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选择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极其伟大的贡献。这就表明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第一项历史任务，即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并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即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纵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涤荡反动政府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就是以这样的气概，带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探索，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奋斗，谱写出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崭新的篇章。
一、社会主义奠定了中国发展的基础
从1949年10月1日到1956年底，中国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顺利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三大改造顺利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确立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准备了根本的社会制度条件。从此中国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沿着社会主义大道振兴中华民族的新征程。
（一）社会主义优越性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的政治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和压迫、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是一场极其深刻的伟大的变革。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的是一个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姿态和高涨的创造热情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建设，迅速将一个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建设成了一个蒸蒸日上、阔步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新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地获得发展呢？这主要得益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其巨大的优越性，铲除了旧中国各项体制中的缺陷和弊端，使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并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建设激情。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这一制度不仅摒弃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和劣根性，而且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从理论层面上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分配方式最本质目的是要体现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公平，实现尊重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社会主义优越性从两个方面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第一，从社会体制上实现了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奠定了生产力基础。我国公有制计划经济体系的确立，对于在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干大事，发展必要的基础工业和重工业、科教、文化、卫生等事业，提供了制度的保证。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邓小平在1984年6月曾说过：“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因而，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使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生产力基础。
第二，根本性地实现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愿望，为中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生产力的发展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在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中，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才能够得以有效发挥，从而才能快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以及社会主义的建立，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地主、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生活中，开始以主人翁的身份为自己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工作，这样极大地奠定并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因此，对人民的动员和民族凝聚力的空前提高，则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动力。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在这十年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培养起来的”。“而且，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创造了惊人的发展速度。在1951～1980年30年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过失误，包括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失误。即使这样，我国工业产值每年仍然平均增长12.5%，而同一时期，美国为4%、西德为5.8%、法国为5%、英国为2.3%，日本虽然较高，达到11.5%，但仍低于我国。我国农业产值年均增长4%，而同一时期，法国为2.5%、英国为2.3%、西德为1.9%，美国只有1.6%。仅“一五”期间，我们就投资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项目。社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递增11.3%，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8%，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4.5%。“这样的建设魄力、增长速度和发展成就，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江泽民明确指出：“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指引世界上处于剥削制度压迫之下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改变自己命运、获得社会解放、建设幸福生活的正确道路。”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全国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的生活，为我国今后的一切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不靠殖民掠夺、贩卖黑奴、剥夺农民、压榨工人来积累建设资金，为什么能够在发展速度上大大高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社会主义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创造了基本条件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仅解放了生产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人民精神振奋，社会秩序安定，从城市到乡村到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为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
1.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提升了全国人民空前的建设热情
“在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创造了社会财富、创造了历史，却一直处于受压迫、被损害的地位。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人民的政治命运。”①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保证了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政治平等；党和国家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创了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社会主义的各项政治法律制度保证每个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这是中国几千年阶级关系的最根本变革。因而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巩固和扩大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不仅避免了那些在获得民族独立以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遭遇的厄运，而且在经济、政治上获得翻身解放，从而以主人翁的姿态、以空前的历史首创精神改变着本国的落后面貌，开启了人类走向幸福生活的新纪元。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明确指出的：“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人——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由于获得解放，必然要以空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去从事生产和建设。
