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了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自强不息、不畏强权、保家卫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与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封建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波澜壮阔的历史话剧。最终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和领导智慧力挽狂澜，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创建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由此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道路的艰难探索
中国的大门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野蛮进攻下被迫开启的。这是一个遭受多次挫折的漫长而痛苦的历程。由洋务运动拉开序幕，经“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了救国救民道路的艰难探索，但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而且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之后，国家失去了对外独立和对内统一的基本前提，中华民族陷入全面的危机之中。在国破家亡的困境中，许多仁人志士奔走呼号，各类政治团体提出种种设想、方案，他们或通过改良或通过革命，试图救亡图存，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和社会复兴。
（一）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困境
19 世纪中叶，封建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迫打开，自身的发展进程被打断，帝国主义列强恣意横行，清朝政府昏庸腐朽，经济命脉被控于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专制，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独立自主的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了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亡国灭种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过程是同它本身的发展过程相适应的，为了达到掠夺目的，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勒索了大量赔款，割据了中国领土，控制了通商口岸，强行设置了租界，取得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内河航行、传教士自由活动以及在中国驻军等特权。利用这些
有利条件，它们大量地向中国推销商品，廉价收买中国的原料，到了19世纪6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已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重要场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可以说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世所罕见。因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主要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民族抗争
独立自主的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了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悲惨黯淡的前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把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侵略和压迫的过程。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太平天国起义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发生了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以洪秀全为领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把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1851～1864 年，由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从广西金田起义开始，扩展到十八个省，向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发起猛烈进攻，前后坚持了十四年之久，建立了号称“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政权，组织起了强大的农民武装，发动了广大农民推翻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并且抵抗外国侵略者，起到了阻止中国殖民地化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担负了反对国内封建势力和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双重任务，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显示了中国农民具有坚决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但是，太平天国革命在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联合镇压下最终失败。
2.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在反瓜分、反侵略斗争中自发组织的反帝武装。它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河南一带，它的基本群众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沿海渔民、城市贫民，还有少数爱国士绅及清军士兵。义和团比较普遍地使用过“扶清灭洋”的口号。“扶清”就是扶助清朝，“灭洋”就是驱逐洋人。反映了义和团的主旨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令两个月以内将义和团“一律剿除”，否则直接出兵“代为剿平”。6月10日，英、美、俄、日、法、德、意、奥等国组成八国联军，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向北京进犯。17 日晨，侵华联军向大沽口发动进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正式爆发。义和团对八国联军进行了全面的抗击，主要进行了三次大的战斗，即廊坊战斗、天津保卫战、北京保卫战。
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篇章，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和不可磨灭的功绩。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义和团运动之前，帝国主义分子吹嘘，只要有一万名现代化的军队就能够横扫全中国。但义和团的顽强斗争，使他们不能不感叹：“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中国土地广阔，民气坚劲……吾故谓瓜分认说，不啻呓也。”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瓜分阴谋的痛击将永载史册。
（三）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尝试与破产
为了救国救民，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把向西方学习，走西方的路作为苦苦奋斗的目标。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爱国图存、变法自强的戊戌变法运动以及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无数志士仁人为此抱终天之恨。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为了挽救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国仁人志士开始倡导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1.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打击，清王朝更加衰落。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政府一部分善于通权达变的政治家主张以学习、采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心内容的“富强”运动，借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人们通常把这一运动称为“洋务运动”，倡议此运动的人被称为洋务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是其中的代表。
洋务运动乎19世纪60年代，止于19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6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主要内容为创办军事工业。第二阶段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主要内容为创办民用企业。洋务运动历经35年之久，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宣告破产。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洋务运动遭到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阻挠与压制；其次，洋务运动遭到本国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与破坏；再次，洋务派是地主阶级的一翼，是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买办性较强的一部分官僚，他们本身兼具媚外的买办性与浓厚的封建性。
2.戊戌变法
维新变法作为政治运动，是以“公车上书”为起点的。1895 年 4 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无不义愤填膺，痛心疾首。早已蓄有变法之志的康有为更是愤慨异常，立即发动18省举人在达智桥松筠阉开会，并连夜起草了一份约15 000字的上皇帝书，痛陈割地赔款的严重后果，发出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强烈呼吁。当时在信上签名的有1300多名举人，成为轰动全国的“公车上书”事件。
维新运动既然是一种进步潮流，就必然遭到顽固势力的抵制和反对。以徐桐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结合起来，疯狂地向维新派反扑。他们攻击维新派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诅咒维新思想是“异端”、“邪说”。维新派为了宣传和推广变法维新，与顽固派、洋务派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场争论的实质，就是要不要让资产阶段参加政权，实行君主立宪，代替地主阶级专政的君主专制制度。通过这次交锋，不仅沉重打击了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使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得以在中国渐次传播，同时也开阔了知识分子的视野，改变了社会风气，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不断发展。
维新派的主张得到光绪皇帝的赞同，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光绪根据康有为等人的意见，颁布了110道新政改革诏书。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至9月21日慈禧太后囚禁光绪，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冲击了封建的官僚制度，开拓了人们的眼界，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要求。戊戌变法是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亡国的危局作背景的，在此大势下，维新派人士挺身而出，为民族独立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奔走呼号，其不啻是一次重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鲜明的爱国救亡性质。但是戊戌变法最后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变法维新赖以胜利的物质条件尚不成熟；二是封建反动势力十分强大；三是维新派的态度软弱，并且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尝试与破产
自鸦片战争以来，掀起过一波又一波试图发展资本主义的浪潮。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兴办洋务，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救国活动一浪接着一浪，一浪高过一浪，一大批仁人志士在其中各自提出过不同的救国方案，并亲自实践。他们向西方学习，向资本主义学习，然而，其结果，要么壮志未酬，抱恨终天，要么胎死腹中，过早夭折。但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随着一批新兴的知识分子的产生，救亡图存的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人们对救国救民的方式方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
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新的社会力量开始初步成长，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了历史舞台，开始领导真正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三民主义”
