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把握了中国国情，开拓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架起一座桥梁，打开了一条通道，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选择，是历史的必然。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再次结合中国实际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带领全国人民奋力前行，以伟大的建设成就延续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所取得的辉煌成果。
一、共产党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解决了旗帜问题，所以党领导的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找到了指导思想的科学理论，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就变成了初步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希望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这个时期里，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能够在技术上掀起一次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落后的工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生产出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根本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等目的”。
（一）共产党的领导使新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结束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任人宰割、任人欺凌的屈辱历史，实现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梦想，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这次历史性巨变，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分别从我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等各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1.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全面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军事上被包围、经济上被封锁和国际上被孤立的严峻考验，通过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没收官僚资本，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和统一国家财政收支、抗美援朝等工作，短短几年，就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使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这个胜利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显著特点是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又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是明确的。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任务只用了三年时间，主要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第一，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就开始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上来。
第二，将人民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时间里，经过全国军民的共同努力，共歼灭了一百多万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和土匪，同时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消灭了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彻底肃清了匪患，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第三，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逐步收回了外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企业，并把它们改造为居于国民经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使工人阶级除掌握了政治权力以外又掌握了经济权力。同时，合理调整了工商业，胜利地进行“三反”、“五反”，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
第四，有领导、有计划、有区别、有步骤地在广大农村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这既是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即解决人民大众同封建势力的矛盾，又是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创造有利的条件。
第五，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保卫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和人民获得的经济权利。
经过上述工作，到1952年，全国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社会主义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为第二步即有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2 年底，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采取的重大步骤。在总路线指引下，三大改造普遍展开，于1955～1956年进入高潮。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并举的道路，同时也是对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相结合的道路。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典型，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通过三大改造，社会主义经济确立了自己的绝对优势地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得以建立，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已经组织起来，为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农业，以及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创造了条件。
到1956年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90%以上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私营商业的 99%、私营工业的 82%都实行了公私合营。这些数字表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通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摧毁了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剥削制度，最终确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选择由理论变为现实。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铲除了造成社会不公正、不平等的主要社会历史根源，为我国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继建立新中国之后，为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所做的又一件大事。
2.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成功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党领导全国人民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在外交战线上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朝鲜停战实现之后，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1954年4～7月，召开了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及其他有关国家参加的日内瓦外长会议。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我国派出以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新中国诞生以后，我国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27 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在会上，中国、朝鲜、苏联代表团提出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建立统一、和平、民主的朝鲜的合理主张。周恩来作了多次发言，全面阐明了我国政府对亚洲问题，特别是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立场，强烈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气焰嚣张的帝国主义分子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争取了与会各国的普遍支持，受到亚洲各国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我国的国际威望大大提高。
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应印度总理和缅甸总理的邀请，于 6月25～29日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并分别发表了中印、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在声明中，三国政府一致同意，周恩来根据我党外交路线和政策倡导的著名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准则，并且认为这五项原则适用于各国和一般的国际关系之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合作，1955年4月，亚洲和非洲29个国家在万隆召开了亚非会议。这是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自行召开的国际会议。为了支持和推动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加强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席代表、陈毅副总理等为代表的我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
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所倡导的“求同存异”、尊重各国历史传统和政治制度等原则主张，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一脉相承，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重要作用的生动体现。周恩来总理卓越的外交艺术和个人魅力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会上，周总理凭借其卓尔不群、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平等待人、广交朋友的博大胸怀和精湛娴熟、挥洒自如的外交艺术，为新中国在国际上树立了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处的崇高形象，为我国赢得了众多朋友，为会议的成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万隆会议展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价值，开创了中国外交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展示了新中国独具东方文化魅力的外交风采和高超的战略运筹能力，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声望，有力地改善了当时中国的安全环境。
（二）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摆脱百废待兴的困境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得到了增强。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改变所有制这样一个极为深刻、困难、复杂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和社会的巨大动荡，反而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途。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她不仅掌握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具备卓尔不凡的管理胆识和睿智的领导才能。