2.社会主义中国的确立助推了全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进一步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对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又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为其他相对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经验，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发展，不仅取得了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也瓦解了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进一步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对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积极影响。20 世纪中期，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 100 多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巨大影响的产物，是20世纪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成果。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没有社会主义提供的思想武器和发展方向，20 世纪人类历史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变化。
3.社会主义制度完全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一种社会制度是否优越，是否具有生命力，归根到底要看其是否适应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数千年来，由于私有制的存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像影子一样追随着人类。资本主义把阶级剥削、阶级压迫扩展为民族剥削、民族压迫，把私有制的腐朽和罪恶推向了极致。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表明，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已经达到了地域上的极限。它进行自我调节的余地将越来越小，面临的危机将越来越重。国际资本主义因其固有矛盾的不可克服终将走向坟墓，取而代之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积极扬弃。它不仅消除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和阶级剥削，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统一，也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能够对国民经济实行有计划的宏观管理，做到全国上下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创造伟大的业绩。因此，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都离不开选择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三）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经过“大跃进”的曲折，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新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人民就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力开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开始走上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探索和奋斗的康庄大道。
1.对外关系的良好发展创设民族复兴的国际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收回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兵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一切外国军队被迫撤走；收回了海关的治权，中国人民重新掌握了国门的钥匙。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跪在地上办外交”的局面。针对美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封锁、遏制新中国的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在对国际局势的把握和对外交往方面，成功地打破了被动局面，既为我国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做好了铺垫，更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供民族复兴的体制保障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重要政治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创建过程中，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几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而系统的政权结构和制度体系。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力的实现，1949～1956年，中国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相继出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公安部试行组织条例》、《司法部试行组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这些法律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国家元首制度、民族区域制度、选举制度等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制度给予规范，基本形成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3.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搭建了民族复兴的基本平台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根本没有经济体系可言，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农业劳动生产力极为低下，国家经济极为贫困，甚至连灯油都要靠进口。经过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所有的社会经济体系基础基本建立并不断加以完善。
在新中国实现三大改造以后，中国共产党利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策略，非常有效地将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经过短短的时间，以全国人民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以“原始积累”的方式，充分有效地把中国各个重要经济系统的基本建设全部完成。中国早期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实施计划经济策略是非常正确的，是近代中国经济历史中快速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和奠基石，计划经济时代取得的成就，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历史中伟大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当年的计划经济的成就，中国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也没有现在这么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些成就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利用计划经济策略，有效地组织领导人民，为建设新中国将全国人民的个人生存条件放在一个刚好可以维持的生活水平上，从而把所有创造出来的经济资源全部都有计划地投入到国家经济体系建设中去。可以说，没有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经济策略和全国人民的自我奉献精神，就没有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与保障。中国共产党利用计划经济这一重要策略为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性的经济大国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中国开放政策的经济发展，是在过去的经济成就基础上取得的成绩，这也是全国人民为国家不断努力作出的伟大成就。
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着力发展国有经济，采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用集体联合劳动代替个体私有劳动的方式，可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农业国变成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4.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建设奠定了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根源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其发展程度又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因此，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问题上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要百家争鸣。与此同时，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数百名科学家，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的实施填补了科学技术领域的诸多空白，奠定了中国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重要基础，为后来我国尖端技术集体攻关的起步奠定了平台，并引导我国科学技术向世界先进水平进军。在《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指导下，中国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发展教育的良好环境，中国的教科文卫都得到了大力的发展。
此外，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作为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和条件保障。
总之，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雄辩地证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澄清了近代中国历史上关于走什么路、怎样发展的认识误区，回击了中国在发展道路上迷信和盲从西方的观念。
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历经曲折
1956 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这一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探索是在曲折中进行的，总的目标是理想状态的社会主义，办法是不断进行过渡。
（一）社会主义受到“大跃进”的影响和挑战
从1957年“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在短时间内彻底发展经济，建设繁荣富强新中国的高昂斗志，也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在胜利面前，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开始滋生骄傲自满情绪。从1957年下半年，地方不少领导干部开始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排斥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应有的认识，急于求成地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发展。而且，部分领导干部开始犯“左”倾错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大跃进”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误。
