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此掀开了崭新的篇章。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搭建起了中华民族崛起的平台，构建起民族复兴的基石，为这只“东方巨龙”翱翔天际，搏击长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光辉的道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探索，在总结国内国际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以第二次革命的无畏气魄，找到了以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曲折、国内外风云急剧变幻的局面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砥柱中流、岿然不动，并在斐然的建设成就中，展示出社会主义道路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纵观世界各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长治久安，必须找对一条既适合自己国情、又符合人类历史进步要求的发展道路。中国近代以来艰难的革命斗争历史证明，资本主义道路不适应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一、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从世界历史上看，怎样才能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呢？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欧洲各国、美国、日本走过的，而且走通了；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苏联走过的，而且也走通了。十月革命前，俄国是欧洲的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由于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苏联成了欧洲的第一强国、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要实现工业化，就面临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抉择。
近百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先进人物前赴后继，英勇不屈，救国救民，力图复兴，首先经历的，就是不辞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历史过程。“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在挽救民族危亡和力求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中国的先进分子包括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在内，都曾坚定不移地向往过资本主义，选择过资本主义，争取过资本主义，并且为此而付出了延续几代人的奋斗、搏战和牺牲。但最后他们却转而选择了社会主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历史的全部经验证明，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外，任何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任何时候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国方案，都无法与近代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即使资本主义被强行移植到中国，也注定是畸形的和破产的，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根本走不通。
（一）资本主义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挣扎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和短期发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局限性和中国的基本国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在中国没有走通。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排斥，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到1949年，整个民族资本也不过只有20.08亿元人民币的规模。
为什么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和壮大？资本主义在中国只能发芽，却不能开花结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国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条件
从政治上讲，清王朝是一个满洲贵族为主体的地主阶级专制的封建帝国，辛亥革命后代之而起的北洋军阀政府仍然是地主、官僚、军阀的专政。同时，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操纵，已成为它们的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地位，只能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存在。从经济上讲，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虽逐步瓦解，但封建生产关系依然在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民族资本主义在发展中既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摧残，又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资本主义发展的规模和作用还不能构成中国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成分。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一个是要拥有大量虽有人身自由但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另一个是少数人手中积累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所必需的一定量的货币财富。西方用两个方法，创造出了这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完成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造出大批一无所有而只能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和一小撮掌握着基本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另一个是通过世界范围的殖民掠夺、殖民扩张，来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积累大量财富。他们“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以上两个条件都很难形成。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半殖民地地位，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通过对外掠夺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即使中国在政治上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只要追求资本主义，就会在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支配下，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而无法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进行胜利的竞争。即使“发展”起来，也只能是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外围”和“附庸”而存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致力于发展资本主义，确实搞起了一些资本主义家底，但在列强的打击和竞争下，最终都只能败下阵来，其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中国无法提供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资本主义列强入侵所造成的民族独立的丧失，既决定了中国不能独立地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也就决定了中国不能靠资本主义去赢得民族的独立，更不可能依靠资本主义去实现民族复兴。这是近代中国根本性的历史经验，也是帝国主义扩张发展历史所展示出的一大客观规律。
2.外国垄断资本的肆意扩张，抑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从来不会满足于、局限于本国的舞台。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总是驱使着资本从本国向整个世界无限扩展。因而，资本必然在越出国界的同时，借助各种经济形式和物质手段，使各国生产关系联结在一起，以形成世界范围的资本市场。西方资本主义的这种国际化扩展，必然抑制东方落后国家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而使其永久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来源基地。对此，爱泼斯坦曾指出，“正是世界资本主义本身，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封闭了像中国和类似国家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而使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选择，也即是当今一些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一切历史上的‘如果’，都成了不可能的事情”。近代以来，中国一再地向西方学习，一再地选择资本主义，但却老是遭到“先生”的侵略，老是被“先生”用炮舰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所压迫、所束缚。美国亨利·亚当姆斯曾以“西方文明”代言人身份，直白地承认，为了保障列强的国内经济秩序和安全，“必须征服亚洲”，“决不能容许中国和亚洲实现工业化和政治上的独立”，“如果容许中国和亚洲独立地去开发自己的资源”，“如果容许在太平洋彼岸……以无尽宝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资料为供应的民族工业体系成功地组织起来，对西方文明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罪行”。因此，帝国主义必然要向中国输出资本。而且这种输出在客观上确实会引起和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根本目的却是要压迫中国，不让中国走向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国近代以来，“先生”老是侵略“学生”，阻止“学生”赶上自己，其最深刻的原因就在这里。因此，向西方学习，经过资本主义道路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正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意扩张当中，近代中国国内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深刻社会问题，并最终导致中国陷入灾难性的困境中。
第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从中国国内基本情况来看，封建势力的存在是以外国帝国主义列强为靠山的。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它们不惜出卖国家权力，从而使外国资本势力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延伸。中国被推到了帝国主义任意宰割和奴役的地位，失去了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帝国主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对中国进行极其残酷的榨取和掠夺。从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十年间，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在中国得到进一步扩展，并且牢牢地掌握了中国经济命脉。抗战前夕，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即控制了煤产量的55.2%，采煤量的77.4%，冶铁工业的95%，石油工业的99%，发电量的77.1%。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到了71.6%。此外，外国银行资产也要比华商银行多1/3.外国资本不仅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而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若干主要的轻工业。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就在帝国主义的高压下渐渐丧失了生存的基础和条件。