1905 年夏，孙中山自欧洲到达日本，在东京会晤黄兴，建议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孙中山的建议得到革命派的热烈响应和支持。7月30日，各个革命团体代表70余人在东京召开第一次联合会，建立了名为“中国同盟会”的全国性革命组织。8月20日，同盟会召开第二次大会，通过了同盟会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中国同盟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即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提出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将其阐明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存在必然的缺陷。如民族主义因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并没有明确提出要推翻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民权主义只提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未提出推翻整个封建剥削制度，解放广大劳动人民。所谓“五权宪法”仍是资产阶级专制，“主权在民”必然流于形式，民生主义不仅带有空想成分，而且并未明确如何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2.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首先发动起义，武昌当晚即被起义军占领。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改宣统三年为黄帝纪元4609年，发布《告全国父老书》，号召推翻清朝政府。从10月10日武昌起义开始，到12月初，全国内地18个省中，只有直隶、河南、甘肃未曾宣布独立，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已使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安。12月29日，各省代表又在南京开会，选举刚刚回国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 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五色旗为国旗，并建立了中央政府机构。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诞生，它不仅结束了两百多年的清朝统治，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完整的或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有着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同盟会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它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体制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奋斗目标，建立了一个短暂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府，它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数百年的满清封建王朝，而且最终结束了延续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君王制度，使共和制度的理想深入人心，从而使人民群众获得一次巨大的精神解放。
（二）资产阶级共和方案的尝试与失败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曾经获得过两次较为短暂的发展时期，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始梦想着能够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政体，以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宣布南京临时政府的建国方针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而且《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具体规定临时政府的内政、外交方针：在内政方面，要求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政统一、财政统一，反对民族压迫和分裂割据；在外交方面，孙中山明确主张海关自主与反对领事裁判权。南京临时政府又发表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和革新措施。
1912年3月18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其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性质，明确规定要在中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临时约法》又规定，“中华民国人员一律平等”，人人享有人身、财产、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住、迁徙、信仰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诉、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民主权利。当然，《临时约法》是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明显具有剥削阶级烙印。但是，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否定了两千余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和民主性，为人民群众争取民主权利提供了思想武器和法律依据。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政权中占有领导和主体的地位。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集中代表和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相当程度上也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南京政府也有它的局限性。一是在“中华民国”的《告友邦书》中，南京政府企图用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清政府所欠的一切债务，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国”的承认。由此可见，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过程中既表现出了勇敢性和民族精神，又暴露出了软弱性和妥协态度。
由于在武昌起义和各省政权更迭过程中，部分省份旧官僚和立宪派实际上改头换面地维持着旧政权；有些省份虽是革命党人掌权，但这些人很快蜕变为新军阀、新官僚。所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在快速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建立起牢固的基础，在它的内部和外部都潜伏着深刻的危机。总之，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某种巨大的成功，但仍然是以失败而告终。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列强从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不断对它施加压力，并极力扶植拥有军事实力的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以扼杀革命。革命阵营内部的立宪派、旧官僚和各种投机分子也竭力拥护袁世凯。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在取得政权之后日趋涣散，内部矛盾日益严重，妥协倾向不断滋长。在此背景下，开始了南北和谈。袁世凯在得到孙中山将让位于他的保证之后，加紧向清廷逼宫。1912年2月，清帝被迫宣布退位，孙中山随之辞职，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并在京津等地制造兵变，以此为借口拒绝南下就职，迫使革命党人放弃了建都南京的主张。1912年4月1日，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政权落到袁世凯的手中。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在政治上建立起施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剥夺了《临时约法》规定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种政治权利，任意逮捕、杀害革命党人和无辜民众；在经济上，北洋政府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文化思想方面，尊孔复古思想盛行，通过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等命令，攻击民主共和，宣传封建伦常，要求避免“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总之，北洋军阀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反攻倒算。中国重新落入了黑暗的深渊，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梦想破灭了。
近代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具有顽强的革命精神，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不断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并始终坚持奋斗，不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在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但是，孙中山并没有找到救国救民的真正出路。护法运动的失败不仅是孙中山个人的失败，也标志着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陷入绝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前进了。
（三）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彻底破产
中国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压下，在恶劣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只能在夹缝中缓慢爬行。软弱而脆弱的资产阶级，迫切希望能够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被动地位，妄图通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挽救处于危亡边缘的中华民族，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但是，在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的情况下，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幻想最终只能成为泡影。
历经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劫难的中国人民，在看到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灾难，并在战后再次遭到资本主义列强背信弃义的欺凌时，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与排斥感情。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的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在长达二十二年的时间内，把中国拖到了绝境。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国，人民大众对资本主义绝望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国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1.中国不具备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环境
中国是封建社会经历时间最长、封建制度最完备的农业大国。在两三千年的自然经济怪圈中，社会财富除供少数统治者奢侈挥霍外，只能在田产的再分配中形成小循环；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和宗法制度相结合，一方面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另一方面也使农民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以儒学为正统的意识形态长期标榜的“重农抑商”和历代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又严重束缚了商业的发展，中国的商业一直是为调剂余缺服务，始终没有形成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循环系统。这在客观上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再加上封建中国长期形成的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也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之时，中国仍然还在沿袭着封建王朝的互相更替。因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尽管早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就已经有了，但始终未能破土而出。
2.中国不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的产生需要三个条件：货币资本的积累、商品市场的形成、自由劳动力的出现。这些条件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完成的。”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是中国被迫开国的结果，
3.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有力支持
