49%。目前，共同基金资产更在4兆美元以上，其中股票基金占5成以上。另外，欧洲的共同基金到1996年底有1兆7千亿美元的资产，其中28%投资在股市。这么庞大的投资资金，即使是集体小行动，也会构成大波涛。
中国经济观察家在1998年3月号《华人》月刊上将亚洲金融风暴归因于与西方共同基金资产竞赛时信息方面的硬件和软件设施上的落后。“且不说体制和人文思想问题，就信息方面的硬件和软件设施问题亚洲国家就稍逊一筹。众所周知，金融业是信息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产业，但亚洲国家在这方面能跟西方相比吗？香港的百富勤投资公司为什么倒了？为什么投资决策出现了大的失误？在这一知识和智慧含量最高的行业中，为什么亚洲公司显得力不从心？
这其中看出了智力的高的问题，但智力较量的基础是经济实力。西方发达国家当今已进入信息经济阶段，其取胜的关键在于充足快捷的信息和分析能力。例如美国的图像数据系统公司控制着债券信息业，为十几万个终端提供数据服务。这些数据为债券交易商和经纪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适时参考系数。英国的路透社向世界各地20万个以上的终端用户提供新闻和金融信息。除此之外，大量的分析公司将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提供投资依据。例如美国的布鲁姆格公司，在一分钟之内，便能告诉你一笔债券的交易是否值得，如果你想卖出一笔为期7年底债券并买进一笔2至10年期的债券的话。”
这是这种高度信息化，美资共同基金把亚洲各国打败了。“以前的资本流动是用箱子装着金币漂洋过海，或赶着马车翻山越岭。现在是用电子搬运货币，手指轻轻一动，成千上亿的资金瞬间就转移他地。这种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既带来了空前的历史机遇，又隐涵着极大的风险。正如最近《经济日报》上金中夏的文章所说的：‘发达国家的证券投资一方面促进了新兴市场的发育，另一方面也主宰了一些新兴市场的沉浮，西方基金的进入可以迅速淹没新兴市场，使其证券价格暴涨，而它的退出又可使新兴市场顷刻干，造成证券价格暴跌，比萧条时期还要可怕的景象。应当说，早在8年前，西方的一些前瞻学者已将全球性金融市场可能发生的事预告给大家了。今天这种事情正发生在亚洲。
现在已看得很清楚，当今电子化的大规模自由流动，虽说是种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制度，但操作中危险性相当大。谁的经济有弊端，资本就会抛弃你；谁的经济搞得好，资本就会泊泊涌来，造成一国经济过度繁荣，带来巨大泡沫。
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机会并不是均等的，全球化加剧了贫富差距，并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设置了新的障碍。对于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可能给亚洲国家带来什么影响，还需要时间进一步观察。但依本人所见，目前的世界似乎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前夕。全球化将正逐渐消灭着各个国家的自主性。全球性金融市场建立后，各国都难以主宰自己的利率。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活动能力的增长，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已逐渐减弱。”
美国哈佛国际发展学院院长佛里.萨克斯谈到亚洲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就说：“国际债权人和投资者1997年7月突然从当地恐慌性抽走资金。”而能够将资金突然抽走的人，正是持有大量流动资金的炒家。一班拥有巨资又在金融市场活跃的公司，它们以炒卖庄家出现。当他们看淡某种货币，大量抛空，国际性银行、货币基金与拥有大量金的跨国企业也跟随而来，形成巨大冲击力。
早在1997年年中，已有经济学家相继指出，全球经济自由化的结果，使每天平均有超过12000亿美元的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这笔热钱只要稍为集中起来，超过绝大多数国家所拥有的资产总值。何况，透过借贷炒卖机制，热钱更会起到10倍、20倍的乘数作用，其巨大或有控制性影响力可想而知。这已不是富可敌国的年代，而是富可敌世界的新形势。
加入经济大崩溃前抛售行列
经济崩溃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部份。有关经济大崩盘史不绝书，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炒作风潮”，18世纪英国的“南海泡沫”，1929年美国的股市大崩盘。可是，过去感染到的，并不能使未来免疫，现在轮到亚洲大部份地区了。
对于崩盘的事态顺序是这样的，某类型资产价值继续攀升直到无法支撑的？
’7b度，但是短期的获利良机全然朦蔽了长期的经济事实，每一投资者都自认为抓住了最后全身而退的时机，但最后事实证明，只有很少人真能脱身。
当资产价格跌落，以往被视为优良的贷款便马上变质，曾经足够的抵押品现在已远远不再足够，部份债务被要求立刻偿付。银行担心赖帐或本身流动性短缺，开始停止正常情况下自动延续的短期贷款，急需资金于是枯竭。货物供应厂商怕赖帐，也开始要求以现金进行交易，不再等待商贸上约定俗成的90天帐期支付期。即使财务健全的公司此时也发现，自己突然身处窘境，因为他们也被要求提早偿债，还要预付货款。一些厂商于是周转不灵而被迫破产。由于急于确保财富，无论圈内人或圈外人都赶紧将可能贬值的手中货币转手出去。大量资金流出，央行最后用光了外汇储备。货币价格于是大跌，偿付国际债务的成本大增。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崩跌前大家不知道价格终将崩跌，只是没有人知道跌落的时机与速度究竟如何。