1.丰硕的理论成果，坚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目的是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结合起来，开创出一条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那样成功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初步形成了一些颇具价值的思路和设想，成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一，矛盾学说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基本矛盾这一重要观点。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大林及苏联理论界却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矛盾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既然消灭了剥削制度，阶级对抗就结束了，全体人民的团结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取得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甚至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毛泽东以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立场批评了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形而上学的混乱认识，不仅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只是“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而且还具体分析了这个矛盾产生的原因、矛盾的性质、矛盾的表现、矛盾的诸方面情况及如何解决的方法。在基本矛盾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方法。这些理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并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
第二，社会主义阶段发展理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渊源。
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的读书活动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以及我国所处历史方位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提出了新的重要见解。他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这种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两阶段的思想，无疑是一种伟大的创见。这一创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在提出上面思想的同时，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了我国现在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观点。这些观点尽管在内涵上远不及以后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但它为党在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重要依据，不失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
第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不竭动力。
20世纪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期，毛泽东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由单纯的工业化变为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方向的现代化；二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速度和时间由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超高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为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百年发展战略。1962 年，毛泽东在总结 1958 年到1962 年急躁冒进和“共产风”的教训时，强调在我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要把时间想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太短了反而有害。他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还告诫全党同志把困难想得多一点，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西方国家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很显然，在这里，毛泽东已经萌发了用100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300多年路程的战略构想，这无疑是个宝贵的见解。
2.辉煌的建设成果，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带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指引下，1956 年我国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都出现了快速发展的良好形势，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主要指标。
在基本建设方面，以重工业为中心，建立了一系列新的现代化企业，并对原有的工业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改建和技术改造。1956 年基本建设投资额为140亿元，约占五年计划规定投资额的1/3.1956年和前三年所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累计计算，已经完成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 86%左右。这就保证了第一个五年的基本建设计划能够超额完成。1956 年开始施工和继续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共有625个，比计划规定的1956年施工的建设单位增加了135个，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指标。这批企业是我国现代化大工业的第一批骨干，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工业方面，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在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共增加了177亿元，而1956年这一年就增加了139亿元。1956年的工业总产值达到586亿元，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要求的1957年的指标。1953年到 1956 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9.2%（原定计划平均每年增长14.7%），而1956年则增长到31.1%。不仅如此，我国工业技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生产了许多我国从来没有的新的工业产品，如高级合金结构钢，特殊仪表用钢，等等。我国已能用自己制造的许多设备、材料、机器来发展工业，装备农业和交通运输业，加强国防工业。由于大批新建和扩建企业投入生产，开始改变了旧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我国现在已经有了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革新的工业部门。我国原来工业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也开始改变了，以鞍山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已基本建成，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原有的工业基础也大大加强，在华北、华中和西北地区，新的工业区正在形成，在西南和华南地区也开始了部分的工业建设。
在农业方面，我国在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几年来尽管遭受了各种不同的自然灾害，但是，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还是逐年上升的。1955 年，农产品丰收，粮食产量（不包括大豆）达到3496亿斤；1956年达到3650亿斤，比上一年增加154亿斤，增长4.4%，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1956年的棉花产量2890万担，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比1952年也都有很大的增长，畜牧业和水产业也都有显著的发展。五年内，国家对农林水利建设投资40亿元，建成大型水库13座。
交通运输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3～1956 年铁路铺轨累计为7532公里，其中新建4000多公里，公路干线1万公里，到1956年都超额完成。许多著名工程，如纵横秦岭的宝成铁路，横跨海峡的鹰厦铁路，工程浩大的武汉长江大桥，贯通世界屋脊的康藏、青藏、新藏公路，都在这个时期先后建成。海洋和内河运输、航空等事业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全国邮电业发展也很快，1952年全国大约只有59%的乡通达邮路，到1956年已发展到96.1%，基本上实现了乡乡通邮。
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是密切结合，互相促进的。在1953～1956年这四年间，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56 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由1952年的19.1万人增长为40.3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由63.6万人增长为81.2万人，普通中学的在校学生数由249万人增加到516.5万人，小学在校生数由 5110 万人增加为 6346 万人。与此同时，群众办学、业余文化学习、扫盲工作等都有很大发展。科学研究、文化艺术活动空前活跃，群众性体育活动，爱国卫生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开始改变了我国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面貌，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是我国历史上的空前壮举，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使我国积累了不少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找到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证明：充分发挥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紧密依靠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关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能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就能把我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富强国家。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期间，我国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建起了能够制造汽车、飞机、新式机车、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以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冶炼等工业部门。工业技术水平和工程设计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我国已经能用自己制造的许多设备、材料、机械用以发展工业，装备农业和交通运输业，加强国防工业。原有工业基地进一步加强，新工业基地逐步建立起来，并适当调整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格局，开始改变了旧中国工业极其落后、残缺不全且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状态。其他如铁路、交通、水利、文教卫生等事业都取得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和提高，社会安定团结，党群关系密切，这些成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两次历史性巨变，这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天辟地的深远意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两次辉煌。第一次历史性巨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民族尊严和自豪，“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第二次历史性巨变，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人民过上了小康生活，使中华民族历史再度显现出辉煌，同时它还使社会主义旗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的严峻形势下，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高高飘扬。