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时候，正是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时候。国际资本主义这时已开始从发展走向争夺、从进步走向反动，殖民地被瓜分完毕，反对和镇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其主要任务。帝国主义国家联合镇压了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又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使戊戌变法流产。从19世纪7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直至新中国的建立，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对任何一种进步，都始终扮演着阻碍、反对、干涉、镇压的角色。在如此恶劣的国际环境中，中国资本主义怎能不步履维艰，资本主义在中国又怎能行得通呢？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联合专政，造就了中国资产阶级经济上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动摇性，使他们不能获得国家政权，因而也无法保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却凭借其政权的力量保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面临种种障碍。其一是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殖民统治。他们先是限制机器进口，继而控制中国的市场，通过商品倾销，利用价格优势和压价竞争，排挤和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帝国主义掌握了对中国民族工业生杀予夺的经济实力。民族资本家不仅在机器设备上要依赖外国，连产品销售、资金融通、能源供应方面也要依赖外国，甚至连一些原材料如棉花和小麦也要进口。其二是本国的封建势力。无论是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新军阀政府，他们都千方百计地保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由于地租和高利贷剥削较为保险，利率又高于工业投资，因此社会资金的流向主要的不是近代工矿业，而是购买土地和放高利贷，民族工业想要扩大再生产十分困难。封建统治者又实行“抑民奉外”政策，对洋商洋货只收海关税和子口税。华商洋商负担差别如此之大，致使民族工业完全丧失了竞争能力。其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官僚资本的基本形态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发展壮大依靠的是政治强力、举借外债、发行公债、增加税收、实行战时经济统治、通货恶性膨胀、大发战争财和国难财等超经济手段巧取豪夺而来的。在官僚资本膨胀之时，民族资本出现严重滑坡。1927年前上海民族资本办的工厂1295家，到1931年只剩下795家。1946～1947年上海、重庆、汉口等20多个城市的工厂商店有27 000多家倒闭。
中国资本主义在上述三座大山的重压下，在恶劣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只能在夹缝中缓慢生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起伏曲折、速度缓慢、实力微弱，而且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极少，缺乏建立独立经济体系的基础；分布过度集中且不合理；近代交通和近代农业不能与近代工业协调发展；近代商业和近代金融畸形发展，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中国资本主义的软弱、脆弱和落后。正是因为这种软弱、脆弱和落后，使中国资产阶级在参与政权和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先后失败。反过来，又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取得政权，在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的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幻想只能成为泡影。”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变本加厉地对中国推行经济侵略和政治控制的政策，以北洋军阀为政治代表的封建势力正对全国人民实行着严酷的统治；力量极为薄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空有在中国发展工商业的愿望，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没有力量能够改变中国政治力量对比的现状，没有办法把中国引上一条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更没有能力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于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完成、也没有能力完成的革命任务便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便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斗争。民主革命既然由无产阶级领导，那么无产阶级从本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它的前途就不会再去争取资本主义，而是争取社会主义了。同时，在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于人民共和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做出的历史性选择。
三、马列主义为中国革命带来光明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一批开始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自己国家命运、要求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正如李大钊所说，“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中国人民在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得到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到一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一批盛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一股有相当影响力的思想潮流，这一潮流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中国人民的新觉醒，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预示着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人类历史的根本转变，它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代，创造了通过暴力革命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光辉榜样。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十月革命对中国的最大帮助是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了解、歌颂十月革命的同时，开始学习、接受和宣传马列主义，李大钊是中国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他赞扬俄国革命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是 20 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它使一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从资本主义体系中摆脱出来，使工人阶级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的人剥削人的制度，极大地鼓舞和促进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同时，也大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开辟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中国先进分子终于明白了在中国人诚心诚意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学习时，“先生”总是欺负自己“学生”的原因。他们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理论，是人类文化的精华，代表了历史的前进方向。于是，他们毅然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正如毛泽东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十月革命发生在同中国情况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对中国人民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俄国工农大众敢于冲破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看到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资本主义的路不通，可以走社会主义的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公布了1907年以来沙皇政府与日本签订的针对中国的《日俄密约》并发表对华声明，宣布废除过去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这使中国人民感到自己的斗争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一批探索中国新出路的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把学习目光由西方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俄国，从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寻找他们在探索中的种种问题新的合理的解答。
第一，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革命人民斗争的土气，中国人民从俄国革命看到了成功的榜样，产生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新希望。它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
第二，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阵线，从而使中国革命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紧密联系起来，并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一向孤立的中国革命再不感觉孤立了，因为有了国际工人阶级的援助。
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的客观需求
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官僚代替了原来的清王朝，军阀之间的割据和相互之间的连年混战，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值此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中国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选择，中国只有以一个伟大而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取代资产阶级的各党派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才能使中国革命焕然一新，带领中华民族走出困境。
（一）中国革命需要中国共产党提供思想和理论指导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诞生，被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种必然性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的需要，满足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现实需要。当时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背景对新的领导力量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需要之外，还有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无产阶级，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为中国民主革命提供系统而科学的思想指导。
1.新文化运动影响力的深化和扩展需要先进组织加以引导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复辟丑剧一幕幕上演，人民群众的思想面貌触动与改变不大。革命党人被迫逃亡国外，这场革命失败的原因？为此，他们还特别是和外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认真比较。为了从思想上影响人们的革命意识和观念，启蒙思想家们纷纷登上文化革命的舞台，由文化革命来促进政治革命。代表中国人民新觉醒的，以民主和科学为两大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便从1915年9月陈独秀（1880—1942）创办的《青年杂志》（从第二期开始改为《新青年》）为号角逐渐发展起来。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胡适等人，对封建礼教和孔子学说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开展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新青年》举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当爱国运动行将到来时，陈独秀又与李大钊等在1918年12月22日创办了《每周评论》，及时地揭露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介绍世界革命的情况。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消息传来的时候，陈独秀撰文号召人民起来“直接解决”。他说：“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陈独秀根据运动的发展情况，又在1919年6月11日亲自撰写和散发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对北京政府“根本之改造”，由此把运动引向深入。《北京市民宣言》中说：“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到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就其性质来说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范畴，不能给中国指出新的出路。但是，它沉重地打击了长期统治中国人民的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激起了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这就为人们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条件。“同时，新文化运动还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它使广大青年从封建教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是一场真正的思想革命运动。正因为有了这样一场革命，才有各种新思潮的滚滚而来，也才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次思想的解放，才会迎来一场空前的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的到来”