1.“大跃进”发动的社会背景
新中国完成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在激进和冒险的极“左”路线指引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脱离了正常轨道，出现了“大跃进”的非理性狂潮。“大跃进”是由国内各种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交互作用后造成的。
第一，从国内来看，主要是党和政府领导人由于经验不足坚持“赶超战略”，盲目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毛泽东一直坚持认为新中国在经济上要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只有赶超才能从根本上战胜资本主义。在1956年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你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赶超战略”一直影响着中央高层的思想和意识。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基于这点，党和政府认识上逐渐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左”倾错误也在党内蔓延。
第二，从国际环境来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首先，是中美之间的实力悬殊给了中国共产党很大的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封锁、贸易上禁运、军事上包围、外交上孤立的政策，无时不希望颠覆中国的人民共和国。如果我们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建设，不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安全就没有充分的保证。其次，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赶超资本主义目标的提出和实践，作为一种国际气候，对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终促成了我党“大跃进”具体赶超目标的提出和实施。尤其是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中共领导人强烈地认识到要抵制大国沙文主义、摆脱别国控制，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加速进行经济建设，尽快地发展工业，率先实现赶超目标。由此，不仅促进了中国“大跃进”的产生，而且坚定了把“大跃进”进行到底的决心。
2.“大跃进”的形成及其影响
从1957年上半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下半年公开批判反冒进，到1958年大办钢铁，搞人民公社化，不久蔓延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和社会各个部门的全行业“大跃进”，到1960年底开始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为止，“大跃进”前后跨了三个年头。
1957年10～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随后在农村开展了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认为国家已经“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并提出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奏响了“大跃进”的先声，但并未提出具体的内容。
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广西南宁和四川成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错误地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在经济建设上既不保守又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严厉批判反冒进。在超越思想影响下，1958年，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要在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年到30年赶上美国”，可是随着反冒进运动的开展，超越指标不断提升，在1958年5月5～23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中提出：“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会议要求，建设速度要“成倍地、几倍地以至几十倍地超过过去的中国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总路线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四个字，本来是相互制约的，但在实际宣传中和实际工作中片面地突出了一个“快”字，提出了“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中共八大会议以后，在对总路线进行断章取义的基础上，全国各地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此外，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也比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高出许多——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了 1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钢产量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各行各业普遍出现“跃进”的现象，不断大幅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领域，开始提出“以粮为纲”，要求五年、三年甚至一两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领域，开始提出“以钢为纲”，并且要求经过七年、五年甚至三年时间，中国要实现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将“跃进”浮夸到了极致。
由于中央的指标连连攀高，基层干部压力空前，浮夸风也泛滥起来，各地竞相放“卫星”，且高指标和浮夸风激起了虚报高产的浪潮。报刊舆论大加鼓吹和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错误口号，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的科学论断，争相报道所谓的“高产”新闻。广东汕头和贵州金沙分别报出晚稻亩产3000斤和3025斤的纪录。1958年9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青海蹇什克农场亩产小麦8585斤，9月18日《人民日报》再次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水稻亩产130 434斤。
严重的浮夸风致使中央决策部门不能准确掌握国民经济的准确数据，难以对当时的经济水平做出科学的判定和决策，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加上报刊舆论对这种“繁荣”的推波助澜（《让河水倒流，让穷山变富》、《事在人为，地在人种》），党和政府误以为“大跃进”成效显著，坚信“人定胜天”、“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已经到来，进而制定了进一步跃进的决策，最终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例如，“大跃进”期间，为了大炼钢铁，完成1958年产钢1070万吨的指标，许多地方发动群众大搞土法炼钢（称为小土炉）。1958年9月，全国有5000万人参加大炼钢铁，建成小高炉、土高炉60万座。由于很多炼铁炉缺乏必要技术和条件，所炼钢铁都成了废铁，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源的浪费。
不可否认，三年“大跃进”期间，也取得一些成绩，如“建立了一批工业基地、工业部门，从反面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等”。但是，它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首先，由于片面重视重工业，尤其是“以钢为纲，元帅升帐”，轻工业和农业严重滞后，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60年农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粮食只有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下降26.4%；棉花2126万担，比1959年下降37.8%，都跌倒1951年的水平 ①。其次，“大跃进”期间，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战线拉得太长，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不当，积累率过高，导致经济效益下降，人民生活水平大为下降。1960年基本建设投资为389亿元，比1959年增加39亿元，1958～1960年三年总投资额为996亿元，比“一五”计划的五年总和还多81%②。然而，从“大跃进”发起的1958年到结束的1960年，三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的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9%和39.6%，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较高的平均积累率24.2%
总之，对三年“大跃进”进行总结性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得不偿失。对此，李先念在1979年1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对“大跃进”的经济损失进行估算的数字为12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1959年或1960年的国民总收入，等于6亿中国人民一年的劳动成果付之东流。
3.“大跃进”的纠正及其启示
随着“大跃进”的继续进行，各种弊端也日日显现出来，尤其是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和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使部分领导人对该场运动开始质疑，继而开始冷静思考。在1959年4月5日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李富春诚恳的做了自我检讨并承担了一部分责任。1960 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局面，各地又相继发生了浮肿病、死人的现象。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毛泽东等头脑开始冷静下来，先后支持召开多次会议要求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导下，逐步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1961年9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富春对“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使原本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创，饥荒蔓延全国。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央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统一思想、鼓舞士气。与会者7118人，简称“七千人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强调凡中央犯的错误，第一个负责的就是他。民主气氛将大会引向一种变局———人人批评自己，人人承担责任。大会结束后，党内重现久违的宽松和谐。七千人大会认真纠正和总结大跃进的错误，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经验与教训至今仍具借鉴意义。