第二，中国国弱民穷加上国内空闲资金流向海外，没有足够发展本国民族工业的资金。由于中国政治腐败，不论是清王朝还是北洋军阀政府，都背负着大量的赔款和外债，都豢养着一批鱼肉百姓、损公肥己的官僚和军阀。因此国家贫穷，经济凋敝，财政枯竭。中国不能走也走不了像英美日等国掠夺别国人民的致富道路。另外，由于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根基牢固，社会上的空闲资金源源流向购置土地，而很少投资于工业。购买土地可获得高额地租，又是搬不走的财产，而投资工业、经商、放债都要担风险。所以不仅大小军阀、官僚贪赃枉法，大肆敛财购置田产，连商人、工业资本家也抽调资金转向购买土地，分散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资金。
（二）中国资产阶级无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资本主义道路之所以在中国走不通，也是由民族资产阶级软弱的力量决定的。对于这个问题，1949年6月，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作了明确的回答。它说，历史经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是一个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里生长起来的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很软弱。所以，它无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1.民族资本的艰难处境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依次出现过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三种资本形态。但是，三者虽然在空间上并存，力量对比却极不平衡。外国资本主义是以炮舰为依托的资本。它在中国的扩张，不但依靠其发达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条件，而且更凭借其依赖炮舰政策在中国赢得的种种特权，成为一种凌驾于中国本国资本之上的特权资本，不但其发展畅行无阻，而且其行动也近于为所欲为。”官僚资本是以政权为后盾的资本，在反动政权的把持下，它不但与外国资本、封建势力相互勾结，而且严酷地摧残民族资本，进而成了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势力。面对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姗姗来迟的中国民族资本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先天不足，并且非常软弱。民族资本不但从来没有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据过主导地位，发挥过主导作用，而且一直在为自己的艰难生存而努力挣扎。民族资本的艰难处境，决定了这个阶级不仅对现实充满了深深的愤懑，而且对未来也失去了起码的信心。正如民族资本家自己所言“譬之我人虽欲奋斗而手足已被束缚，其束手待毙也必矣！以受缚之人与缚我之人相争，此其胜败不待蓍蔡而可知之矣！”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没有力量也没有资格把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向胜利，更没有资格在中国建成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不具备使之胜利的阶级力量，因而它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2.民族资产阶级弱小的力量决定了其革命意志的脆弱性
十月革命以前的近代中国，用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代替君主专制的封建帝国，确实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为自己开辟出成功的道路。
第一，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榨下，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弱小。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廉价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决不会让半殖民地的中国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此，帝国主义加强对民族资本进行挤压，侵占大量的市场和资源，以绝对把持中国的经济命脉。同时，官僚资产阶级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与在华的帝国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彼此利益上有着紧密的联系。这部分人也决不会违背帝国主义的意志，任由中国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也利用强权对民族资本进行限制和打压。在与外国资本、官僚资本的对立、抗争中，本来就处于特别不利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不断遭到削弱。比如，“抗日战争以前，帝国主义垄断了中国煤产量的70%，铁产量的95%以上，航运吨位的 73%（其中外洋航线占 83.8%）和绝大部分公用事业，并且控制着我国的金融、保险和对外贸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利用武力强占了中国的大部分市场和原材料资源。因此，在帝国主义的打压、收买和拉拢中，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获得发展和壮大，一直只能作为弱小的附庸而艰难生存。
第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比不上外国资产阶级那样坚强，担不起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这一重担，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可能领导中国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生长起来的，它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极强的软弱性，且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也不够壮大，常常动摇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广大工农群众之间，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态度上是犹豫的和不坚决的，他们既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又不敢领导中国人民彻底革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命，只想通过改良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因此，他们也没有能力领导中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同样也不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总之，资本主义不仅不能救中国，而且也不能发展中国。从中国近代史来看，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权，都直接依靠西方列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结果都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要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需要新生力量，需要另辟蹊径。
中国的出路何在？世界历史进程向中国人民提出了要用新的世界观来考察和回答这个问题。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困境和迷茫中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使其在思想上冲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束缚，从学习西方转向学习俄国，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社会问题，思考着民族衰败的原因，探索拯救中国和实现民族振兴的新方法和新途径，使中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二、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哪种理论能够对这两个历史课题做出正确回答，它就会成为中国人民的信仰；哪条道路能够引导中国人民完成这两大任务，它就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实现这两大任务，它就能够成为掌握中国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领导力量。”
（一）社会主义是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产物
“民族危亡之际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之前，改造社会的方案可谓五花八门。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还是孙中山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要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最终都以失败而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重建国家的理论武器，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
1.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的典范
20 世纪初，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拯救生死存亡的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志士仁人们苦苦求索的中心问题。辛亥革命失败后，许多中国先进分子长期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破产了，不得不重新陷入痛苦的探索之中。在中国，既然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是否还有别的路可走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人们以极大的启示。中国为什么不能以俄国为榜样呢？从此，这些先进分子思想豁然开朗，逐步越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俄国，决心“走俄国人的路”。
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是争取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为中国民主革命指明了航向，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看见了胜利的曙光。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走上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独立，社会经济文化获得快速发展。俄国的成功经验吸引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目光，在俄国的影响和帮助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探索和尝试。因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的胜利，极大地影响和鼓舞了中国人民，加快了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
由于俄国革命胜利后劳动者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愿望，而苏维埃俄国又是中国能够效仿的理想国家，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信奉的唯一目标。于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念考虑中国的出路问题。并以俄国成功的社会主义道路为蓝本，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并最终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光明前途，以及社会主义这一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
如果说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早期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重新考虑中国出路的结果，那么，在深刻思考国家外部的社会主义世界性潮流和中国国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之后，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真正民主共和国”，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设计中开始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这些观点和思想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幼年阶段对中国国家政权问题的最初认识成果。