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先进分子，开始从向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寻找出路转向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逐渐形成了一批赞成俄国革命和主张走俄国道路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于1918年7月1 日，发表了中国人民歌颂十月革命的第一篇论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他论述十月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时指出，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启发中国人民“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同年11月他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论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新的革命斗争方向。
从1918年到1919年初，《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陆续发表和译载了一些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俄国、工人运动和世界革命的文章。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闭锁的思想领域，打开了先进知识分子的眼界，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其影响力在中国逐步扩展和深入。在新文化运动继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而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就成为客观而迫切的需要。
2.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先进组织给予理论指导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其直接导火索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 年上半年，中国政府因战时参加协约国一方，也派代表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帝国主义无视中国的正当要求，竟将德国在山东所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举国震惊。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5月4日，北京十几所大专院校的3000多名学生集会进行示威游行，要求北洋政府拒签和约，并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学生运动遭到北洋政府的镇压，一度陷于低潮。6月3日学生再次走上街头，大批学生又被逮捕，这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6月5日上海工人首先罢工，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响应相继罢工，这样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向上海，斗争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22个省，120多个城市，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有广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对运动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与过去相比，其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大大提高，工人阶级已不再是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而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他们坚持反帝反封建方向，发挥了领导和骨干作用。李大钊、陈独秀便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他们据以指导运动的理论武器，已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所指引的方向，不但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且必然包含着把这一革命引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一批先进分子由于在斗争中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伟大力量，积极投身到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启发广大工人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功绩，它在思想上、干部上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准备，而且也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出了客观需求。由于作为革命主力的中国工人阶级缺乏先进的理论指导，未来的工人运动发展方向、运动的组织形式都特别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来领导。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实施的坚强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满足了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
3.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需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零星地、片断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但限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传播开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工人阶级这时已经成长壮大起来，开始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从1918年夏天起，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
1919年5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刊登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连载了他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这是中国人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第一次比较完整的介绍。在广大青年和一些进步社团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出现了高潮，并日益发展为一种明显的趋势和思想主流，产生了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中，仅仅依靠单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在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更加系统。到1920年前后，各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出版各种刊物和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知识的宣传，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敌对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积极开展教育、宣传和组织工作。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推进到更加系统指导中国革命的更高阶段，需要创建强有力的政党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力量统合起来，以进一步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这样，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的传播机构就应运而生了。
（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深厚的阶级基础。
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中国社会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正蓬勃发展起来。19世纪40年代，由在外国资本，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建立的工厂和船坞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19 世纪末，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增加到 200 万人左右。中国工人阶级具备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一般优点，如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等。同时它还有自己特殊的优点：第一，中国工人阶级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具有最坚决和最彻底的革命性。第二，中国工人阶级大多集中在沿海、沿江的中心城市，便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第三，中国工人阶级大多出生于破产的农民，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易于结成联盟，易于发动和组织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些优点，必然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进步、最有远大发展前途的阶级。这样，在中国发生了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奇特的现象：在中国社会产生一个软弱的资产阶级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的阶级。这样，资产阶级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当条件成熟后就由工人阶级来承担，这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前途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无产阶级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以反抗压迫者的战斗姿态，不断地进行着斗争。但初期的工人运动大多处于自发的经济斗争阶段。随着工人阶级的不断壮大，工人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五四运动前，有记载的斗争已达 130 多次。这些斗争，总体上还属于自发性的经济斗争，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它仍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工人阶级的不断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先进的革命理论的指导和本阶级政党的领导，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物质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人民的主动选择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中国社会正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要革命、要救国，就要有科学理论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而当时的思想理论战线上却是一片混乱。中国先进分子在选择什么理论、举什么旗帜来拯救中国这个问题上陷入彷徨、困惑和矛盾之中……20 世纪初的中国人民，面临国破家亡的困境，在中国将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而生。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仅是中国人民在黑夜之中前行的灯塔，更是引领中国人民在绝望之中奋进的舵手。
1.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作为马列主义的传播者
严重的民族危机，唤醒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饱受外国侵略者凌辱和摧残的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感如火山一样迸发出来，达到了空前的高涨，全民投入了伟大的救亡运动之中。处于民族危亡边缘的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地掀起了滚滚爱国主义浪潮，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各阶层都在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奔走呼号。在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谁能够带领人民找到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谁就能够引领中国找到革命的正确道路，谁就顺应了民心，谁就会赢得人民的爱戴与拥护，从而也就会成为被民众选择的对象。
亡国灭种的危险使中华民族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走势：最初是本能地、消极地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进行抵制和排斥；不久，在抵制遭受了无可挽回的失败之后，便是在被迫认同现代化趋势的前提下，对中华民族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由君主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变的现实途径的艰难摸索，这是中国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的开始。