“大跃进”给我们的国家和广大人民带来了切肤之痛。而反思“大跃进”，从中可以总结出多方面的教训。
首先，“大跃进”违反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经济建设单凭主观愿望和建设热情是不够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否则，就将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做到综合平衡，是任何国家发展经济都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必须坚持调查研究和一切经过试点的原则，把路线、方针、政策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我们要科学地分析国情，认清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
其次，“大跃进”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说大话搞弄虚作假。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业，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国情实事求是地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正如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直言：“人们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上下不通气的后果是工作中的错误长期不被发现，因而长期拖延不能改正。”“大跃进”告诫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按规律办事。
再次，“大跃进”在所有制问题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级”，快过渡。事实证明，改革所有制形式和结构，不是越大越公越好，而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绝不能单凭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愿望。如果超越生产力的现实水平，主观地、盲目地追求生产关系所有制的“先进”，采取不断地变革所有制的办法来谋求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甚至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那就必将受到惩罚。
历史证明，“大跃进”是我们党在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挫折，也是一场全局性的战略失误。对此，万里曾在1984年8月指出：“‘多快好省’本来是毛主席提的，这是很好的提法，但犯了战略错误，结果却是少慢差费。”因此，“大跃进”最终作为不成功的一场实践，以铁的事实和巨大的代价，警醒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实事求是基础上，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否则只能是欲速则不达的结局。
（二）社会主义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阻碍
经历了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做出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但“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在根本上得以纠正，并很快蔓延到政治领域。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再次遭遇严重挫折。
1.“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背景
1966年到1976年在我国发生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和国家以及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他宁可牺牲一切，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总体上讲有两大原因：一是国际大环境的催化和刺激作用，一是国内小环境的滋生和蔓延因素。
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积弊，对“文化大革命”起到了诱发作用。“文化大革命”是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发动的，而这一理论是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系列变化密切相关的。1956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在大会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并提出了“和平过渡”的观点。随后，东欧各国也发生了诸如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的“十月流血事件”等政治风波。这些事件震撼了全世界，也影响了正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
第二，国内小范围社会矛盾被严重扩大化，对“文化大革命”起到了催化作用。以“三大改造”为主要方式，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结束后，中国经济又迅即进入盲目冒进的发展阶段，导致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某些紧张。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人聚众闹事和部分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现象。毛泽东高度警惕这些事件，认为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于是，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醒人们要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后来，根据国内的形势发展进一步指出：“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并始终认为“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在1962年8月和9月召开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谈到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误以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从而将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此后，1966年春，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形势做出极其严重的错误估计，认为农村、学校、工厂和企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按照这种错误判断，毛泽东认为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揭发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由此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2.“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影响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内的领导权”。
“文化大革命”期间，工矿企业“停工停产闹革命”，极大地降低了经济产值。加上企业领导干部普遍被揪斗，派系斗争频繁发生，机器设备损坏和原材料浪费严重等多种原因，社会生产便基本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有的企业甚至停产达数年之久。学校停课“闹革命”，校舍、图书损坏严重，学生学不到基本的知识，文盲大量增多。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到22 580多万人，毕业的学生也远没有达到应有的学业水平，全国高等学校到1977年底至1978年才恢复考试和招生，整整耽误了一代青年。同时，文艺创作假、大、空，出版界萧条，人民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这些都给国家文教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建设继续向前迈进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后遗症”。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文化大革命”造成冤案受株连被判刑的竟达到28 000多人。这些冤假错案使不少战争年代忠贞不屈的老党员背负了不应有的罪名，遭到了极不人道的摧残，也使党的领导工作和社会的建设活动不得不面临困难和尴尬。
总之，“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动乱和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使中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管理混乱不堪，经济效益下降，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低水平徘徊。“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严重混淆敌我关系，国家政权遭到严重削弱，政府机关陷于瘫痪，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全面践踏；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受到全面破坏，帮派体系林立，以帮代党。社会思想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毒害，在“左”倾思潮的催动下，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歪风邪气得以滋生蔓延；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惨遭全面破坏。
3.“文化大革命”的警示与启迪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运动之初，毛泽东曾设想以较短的时间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动荡不定的局势，远远出乎他的意料。他一次次地修订时间表，但是于事无补，以致这场历史性的灾难，竟然绵延十年之久。1976 年10 月，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和民族终于从“十年浩劫”中解放出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朝阳又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党的文献的形式对“文化大革命”做了否定性评价，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将十年“文化大革命”作为反面教材进行剖析，对其伤痛进行仔细咀嚼，能够在整个民族付出沉痛代价的悲情之中冷静地反思历史，不仅能够得到警戒后世的教训，而且还能够得到对未来社会发展的诸多启迪。