二、共产党敢于正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曲折
社会主义建设在全人类的进步中是全新的事业，没有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各项措施是否切合实际需要在摸索中不断调整。中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一些失误和偏差，致使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挫折。但是这些失误和偏差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造成的，而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完全可以自我纠正的。
（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纠正
1957 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斗志，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于是造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出现了偏差和失误。
1.“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会化运动的形成
1957年10～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的序幕由此揭开。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宣传和实际工作中片面地突出“快”字，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对当时的形势认识错误，片面强调“快”，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导致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左”倾错误的泛滥。在“左”倾思想的支配下，在经济建设中掀起了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在政治领域则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这造成了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严重失误。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由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进而向共产主义过渡。可以说这是“大跃进”的产物。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提出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会议错误地预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说明当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认识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二者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助长了浮夸、蛮干的风气。虽然二者是独立的两个历史事件，但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探索活动，都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严重失误。二者共同的表象是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但实质是一个体现在经济领域，一个体现在政治领域。“大跃进”打乱了国家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1960年冬，“大跃进”被迫停止。
2.中国共产党对“左”倾错误的纠正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又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觉察并实际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人。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失误，这一失误有它的由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这番话，说出了全党的共同感受。破除迷信，奋发努力，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经济建设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它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有积累的过程。而且，全党普遍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加之，在过去的斗争取得一连串胜利后，党内骄傲情绪明显增长。这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难以避免了。
所幸的是，在严重困难面前，全党上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表明：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8月份庐山会议，党中央期间曾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并纠正所出现的错误。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着重解决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等问题；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批评“共产风”，并提出1958年12月到1959年期间要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在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全力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要是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检查整风工作，并对人民公社的一些问题做出了原则规定：
第一，纠正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企图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以及主张“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
第二，明确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和货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第三，纠正平均主义和“共产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第四，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恢复自留地制度和集市贸易。
“大跃进”中的主要问题，是制定了完不成的高指标和浮夸风。由于高指标，因而造成了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失调，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并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同时“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应当反过来，应当重视农业，应当以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针对这种经济形势，从1958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并着手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到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也被停止。1962年1月召开的7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除了以上系列会议和相关文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纠正之外，从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起，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中央还陆续制定出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总结历史经验，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推动国民经济转入三年调整期。从1962年到1965年的三年时间里，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放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上，加上党和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采取的有力措施，国民经济开始得到顺利的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1965 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会议还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二）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纠正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了，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探索的过程中，20 世纪 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错误思想，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中尚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甚至发展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与此同时，他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作品、作者和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形成了愈来愈严重的“左”倾偏差，以致最终导致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出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寻找一条途径。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支配下，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做出了严重的错误估计，甚至认为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因此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毛泽东晚年提出的这些理论及其实践严重地背离了客观实际，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并被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所利用。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国内形势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都是错误的。
1.“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内乱局面
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它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使中国进入了单纯从政治角度观察和解决政治问题的极“左”年代，在国内形成持续十年的严重内乱局势。依据内乱的发展态势和表现状况，十年内乱前后历经三个阶段：
第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第二，从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0～1971 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1972 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中共“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三，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1975 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紧接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形势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历史再一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它所提供的教训是极为沉痛和深刻的。所幸的是，严重的错误和挫折并没有摧毁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能够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并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彻底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历史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较强的自我净化、自我发展的能力，是一个摧不垮、打不到的先进政党。