在中国处于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各种救国救民的社会思潮以滚滚而来的气势席卷了整个中国。在维新运动和资本主义共和制的尝试失败后，中华民族继续在迅速高涨的爱国热情支撑下，寻求着救国救民的思想指导。然而就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接连碰壁的80年里，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却悄然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造就了中国的无产阶级，而且加速了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使中国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成为其对立面。当时的中国正积蓄着反帝反封建的广泛的社会力量，为未来的新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准备着革命的动力。在中国无产阶级不断壮大，并日益成为中国革命强大力量的过程中，西方各种新的社会革命思潮诸如唯物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也逐步传播开来。
这个时候，中国革命最伟大的新生力量需要有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来为本阶级传播革命的指导思想。基于无产阶级的历史选择，这一光荣而伟大的历史重担自然就落在了一个即将诞生的党（中国共产党）身上。
基于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就在上海、北京、成都、长沙、济南等城市纷纷成立。这些组织成立之后，其主要成员着重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同月，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公开出版。之后，还陆续出版了若干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1920年11月，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创办了《共产党》月刊。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了。他们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以及《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此外，各地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还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者》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等。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邓中夏在北京长辛店、李启汉在沪西小沙渡分别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
自从中国有了共产主义之后，中国无产阶级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指导思想，因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便着重在全国范围内对工人阶级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宣传，这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起到了良好的思想导向作用。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斗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斗争，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促使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道路。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
2.中国人民选择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把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愿景和劳苦大众的心声汇集在一起，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发起了猛烈的反抗与抵制，并以此为开端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革命，是旧民主主义的革命，五四运动以后的革命，则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是以推翻封建帝制和帝国主义统治为主要任务，以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为目标的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因此，成立新的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在新的革命进行中对新领导力量的殷切期盼。
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已经有了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运动中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促使五四爱国运动获得胜利。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还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不仅不能彻底解决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甚至不敢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而且有时还可能附和大资产阶级充当反革命的助手。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彻底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土地革命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实行的。这种革命彻底性的不同，表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为目的的革命。
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再是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他先后在上海、北京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介绍苏俄和俄共情况，并说中国可以组织共产党。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最早的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得以建立。首次会议决定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紧接着中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发展起来。1920年8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1921 年春董必武在武汉、毛泽东在长沙、王尽美在济南纷纷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留学的中国先进分子也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有机结合需要组织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客观规律。这是因为党既不是普通的一般的工人组织，也不是单纯的学术团体，而是以科学共产主义武装起来并与工人运动有密切联系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司令部。要形成这种组织，只有工人运动或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不可能的。
首先，如果只有工人运动，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便不能形成自觉的共产主义运动。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所以，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充分的战斗自觉性的时候，就不能产生像共产党这样一种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善于指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先进组织。而工人运动本身是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它不仅是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是在接受了人类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丰富知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既是体现无产阶级利益的科学，又是人类知识的总汇。
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统治阶级垄断了文化科学，劳动人民被关在科学大门之外，他们没有时间和条件从事科学研究；所以工人阶级本身是不可能创造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只能从外部灌输进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才能使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才能摆脱工联主义的束缚，认识到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形成真正的自觉的工人运动，才能组织成为真正有战斗力的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
其次，如果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没有工人运动，不与工人运动结合，同样也不能产生共产党。其一，马克思主义固然是从深刻的科学知识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但是，没有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没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则体现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不可能产生；其二，即便有了马克思主义，但若其不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仍然是毫无用处的。革命理论只有和群众相结合，才能变成实际力量。马克思说：“理论一旦把握着群众，就要变成物质的力量。”其三，马克思主义能够而且必须指导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斗争，但是彻底要求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并愿为这个最终目标而坚决奋斗的只有工人阶级，这是由工人阶级的特性所决定了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只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产生伟大的物质力量，才能产生共产党。这不仅是中国和其他各国共产党产生的客观规律，也是我们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它决定着党的性质和党的建设的基本方向与要求。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所显示的力量，由于先进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马克思主义才逐步实现了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早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认识到，要组织共产党，离开工人阶级不行。因为当时的组织成员大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的要求差别。因此，他们在早期组织中提出了“请钻进工场去吧”的口号。为了能在工人群众中有效地开展工作，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经过宣传教育，觉悟了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1921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在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工会开始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由此，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成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呈现出了良好的开端。
此外，在各地早期共产主义者领导工人开展运动的过程中，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和先锋队的性质逐步被工人阶级所认同和接受。在此基础上，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对建党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这一论述强调了建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突出了党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当时党的创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蔡和森还明确提出了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进而达到共产主义。他认为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必要的方法，就是把资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如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
（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出现历史性转机