第一，“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首先，没有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就不可能有经济的正常发展。“文化大革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了一场向所谓“走资派”夺权的“全面内战”，使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使得来不易的建设成就丧失殆尽，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其次，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然而，“十年内乱”中，知识分子普遍被贬为“臭老九”，受到歧视和压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巨大干扰和破坏，中国经过艰苦努力才达到与世界先进水平逐步接近的许多领域，重归于落后。再次，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都是确保中国发展的重要途径，二者不能偏废。“十年内乱”期间，“四人帮”把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与经验，当作“崇洋媚外”来批判，挑起所谓“蜗牛事件”和“买船事件”，为开展国际交往设置重重障碍，使中国在日趋活跃的国际活动中闭目塞听，自缚手脚，错失交流发展之良机。
第二，辩证地看待“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及这些经验教训对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认真剖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和弊端，以客观的态度面对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大革命”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反面教材。所以，邓小平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②
其次，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批领导干部，从领导岗位上被拉下来。逆境使他们跳出传统意识形态的框框，从更深层次上冷静而彻底地反思旧体制的弊端，对中国今后向何处去，发展的道路如何选择等关键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教育结果就是中国要改革开放。1988年7月15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时说：“中国不仅领导层支持改革，而且全国人民上上下下都要求改革。这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大课堂。”不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反思“文化大革命”时得到了启迪，而且人民群众也从“文化大革命”中体会到，只有破除旧体制创建新体制，中国才能真正发展起来，人民才能富裕起来。
（三）中国在拨乱反正中徘徊前进
“十年浩劫”造成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和调整。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的主要工作就是围绕“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而展开清理整顿，以肃清“四人帮”流毒。从1976年到1978年，两年时间里，党的工作尽管有曲折、有斗争，但基本走向是前进的，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进展。
1.进一步揭批“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是中国并没有由此而进入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方针，“治国”的任务主要是指开始“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抓纲”就是要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粉碎“四人帮”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如果不把“四人帮”的罪行彻底清算，不彻底摧毁他们的帮派体系，已经取得的胜利就不能巩固和发展，拨乱反正的工作就难以深入地开展下去。因此，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中国迅即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的对“四人帮”的揭露和批判运动，并对“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进行了深入、彻底的清查。“到1978年，‘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帮派体系全部土崩瓦解，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也基本查清楚，全国性的清查工作基本结束。经过这场群众运动，肃清了‘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整顿了全国各级组织的领导班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的转移提供了政治保证。”①
2.进一步平反冤假错案
“为继续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健全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即着手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把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和为右派摘帽作为重点。”①1977年9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两个不管”有力地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在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同时，1977 年4月21日，文化部召开万人大会，为“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平反。到 1979 年 11 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结束。这一举措，不仅使党内民主得到极大的恢复，而且在全国形成了尊重事实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效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3.全面扭转文教战线的错误
首先，在对文艺战线工作者进行平反，落实政策的同时，1977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践踏》一文，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进行了深入驳斥，砸碎了这一长期压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沉重精神枷锁。文艺领域逐步组织公演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入冷宫的优秀影视剧作，倡导一种新的文艺工作新风气、新格局，使文艺战线走出了受“四人帮”流毒制约的困境。其次，“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战线成为重灾区，科学文化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在教育方面，推倒了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恢复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调动了亿万学生和广大教师的积极性，迅速扭转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实现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
4.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归根到底是由于错误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造成的，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必须彻底解除“两个凡是”的束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一个正确态度。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之前，早在1977年4月，他就明确地说过“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先后几次提出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见。1978年5月，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不久《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再次公开发表。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这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邓小平既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又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从而解决了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并领导全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征程。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重大意义，就是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实际上是一场呼唤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从短期来看，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从长远来看，为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中国社会主义在拨乱反正中阔步前行
“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在纠正自己的历史错误的同时，开始重新寻找一条发展中国的道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的国情，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历史给予中国人民的最大补偿。
（一）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人民又获得了希望。人民希望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希望停止“阶级斗争”，希望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等，这就涉及怎样评价和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但是，面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中国共产党必须对其进行拨乱反正。然而，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有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主张。