东南亚的经济致命伤早已众所周知，显然其中最可能发生的问题是房地产表现不佳。长期而言，商业用地价值必须反映房地产的实际生产力。例如像泰国曼谷这样的城市，其平均国民生产力不过是美国旧金山的十二分之一，就决不应该拥有远比旧金山还高的土地价值。然而，过去几年里，像所有其他东南亚城市一样，曼谷的房地产价值历经了一涨再涨的辉煌。
没有任何一个外债超过其国内生产毛额的国家可以永久支撑庞大贸易赤字，总得借外汇来融通这些赤字，债务累积到某个程度，就会使债权人认为再扩张借贷的风险可能太大，会有收不回来之虞。出问题的这些亚洲国家都有贸易赤字，印尼80亿美金、马来西亚40亿美金、泰国100亿美金、菲律宾40亿美金、南韩190亿美金。10年前，它们多半有相当不错的贸易顺差，但自从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后转以出口导向为其增长策略后，迅速从这些国家手中抢走了许多出口贸易的机会。
不过即使每个人知道经济大地震终将来临，对大部份投资者而言其实毫无意义。在金融市场中，成功的投资者总是以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而赚钱，并不是因为他们了解基本经济。但对那些以短期获利为准的金融人士来说，他们无视于这类警告，却一点也没错。
事实上，最早从国内市场抽离资金“落跑”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拥有最准确讯息的本地投资人。譬如，印尼的生意人一定将钱弄出去，因为他们就是以美金计价去借钱的人。他们很清楚如果不先将持有的本地货币在跌价前转换成美金，他们就面临着破产的危险。马尼拉的房地产大亨也知道一些新办公大楼的空置率正大幅上升，最了解很多大厦出租率不佳。南韩的产业家也最了解央行公布的外汇统计数字有很多坏呆帐问题。泰国银行家更不必说了，一定第一个知道向他们借钱的公司帐面有五花八门作假的情况。
反观圈外人，如看到市场内在弱点然后下手狙击的外来投机客，总是最后才知道实情。当国际投机客也加入资金逃逸行列时，恐慌卖压其实早已涌现。1982年以及1994至1995年墨西哥危机，率先兑换美金的都是那些圈内人。当亚洲危机平息时，仍会发现都是圈内人最早跑掉。当然，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国际基金经理人操盘下，大进大出的跨国资金人予人印象深刻，并且在市场崩跌过程中推波助澜。
亚洲区内不适当的经济政策
许多学者以为，东南亚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索罗斯之流的国际大炒家、大基金组织，索罗斯只是将东南亚早已潜伏的问题一下子捅破而已。问题的始作俑者是亚洲区内各国缺乏一整套健全的经济政策、适当的银行作业规范以及开放的市场。东南亚国家的实际花费超出他们的国力范围。几年累积下来的过度货币及信用扩张最初确曾带动起一番荣景。然而，随着大量外资以贷款或直接投资的形式流入，问题始越来越大。
经过10年的调整，西方国家于80年代初先后摆脱了世界石油危机的困扰。为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于1982年开始执行低利息、低汇率政策。该政策的结果不只是促进了美国经济增长，同时也使所有与美元挂钩的亚洲国家出口业受益。在此背景下，亚洲国家经济在整个80年代达到了平均5%的增长率，个别国家甚至攀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然而，高增长率、低利息与对本国经济的刺激，也使众多亚洲国家作出了大规模举债的错误决定。
亚洲的私人企业贷款是在80年代后半期当经济蓬勃发展时开始的。当时的经济发展好像有一种永动的力量，高增长会永远持续下去。电脑与资讯科技把金融市场环球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从而使资金快速地从一个金融中心转移到另一个市场去赚取更高利润成为可能。
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快成为国际投资者的新宠，轻而易举的信贷造成了用美元贷款数的大量激增。贷款不是根据工程的可行性，而是根据个人交情或裙带关系。在一些国家，连政府也无意整顿不循正途的金融机构，因为这些机构与从政者本身就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特别是从政者曾私下里接受过这些机构在政治上的赞助。在这些贷款中，许多都被用来投资在房地产和股市，最后终在“泡沫”经济中破灭。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屡山格认为，在亚洲繁荣发展的表象下，暗藏着官商勾结、密交易等腐败行为，就像白蚁一样，逐渐腐蚀亚洲的经济成就。政府打着官商合作的名义，尽量提供企业资金，却没有尽到监督企业的责任。不管是南韩、印尼或泰国，亚洲价值的黑暗面导致政客把银行当成私人金库，企业界靠着政客友人穿针引线取得银行贷款，进行一大堆华而不实的工程，例如举世最高的大楼和东方矽谷，而后中饱私囊。
“东南亚货币危机的主要根源，必须追溯到民间借贷的过度膨胀，给开放的金融市场带来赤字负担，并进而导致这场风暴的发生。”这是东南亚研究院高级院士蒙特斯博士在1997年年底的“东南亚货币危机研讨会”上提出上述看法的。他解释，近年来在东南亚发生的货币危机，与80年代发生在南美洲国家的多次金融危机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一切，还须归因于政府对国内金融市场和资本帐户施行“双重开放”的政策所致。在这两项开放政策下，政府对稳定本国币值和开放资本帐户作出保证，而国内银行则可自由调整利率以吸引海外资金。推行这种政策，可导致国内信贷自由膨胀。而放任的政策，也必然造成信贷失控，带来银行危机，最终更促成货币风暴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