2.党内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内乱的抵制和抗争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抵制、抗争和斗争是十分艰难曲折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这种抵制和抗争，或表现为对批判、造反持消极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或表现为对武斗、破坏持抗议立场，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1967 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1970年9月，林彪集团秘密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未遂，遂乘机仓皇出逃，最后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叛逃这一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促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林彪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产生了怀疑。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之间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像火山熔岩一样不可压抑地迅速喷发。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也正是由于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抵制、抗争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降到最低；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
3.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与纠正
毛泽东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对这场运动做过多次反思。
首先，毛泽东一直在对“文化大革命”各个阶段的做法和措施进行可行性分析和反思。1967年，在会见外国元首时多次谈到“文化大革命”，都对其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解释。1967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谈到干部问题。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同时，他也指出，“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从毛泽东的解释可以看出，他用实践（试验）的心态对“文化大革命”各项措施的可行性在进行深入思考。不仅如此，他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可行性也在进行深入思考。1975年11月3日，也就是毛泽东逝世前一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自己病重时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其次，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在政治领域的错误行为进行部分纠正。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全面夺权”阶段，造成了更严重的政治混乱。为了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毛泽东决定由人民解放军发挥稳定局面的作用。人民解放军在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任务中，对于稳定局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同时，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等地时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再次，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在文化领域的破坏行为进行部分纠正。文化领域和教育领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高等教育所受的破坏尤其严重。为了减少“文化大革命”对文化领域的影响，毛泽东同样做出了努力，竭力进行纠正和补救。一方面，为了纠正废除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为招收工农兵学员过程中的招生违规现象，毛泽东于1972年批准下发《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对高校招生和教学的严重影响，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和减少了这种损失。此外，出版、文学、艺术等工作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极“左”思潮对出版工作影响很大，书店里没有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籍。为改变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期间，批示同意出版口领导小组呈交的《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实施，并于1975年提出：“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除了在政治、文教领域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行为进行部分纠正之外，毛泽东还在经济、外交、军队等各个领域，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和部分补救工作。尽管“文化大革命”在“四人帮”操纵之下，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实际。但是，毛泽东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和纠正的过程中，多次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三、共产党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经验教训
共和国的航船在弯曲的航道上艰难前行了20多年，历经沧桑，经受了风雨的洗礼和磨砺，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觉悟到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还有未被我们认识的必然王国。同时，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也给予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刻的教训。为了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并在纠错当中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在认真审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科学的总结，探寻社会主义建设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一）对“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的科学分析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对于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它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大批群众和干部遭受迫害，学术文化事业在许多方面遭受摧残，党风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内乱的清晰认知和科学分析，既是厘清造成内乱的各种原因的重要前提，也是从内乱中总结经验教训，杜绝再犯相同错误的必由之路。
1.正确探析“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原因
1957 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独立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错误。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归根结底，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造成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是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的。
首先，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同志自身所存在的两个方面的错误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依然多次要求全党自觉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始终认定自己就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之所以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严重错误，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客观分析。
一方面，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但是，毛泽东对20世纪60年代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做出了严重错误的估计，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才能把被“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它既脱离中国客观实际，也明显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当时，毛泽东错误地分析和认定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司令部，并在各级部门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因此，他把“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并且这种斗争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才能够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事实上，这个说法没有任何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
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面临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各类社会矛盾隐显交替之时，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需要特别谨慎，并需要转换观察问题的思维时，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因受中国长期封建专制思想遗毒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这就致使党内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这样就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全局性错误的发生，但这恰恰就为图谋不轨的小集团提供了生长空间。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不健全，就缺失权力的约束和节制，为偏听偏信埋下祸根，为别有用心的政治团体创造了发展空间。事实上，“四人帮”集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并企图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达成卑劣的政治阴谋的。
其次，中国共产党人惯用革命和政治思维看待新生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问题，由此铸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意识。