“两个凡是”严重阻碍了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邓小平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号召全党彻底打破精神枷锁，来个思想大解放，并从思想上开始拨乱反正，引导全党冲破思想禁锢、大胆地解放思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争论也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而且，这一讲话还强调了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他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这一重要讲话，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一讲话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同时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增选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入中央领导机构，顺利实现了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从而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标志着当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二）重新确立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地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转移了工作重心，对在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清理，拨乱反正逐步展开，平反冤假错案逐步解决，我们的国家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1979年，在平反冤假错案大规模展开的同时，中央也在抓紧“两案”的审理。社会上开始出现两种错误思潮，极少数人因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人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低估、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导致社会上出现某些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安定因素。其特点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流毒，同一些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流毒没有肃清。
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怀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代表党中央发表重要讲话，这就是深入人心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坚定地提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科学总结了党和国家长期的历史经验，充分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长期流血奋斗取得的历史经验，揭示了保持党和国家团结、稳定、发展、进步的最重要政治基础。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后，先后被载入党章和宪法，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既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又保证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意志和行动的统一。无论中国面临多么严重的挑战，四项基本原则都始终如一地告知世人，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坚定的、明确的、不可动摇的。同时，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不断取得更大的成就。
1979年11月起，党中央开始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讨论稿完成后，于1980年10月交党内4000人讨论，然后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加以修改，于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审议通过。这个《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概括了毛泽东思想内容的组成部分和观点、方法，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作了客观分析和评判，又坚决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积累宝贵经验和毛泽东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分清了是非，统一了思想。它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三）重新探索社会主义的本质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都在进行艰苦曲折的长期探索。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分析导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根源，归根结底，就在于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党和国家没有进行战略转移，没有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而是错误地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错误地批判“唯生产力论”。为坚决纠正这一全局性失误，1979 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对此问题作了明确概括：“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因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人民达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这种社会主义对人民群众就没有吸引力，人民不需要这样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历史教训，说明必须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地讨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全会破除了“左”倾僵化思想的束缚，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战略决策，这样就顺利实现了长期以来未能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任务，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指出：“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此次全会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开放。以发展生产力为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工作重心的转移中，理论联系实际，重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全面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新的伟大时代。
总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实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伟大转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从新的认识高度，将两个会议的主要成果明确地做出了归纳和概括。《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通过两次会议的召开，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全面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从而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停止了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重新恢复一大批老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并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形成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经过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顺利召开，使历经磨难和曲折的中国，沿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肩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重又走上了致力于国家富强的伟大征程，在全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创立邓小平理论，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
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在曲折中激流勇进
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最根本的是看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挫折的破坏和打击，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依然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成就令人振奋和鼓舞，并坚定了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勇气。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当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更大更多的成就”。
（一）经济建设成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根本保障
从整体上看，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教育和文化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使中国初步摆脱了“一穷二白”的困境。通过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不仅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搭建了中国现代经济起飞的基础平台。
1.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奠定了发展的物质基础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30年里，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从1952～1974年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都保持在 6%左右。这一增速不仅高于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即使与经济发展较快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相比也不算太低。统计资料表明，1953～1978 年间经济高速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9%、8.2%和6.0%。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24.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GDP从1952年的342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018.4亿元，第二产业GDP从1952年的141.8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745.2亿元，第三产业GDP从1952年的194.3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860.5亿元