20 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在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1日正式建立。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维经斯基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在筹建阶级的地方组织。从 1920 年夏至1921 年春，由两位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发起，分别在南方和北方先后建立的，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0 月，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不久，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他们创办刊物，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同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他们同时还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及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和工会，发动工人举行罢工。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举行（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接受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列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成立中国共产党。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党的纲领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首要政策是组织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群众，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等三人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和推动下，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工人运动的高潮。在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了包括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滦五矿工人罢工等在内的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者在30万人以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从事发动农民的工作。1921年9月，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展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1922年6月，彭湃来到家乡广东海丰县赤山约，经过艰苦的工作，成立了农会。1923 年元旦，召开海丰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全县范围内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这种新式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是不曾有过的。
2.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近代革命的转折点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革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因辛亥革命失败而迷茫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他们的斗争开辟了通向胜利的新航道。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且深入到工人中做群众工作，所以尽管最初人数很少，却立刻使旧社会一切腐朽势力深感恐慌。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国革命就展现出新的面貌：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终于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近代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振兴中华，曾前赴后继，英勇不屈地奋斗过，但历次斗争均因缺少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而归于失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她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以全新的面貌迅猛发展。
尽管初创的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还很不充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许多看法还很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还显得有些幼稚。但是它刚刚成立就解决了其他党派、团体所解决不了的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问题，采取了其他党派、团体所没有采取过的依靠群众的革命办法。这个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责任。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国社会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由于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革命的思想武器，经过革命风暴的洗礼，从而能够逐步而又牢固地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根来，使自己发展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领导力量。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明中国革命从此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通过“一大”、“二大”，它不仅制订了自己的最高纲领，而且制订了当时的最低纲领——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党的成立表明中国人民在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探索之后，终于找到了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人民对于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进行过长期的、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之所以收效甚少，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弄清革命的对象，‘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农民领袖，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没有能力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对于这个长时间里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一年，就给予了一个基本的解决。党的二大明确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在中国的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因为它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根本对立的；是因为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指明了走向胜利的道路”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还沟通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把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相联结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既使得中国革命能够得到广泛的国际援助，又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前景。这就是：民主革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则成为民主革命的必然归宿，中国革命从此有可能经过非资本主义的途径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第四，开始采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即群众路线的方法。“中国共产党开始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剥削阶级，它天生具有害怕群众的性格，这一点在中国资产阶级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依靠的是一个皇帝，尽管一些维新志士本人在斗争中表现得很英勇，由于没有取得群众的支持，他们还是不得不发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感慨。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及国民党的活动也只是‘仅仅浮在上面’”②。他们只是依靠少数革命分子或联络一些会党，一般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对他们并“没有深刻的印象”。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就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他们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它就敢于相信、发动和依靠群众。党的二大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而是一个“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都“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是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个大问题。但是，以往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在这个问题上做得不够，未能充分地发动群众，所以革命行动收效甚微。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也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在党的领导、影响和推动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中国工人不断掀起罢工的浪潮。这些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党建立同其他革命力量的合作、掀起全国人民的大革命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五、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旧貌换新颜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为了改变中华民族备受屈辱和奴役的命运，中国人已经做过多种尝试和努力。只搬用一些洋枪洋炮和近代工业技术的洋务运动早已证明救不了中国；期望清朝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的戊戌维新运动又失败了；义和团那种“扶清灭洋”的旧式反抗也救不了中国；辛亥革命也在袁世凯的篡权中宣告失败。在满目疮痍、备受屈辱的中国现实面前，在国力极度衰弱、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中国人民面临艰难的抉择。
1917 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有极大可能性和现实性的道路，建立了一条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中国民主革命也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并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宣告成立，它积极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先进分子创建共产党。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并且撰文指出“在当代革命中，东方各民族为了不再仅仅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而产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因此，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西方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东方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开始相汇合，猛烈地冲击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堤防。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民继续受到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矛盾，民主革命的主题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中国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主要依靠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表。