由于国际共运的历史还比较短暂，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暂，这也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丰富的经验可资借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处于起始阶段。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视野，缺乏充分而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尤其缺少应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所必备的成熟的方式和方法，面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往往是用革命者的眼光，从政治角度和阶级斗争的立场去看待和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一直沿用革命时期的政治思维方式，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以政治斗争的思维模式去看待和分析社会问题，最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成是阶级斗争，并且沿用革命时期的群众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处理新生社会问题，从而导致局部阶级斗争的严重升级和扩大，甚至把阶级斗争的方式方法泛滥开来。作为共产党人，党内部分领导把阶级斗争扩大的理论错误当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继承和发展，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作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上升为阶级斗争。于是，很多细小的、常规的、普遍的社会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膨胀和演变为事关全局的阶级斗争。
2.客观评析“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影响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内乱，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历史的明判，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结论。
客观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性质是从这一严重历史性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基本要求。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和观点，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首先，“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并没有摧毁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根基依然保存着。这个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较强的自我净化和发展能力。
中国共产党在出现严重失误的时候，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并没有发生改变。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群众依然将她看成是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对她表示出最大的信任并寄予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摧毁，而且还能维持统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一切既与毛泽东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分不开，也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中自觉错误的作法进行部分纠正的努力分不开。此外，“文化大革命”作为社会主义肌体上的一个积满毒液的肌瘤，党内外的有识之士对“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并没有放任自流，而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报着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对“四人帮”进行了彻底清算，粉碎了这一小撮人篡党夺权的阴谋。
其次，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各族人民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并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发现错误、抵制错误、纠正错误。并且，这种抵制和纠正一直没有停止过。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严峻形势的考验，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被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受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和爱国精英，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干部终于战胜了他们。同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各族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中
总之，“文化大革命”对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打击是巨大的，但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始终没有把个人的情感渗透其中，而是保持博大的胸怀，立足当时党和国家的客观实际，把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观评价和党和国家所处的客观实际相结合，避免了在对“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对“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团结，这彰显出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领导风范和辩证评价的理论水平。
（二）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忘记历史，我们也一样必须重视历史，必须正确地总结历史。只有正确地把握历史，才能正确地把握现在，拥有光明的未来。站在今天的历史制高点上回望过去，“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惨痛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总结“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意义和作用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就决议起草问题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个大错误。”但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大错误的历史教训，对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和警示价值。邓小平在评价“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影响时讲到“文化大革命”至少有几大促进作用：
第一，促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认真思考和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弊端，以确保不出现“小误不管而生大乱”的局面。1986年9月2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中，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邓小平指出：“那件事（‘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促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并致力于改革开放，力求保证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探索不发生方向性错误。1988年7月15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谈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因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对改革开放的意义，他说：“中国不仅领导层支持改革，而且全国人民上上下下都要求改革。这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大课堂。中国有‘文化大革命’和没有‘文化大革命’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只讲‘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它也有些作用，这种作用就是教育我们要改革开放。”邓小平还多次论述指出，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
第三，促使中国共产党科学合理地对待各个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力求充分保证党的执行力不发生大的偏差和失误。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时再次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功”，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③
2.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感悟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是党和毛泽东在领导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等问题认识的失误，逐渐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思想中介，靠‘抓革命、促生产’的方法来建设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最终导致生产力被人为破坏，社会正常发展进程被扭曲的，长时间以社会动乱为表现形式的政治运动”。因此，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对于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和纲领，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必须立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木客人时坦率地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1987年4月26日，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时更进一步指出：“过去耽误太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不过教训总结起来很有益处。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
第二，从反面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既不能违背、曲解，也不能教条式地理解以至将其僵化。“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通过行政手段和传播媒介形成一种极“左”的社会思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人力图纠正这种错误，也难以形成扭转局势的强大力量，何况当时的政治体制扼制了这种健康力量作用的发挥。
第三，正确认识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我们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处于比较狭隘的认识之中，正是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导致“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了越来越“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的既定目标，就是防止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但是，没有意识到消极被动地抵御帝国主义和外来实力的侵扰，无异于刻舟求剑。别人在进步，我们在后退，双方差距越来越大，最终的发展结果就是落后的中国越来越落后，强大的西方势力越来越强大，落后的中国依然被动挨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终于认识到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世界是开放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等，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这与我们吸取了“文化大革命”教训，对资本主义有了一个较正确的认识有极大的关系。
（三）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重新确立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内乱。由于十年内乱给国家政治和经济方面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揭、批、查“四人帮”的斗争，并将这次斗争同党与国家组织的整顿以及恢复国民经济相结合，取得了很大成绩。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散播的各种反革命谬论的流毒和影响得到初步肃清。同时，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随着揭批查斗争的深入，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拨乱反正，寻找国家新的发展道路。