尽管中国经济建设多次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和严重影响，在发展中走了许多弯路，并且存在诸多的缺陷和弊端，但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战略和基本体制，使得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落后的农业社会，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逐步发展到工业化的中等阶段，出现了重大的工业和技术变革，并使中国这个历经百年战争蹂躏的国家，摆脱了异常贫穷和落后的困境。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人民提供了充足的粮食、衣服和住房，医疗卫生有了保障，人人有工作，并显示出改善的巨大能量”。
2.完善的工业经济体系构建起国民经济的基本支点
中国经济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指导下，汇集全国人民巨大的创造力和奉献精神，集中力量办大事，使我国工业经济从无到有，以至于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在钢铁工业方面，除了我国最大的鞍山钢铁基地进一步建设以外，武汉、包头两大内地钢铁基地主要是在这十年中建设起来的，还有一批大中型钢铁基地也陆续在各地建成，战略大后方的攀枝花钢铁基地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建设的。在机械工业方面，分别形成了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业机械制造等十几个基本行业，并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设备。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支援农业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工业地区布局和门类结构有了改善。
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发展成为这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生产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
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由一个劳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建造的工业生产制造大国，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大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自行设计了秦山核电站。1964年我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第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之后开始了载人航天工程。
如果没有新中国早期奠定的重工业基础，改革开放时代的轻工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国家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汇去购买昂贵的电站设备、大型机床、采矿机械和载重车辆，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引进就成了一句空话。如果没有当年在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原材料、军工企业和三线企业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国将面临棘手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如果没有第一汽车制造厂、一系列重机和机床厂的建立，后来的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万吨水压机和万吨轮等大型工业项目的迅速建成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环境，使得中国这样一个赤贫的国家，一步跨越了市场经济国家需更长时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而得以推动大工业的发展和壮大。
从经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建立，至少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以下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第一，正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庞大国有（包括全民、地方国营和集体）企业，才奠定了中国工业大国的基础。当年，中国为了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追求所有产业的配套完善。如中国围绕核武器工程的启动，就建了三百多家各类配套企业。当然，这类企业的产量是很低的，也许一年只造几十件某种零部件，但没有这类企业的建立，中国的核武器根本不可能建造出来。正是中国在工业领域的全方位发展，为中国建立起全面的技术开发和生产配套能力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无论是海尔、春兰、一汽、上汽、长虹、青岛啤酒等，都在成长过程中低成本或无成本（资产划拨）地兼并了其他的国有或集体企业。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有企业还将继续扮演中国产业进军国际的主力军角色，尤其是在需要高投入的产业领域。因为这些企业的国家股权是社会财富均布的重要体现，也为国家调控经济运作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手段，以及为国家组织重大技术攻关和产业化提供了一个重要而安全的平台。
第二，中国大量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另一个贡献是中国城市赤贫阶层的消失和落后地区工业化火种的撒播。如果没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的发展，而完全依赖市场力量调节资源分配，中国可能会出现大批超级富豪，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将会很严重；而中国的产业布局也将高度集中在传统意义上的沿海工业中心和内地极少数点上，而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也将十分严重。如没有长虹的绵阳，没有二重的德阳，没有辽化的沈阳，没有一拖的洛阳，没有二汽的楚西北，没有冶金基地的六盘水，没有东方电机和第二重型汽车的乐山，没有陕飞的汉中，经济发展缓慢的速度和低层次的水平都将是可想而知。这样将导致一个严重后果是，财富分配和地区发展都会严重失衡。今日南美和东南亚国家的问题也必将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上演，而且情况可能会更严重。如果这样，就将从根本上窒息中国的发展。
第三，中国各类国营和集体工业企业的建立，为中国经济发展培养了一支庞大而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大量的经济学者在和外资企业对比中，不得不承认，在外国私人企业里要找到中国企业里“八级工”那样高素质的工人真是不太容易，而中国工人的整体素质之高，创造能力和组织性之强，是世界罕见的。这些产业工人良好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奉献精神正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各类国营和集体企业当中培养和训练出来的。他们以极大的热情为国家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自己成了一流的产业工人。
3.跨越式基础设施建设构筑起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平台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因为多年战争的破坏，整个国家几乎没有像样的基础设施。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各级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在“大跃进”时期，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基础设施的建设都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相对的高额投入。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基础设施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第一，铁路建设，从1965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 8046 公里。先后共完成了 100 多万公里的公路，20 000 多公里的铁路，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四川、云南、贵州、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等省市区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此外，交通上建成了八条铁路干线和南京长江大桥，修建了长距离的输油管道。通信上建起了载波通信干线和一批卫星地面站。这些铁路公路的建设，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不仅在当时适应战备的需要，而且对以后内地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兴修水库，引水治河，改善农田条件方面，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兴建了荆江、汉江分洪工程，共建成500多座大中型水库，灌溉面积达1.5亿亩；全面治理黄河取得重要进展，扭转了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 355.58%和 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 1965年增长935.89%。此外，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农用化肥和农村用电等条件也得到改善。1976年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达到73 700台和240 000台，分别相当于 1965 年的 6.7 倍和 66 倍。1976 年农用化肥产量到5 244 000吨，比1965年增加了1836亿斤。②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使我国的粮食生产和农业总产值基本保持了稳定增长，很好地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二）外交成就创设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条件
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受到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孤立和遏制。国防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民族发展和国家独立受到极大挑战。为了改变被动外交的局面，社会主义中国经过近 30年的努力，基本上赢得了外交上的主动权，与世界各国建立了普遍的友好关系，并在国际舞台上确立了应有的大国地位。