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一）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把握了中国国情，开拓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1.以土地革命战争开始独立领导革命的新道路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鲜明的坚持革命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在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方针后，怎样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武装斗争应走什么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又一问题。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领导的 100 多次武装起义，受俄国革命模式的影响，其指导思想是“城市中心论”。南昌起义以夺取广州为目的；秋收起义是以夺取湖南长沙为主要目标；广州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并企图以工人和士兵的力量来守卫广州。其他的起义在城市则是发动城市暴动，在农村则是企图进攻城市。所有以城市为中心的起义都失败。这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势力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沿海大城市。在革命转入低潮的情况下，重新占领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已经不可能了，中国的武装斗争，必须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在农村开辟新的道路。毛泽东最早认识到这一点。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不仅表现了他政治上的极大坚定性，而且表现了他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伟大的创新精神。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将部队带到了浏阳文家市，在那里，他主张改变计划，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进发，先求得生存，然后积蓄革命力量，这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于是，部队开始向敌人统治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转移。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永新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开始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10月2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指引革命前进的星星之火。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带有决定意义的成就，成为在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形势下，把革命的退却与革命的进攻结合起来的典范，成为中国共产党完成革命转型的起点。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在农村聚集和发展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这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到1930年前后，全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形成了燎原之势，全国先后建立了15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遍布全国十多个省300多个县，红军发展到13个军，连同地方革命武装近10万人。
2.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伟大实践
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此，毛泽东于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和井冈山斗争经验，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1938 年作了更加完整地论述。
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中国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只能走在乡村积聚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给以科学的阐明，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三者密切结合，奠定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基础。在领导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的视野更加开阔，经验更加丰富，在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把根据地的发展同夺取全国胜利联系起来，从敌强我弱的形势和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以农村为中心，在农村开展游击战，建立和发展工农政权，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待条件成熟后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从而产生了理论上的飞跃，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基本形成。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开始，是中国革命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人自己的路的转变，它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不仅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斗争，还要同国际共运和党内的“左”、右倾错误作斗争，特别是同“左”的错误作斗争。“左”倾冒险主义发展的恶果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除陕甘、川陕根据地外，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濒临绝境。随着长征初期红军军事上的一再失利，人们痛定思痛，不克服“左”倾思想和“左”倾军事战略方针，不改变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这一转变是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实现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下，一反以前的被动局面，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云、贵、川边界展开运动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甩掉紧追其后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征服了雪山草地。在1935年6月与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继续北上。10 月，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10月，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陆续到达甘肃会宁，毛泽东派红一方面军来迎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至此，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宣告结束。
红军长征，是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英雄史诗。长征的胜利使中国人民对革命前途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有了希望。它是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由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转变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关键。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
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武装是抗战的中坚力量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动员几乎全部军事力量，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向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发起战略进攻。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与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对照。
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全面的抗战路线，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决定了党所领导的军队实行军事战略转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具体化。这是共产党为全国人民指出的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具体道路，它为实现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争取抗战胜利成为人民胜利的结局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具体表现在：
第一，人民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开辟敌后战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号召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一起奋战，开展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4万多人根据国共两党协议，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与国民党军队协同作战，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胜利。不久，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军部队约 1 万多人，改编为新四军，奔赴华中抗日前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人民群众，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把敌人的后方变成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钳制着侵华日军大量的兵力，加剧了日军战线长和兵力不足的矛盾，这就迫使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后，不得不中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这就直接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第二，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认识到敌后战场的潜在力量和对其威胁的现实，将其战略重点转移到敌后战场，企图扑灭游击战争，以巩固其占领区；因此，敌后解放区抗击着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大部分伪军。人民军队先后建立了晋察冀、冀中、晋冀豫、晋绥、山东、苏南、苏北、淮南、皖东、东江和琼崖等抗日根据地，人口已达1亿。到1940年，人民军队已发展至50万人。1940年8～12月，华北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鼓舞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斗志，敌后解放区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
第三，人民革命力量的大发展。从1944年起，敌后战场各根据地先后转入了对敌人的局部反攻，消灭了大量的敌军，收复了大片国土，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各根据地的联系，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寇占领的大多数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战略包围，为我军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坚决地进行了抗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敌后战场的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从1937年9月～1945年10月，共对敌作战125万多次；歼灭日伪军170多万，缴获各种枪支69万支，各种炮1800多门，有近1亿人口的根据地，并使大后方 2 亿人民所在的地方没有被敌人占领，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摧残。经过8年抗战，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发展，正规军达到120万人，民兵达到220万人，共产党员人数发展至120万。人民军队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更是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经过抗日战争，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得到了空前提高，这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4.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建国的意愿，真诚地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样，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斗争，就成为战后国内一切问题的焦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顾中华各族人民对和平的渴望，背信弃义，利用美国援助的各种新式武器，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了大规模的内战。但是，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蒋介石数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竟然在三年之间就被人数和武器都占劣势的解放军打败了。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将西南、西北的大批国民党军队紧急调往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完成内战部署之后，即于1946年6月底下令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以此为起点，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上都占据优势，总兵力达 430 万人，其中正规军200万，并控制着3亿人口以上的地区，以及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和铁路交通线，又有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而人民解放军只有 130 多万人，其中正规军61万，且装备落后，解放区人口1.3亿，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又无任何外援。