任何一场成功的伟大社会变革，首先必须有一个充分而广泛的思想上的酝酿，有一个从理论到观念的巨大变革。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正是这样一个解放思想的运动，一个坚持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从理论上彻底驳斥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观点，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打破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敢于探索理论和实践的新领域，带着创新的勇气进入20世纪80年代。同时，它对于继续拨乱反正，对于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从“左”的错误中转到正确轨道上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伟大转折的实现，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纠正“左”的错误，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展开了认真讨论。由于会议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因此，此次会议发展成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在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强调了以下四个问题：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为随即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围绕这个主题，中共中央研究并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第一，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全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意义。同时严肃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全会认为“两个凡是”事实上是维护“左”倾错误的思想武器。全会强调，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对他同样应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党中央在理论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全会把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作为党的工作的指导方针，而实事求是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立足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在。这一方针的确认标志着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第二，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合时宜的口号，及时地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定了“四个现代化”这一新时期的根本任务。会议制定的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说明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重新确立，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三中全会作为历史转折的最重要标志。
第三，重新恢复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鉴于多年来的历史教训，全会针对长期以来党内生活缺乏民主、离开民主讲集中而导致个人专断的不正常现象，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加强集体领导，健全党规，严肃党纪。为此全会专门成立了由百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正党风。
全会还决定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之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保证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会议决定永远废止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重申了“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此外，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历史问题。审查并纠正了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全会认为，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工作期间，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是满意的，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本应从根本上消除“左”的指导思想及其影响，然而两年徘徊期间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个任务是由三中全会完成的。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从根本上为以后进一步大胆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前提条件。
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方针，并规划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再度成为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开始，从而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起飞指明了方向。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经过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经受了各种磨炼和考验，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深受人民爱戴。他们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使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四、社会主义本质观的确立还原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本来面貌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提出过宝贵的见解。毛泽东在1959年指出，社会主义本身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要比建设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毛泽东是第一个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明确阐述的思想家。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在前人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新时期，邓小平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他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被写进了党的十四大报告，是我们党对这个问题认识的集体共识，这是对以往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关于社会主义认识所作的高水平、深层次的提炼。这是对社会主义根本属性的科学概括：
“这一认识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要发展生产力。它纠正以往离开生产力的发展一味强调生产关系变革的‘左’的错误认识，强调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调整、建设，都要服务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恢复”。
它体现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统一。这是对以往认识的一个突破。以往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任务就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保护下发展生产力。事实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由于存在制度、体制方面的弊端也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需要改革。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讲全了。”因此，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体现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统一。
“它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之间的区别在本质上是生产方式的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既讲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又讲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①。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最终消灭剥削奠定物质基础；只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才能保证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它体现了现实任务与最终目标的统一。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既讲了我们正在做的事即现实任务，又讲了我们要达到的最终目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我们已经做了并且现在还在继续做的事；共同富裕是我们社会主义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落脚点。邓小平的概括，体现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过程是现实任务与最终目标的统一。
从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主义本质是从最根本、最实质的层次来概括社会主义的属性，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离开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去追求“纯粹”、“理想”和“高级”的公有制和其他体制，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也给我们认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新思路：我们要从最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上致力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完善和具体体制的改革。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这又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与公有制关系的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使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和巨大发展。这一崭新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是理论发展的源泉。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热情地支持、鼓励、保护、引导群众的这种创造。他领导中国共产党从总结群众的成功实践的经验中，也从总结工作的某些失误的教训中，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把经验上升为理论。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
邓小平精辟地分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形势，阐明了争得较长时间和平环境进行国内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这个时代的趋势，研究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以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冷静沉着，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提供了明确的指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分析的成果。
正是这样立足中国而又面向世界，总结历史而又正视现实、放眼未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锲而不舍的理论探索，才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这一理论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形成了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