1.与民主主义国家建交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中国政府打开外交局面，并与各民主主义国家建立起良好的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得到了苏联和欧亚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承认。1950 年 2月 14 日，新中国同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收回旧政权丧失的国家权益的基础上，巩固和加强了中苏团结，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中苏同盟关系。中国对苏“一面倒”的政策、与苏联的短暂“蜜月”时期都曾经遭到过非议和质疑。就苏联对中国 156 项工业项目的援助和影响来看，在中国工业体系处于空白的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负责任的姿态，为协助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在我国还缺乏对工业化发展全面认识的情况下，苏联专家在吸收苏联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给予了必需的知识协助。因此，中国如果没有和苏联的短暂“蜜月”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迅速崛起将面临更大的困难。而且，在中苏“蜜月”时期，中国还得到了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和设备支持，这不仅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还分散了美国的战略力量。
2.正面应对地区冲突和战争展示了大国实力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伟大政治家的能力和气魄，高明地、正确地应对和处理了突如其来的国际国内危机和突发事件。在美国侵略军把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毅然做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并在三年时间里取得战争胜利。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向世界显示了中国军队的英勇无畏及强大实力，而且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以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3.对外经济援助缓解周边安全压力
为缓解周边的安全压力，中国展开了对外国际援助。基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际国内形势考虑，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主要立足于对周边国家展开援助。在中国对外援助方面受益最大的越南、朝鲜和巴基斯坦，对改善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援助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保家卫国”，中国不能允许周边小国被世界强权作为对付中国的桥头堡。
4.与世界各国广泛建交开启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经过谈判，缅甸、瑞典、瑞士等国也与国民党政府断交而与新中国建交。此后，又成功实现了中国与法国的正式建交。1964年1月27日，中法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法国作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文化大革命”后期，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和发展对外关系，特别是同美国、日本及西欧国家的关系，走出了自我封闭状态。从1971年7月～1972年底，在18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日本、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土耳其、伊朗、墨西哥、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41个国家与中国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对外关系的改善对于打破西方大国对华孤立政策，广交朋友，在国际社会中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都具有重要作用。
5.创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缓解国际紧张局势
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党在外交工作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和斗争。
1954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经过艰苦努力，中国政府代表团团结大多数与会国家挫败了帝国主义的破坏和阻挠，签订了印度支那停火协议，结束了法国在印支地区长期进行的侵略战争。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参加亚非各国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国际会议，讨论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共同关心的问题。面对帝国主义对会议的破坏阴谋以及与会各国矛盾分歧错综复杂的情况，周恩来鲜明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团结合作。周恩来的发言得到了与会各国代表的热烈赞同，促使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1954年6月，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分别与两国总理会谈时，周恩来建议以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得到印度、缅甸总理的高度赞同。中国政府同印度、缅甸两国总理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后来逐步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运用范围不断扩大，影响日益深广，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党在外交战线上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促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保卫了世界的和平，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争取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三）教育和科学成就构建了现代化事业的根本支柱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工作尽管有许多失误和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就全局来讲，教育和科学技术在艰难前行的历程中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教育事业的长足进展提升了国民素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旧中国的教育事业非常落后，而且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色彩。全国人口中的 80%以上的人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 20%左右。为了改变这种落后面貌，党和政府接管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旧学校，收回了被帝国主义者侵占的部分教育主权，建立了人民的教育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学校进行接管、改造，到1952年基本完成接管改造工作。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普及基础教育取得巨大成就。小学入学率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1961年为40%，至1978年才上升到58%）。那时不但大增基础教育，还取消职业中学，大幅度提升初中及高中普通中学学额，普通初中招生数从1963年263.5万升至1976年2344.3万，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从1963年43.3万升至1976年861.1万。
此外，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互派留学生。1951年8月第一批留学生375人到苏联学习。到1953年共派出留学生1321人，毕业回国16人。1954～1965年派出留学生9438人，毕业回国8197人。这些回国留学生在国家各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2.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实质性提升了国家综合实力
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政策。在1956年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了分阶段分步骤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思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制定了从1956年到1967年12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计划，使这一时期的科技成果被广泛运用于国民经济建设中，取得重要进展。建立了规模庞大、分布领域广泛的科研院所，构建了相对完善的科研体系，为我国科学研究和设计的全方位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些科研机构和科研体系的存在，为改革开放后对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设备及零部件国产化、跟踪国际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等，做好了良好的基础性准备。
基于相对完善的科研机构的创设，这一时期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的许多具体要求均已达到，1963年提前制定了新的十年（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61年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氢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一辉煌成就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两弹一艇”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进入核大国行列，极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使中国在一些原本空白的重要科技领域缩短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入世界科技前沿。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提高产量 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保障。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建设里程中，历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破坏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是仍然取得了较高水平的发展，并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这并不是要肯定“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错误，而是要在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曲折进行科学分析，全面、客观地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对党和国家、全国人民在困难条件下节衣缩食、自力更生的奉献精神继续肯定的同时，理性分析和全面评价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些成就既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顽强的生命力和自我完善能力，也从历史和现实的两大角度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一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