为了战胜敌人，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在政治上，紧握和平民主的旗帜，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经济上，努力生产，力戒浪费，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足于支援战争的长远打算。在军事上，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在作战方法上一般采取运动战。在城市中，除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以外，注意团结中间分子，孤立好战分子，特别是在农村，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肯定和批准农民用减租清算的方法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的要求和正义行动，规定了不得侵犯中农、保护工商业等政策，推动了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迅速开展，使人民解放战争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有力支持。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在内线作战中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共歼敌 112 万人，自己发展到190万人。国民党军队已被迫转入全面防御；依据敌我力量的消长和形势变化，中共中央认为应当抓住时机，由局部反攻直接转入全国性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中国是一个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不仅是中国革命战争的转折点，也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亡的转折点。中共中央于 1947年10月适时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口号。这个口号集中体现了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奋斗目标和政治方向。中共中央抓住时机，正确选择了战略决战的方向，适时地组织了巨大规模的战略决战性质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 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
三大战役既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惊天动地的壮举。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三大战役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运筹帷幄，以宏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保证了这场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面胜利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它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革命的指导方针。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而且，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至1949年革命胜利的28年时间里，它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无数的优秀战士。
1.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终结了内忧外患的历史格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中国人民才顺利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在旧中国的统治，经过浴血奋战，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新政协会议的召开，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任务已基本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取得全国性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已一去不返了。
2.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历史意义
1949 年新中国的诞生，是百余年来人民革命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辉成果。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的历史从此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第一，推翻三座大山，建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前仆后继的艰苦斗争，终于获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
第二，打击了帝国主义，壮大了社会主义势力。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使帝国主义殖民制度遭到一次致命的打击，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的后方基地变成了反帝斗争的前哨阵地，大大增强了世界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大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遭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它对国际局势的发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第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任何反动势力也没有可能战胜的伟大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尽管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经历过重重的挫折，走了许多弯路，但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的结论，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的伟大真理。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此外，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准备了前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马列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确立了国营经济在国家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人民掌握着强大军队等等。这些条件是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后，稳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靠保证。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开启了历史新征程
新中国的建立，初步振兴了中华，结束了中华民族受人欺侮的历史，为在中华大地上建设富强美好的家园开辟了光明的大道。
1.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厦倾覆，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13日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集中讨论了在新的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必要性；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同时告诫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次会议规划了新中国的蓝图，为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社会，在政治、思想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28年的经验，阐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以及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权，并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只能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经过紧张筹备，1949年9月2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46个单位的662 位代表。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从此，中国的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
2.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
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近代革命必然要经历两个阶段，一个是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从理论上讲，民主主义革命本来应该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具有天生的软弱性。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所以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革命的胜利。在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起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过渡社会。因此在时机成熟以后，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革命的两个过程。
1939 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到《新民主主义论》和七大《论联合政府》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阐释，一以贯之，逐步阐明了中国应该如何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即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既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是资本主义社会，只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即毛泽东所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经过共产党人的长期探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最终前途是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因为，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是起领导作用并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因素，我国完全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完全有基础和能力实现社会主义前途，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只能是过渡性质的社会。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我国历经近百年的战争蹂躏，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一穷二白，国力衰微，各项建设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赖以启动的历史起点很低，“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面对国家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依然有足够的信心，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带领各族人民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积极进行民主主义社会建设。
总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风格建立起来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有严格组织纪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具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与人民息息相通，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的向敌人作不屈斗争，始终奋战在民族解放斗争最前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革命的胜利说明了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这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深得人心，有巨大的吸引力、号召力，才使中国人民从自己亲身经历中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和崇高威信，感受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这一基本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