进入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革命政权的认识和实践进入到一个新阶段。1927年8月，中共中央第一次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了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1928年6月，中共六大指出：“力争建立工农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家的最好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主独裁的最好方式。”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原则与设想，以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其他法律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和管理国家政权的一个成功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建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政治架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依然在不断探索国家政权建设。为满足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需要，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初步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其实质与工农共和国一致，只是人民共和国的阶级基础更加广泛，其后又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在加强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同时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进行了探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方案。他说，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后，“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它既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国家形式，又是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形式。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的历史演变经历了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过程。近代中国不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追求的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变成现实，历史再次向世人昭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决近代中国革命的前途和道路问题。
2.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解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彻底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任务。
在中国的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俄国革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而获得成功的。这一光辉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巨大威力，从而使中国先进分子茅塞顿开，逐步放弃已被实践证明不能解决中国革命任何问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而欢呼和向往十月革命，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从1918年到五四运动爆发，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不仅自己迅速转变成了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且积极向全国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主义，使正在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由前期的旧民主主义向后期的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准备了条件。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认识到，只凭主观愿望是不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坚定地担当起了民主革命领导者的责任，领导中国人民要彻底地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把国家从民族危亡下解救出来，把人民群众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把握了中国国情，提出了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论。在此理论的指导下，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和土地革命战争的艰苦磨炼，以中流砥柱之气概，团结全民族进行革命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最终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人民的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接着又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全面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中国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拯救了中国和中国人民，也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治和制度的保证。
（二）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
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并促使中国民主革命开始由旧民主主义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一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依靠力量，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革命的基本目标是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革命的最终前途是建立社会主义。在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主要对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贫穷落后的基本现实和革命性质、目标和任务紧密结合，决定了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只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1.革命的目的和任务决定了最终前途是社会主义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结合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重大变化的历史背景，对中国民主革命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说明。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一个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为从世界历史的全新视角研究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前途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明确肯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前途是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并对这个社会制度进行深入分析，极大地鼓舞全国人民团结抗战，争取光明前途的信心。1939年5月，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两篇文章中，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只是过渡性的。
到了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开始进一步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创造物质前提。因为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话”。这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发展前途。
2.中国革命的主导力量决定了社会主义
从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特性来看，农民阶级是民主革命的最强大的依靠力量，但由于中国农民受自身的经济和文化条件限制，带有分散性和某些落后性；民族资产阶级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愿望，但由于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能力；由于中国工人阶级诞生以来，一直处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当中，它除了具备世界无产阶级的特点，即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不占有生产资料、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外，还具有高度集中于沿海一些通商口岸的大城市，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的特点。并且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在革命斗争中具有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要求，最坚定的革命意志品质。正因为中国工人阶级有这些其他阶级不具备的特点，所以它一经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被证明是中国社会中最先进、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
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决定了中国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壮大为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先进、最革命、最有组织性的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天然领导阶级。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在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有另外的政治力量能够提出正确的纲领，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问题，解决中国实现人民民主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指导下，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必然要把这一革命引向社会主义方向。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一旦夺取政权以后，就必然要走上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巩固政权和革命的胜利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阶级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而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推动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由于我国工人阶级和其同盟军农民阶级在数量上和力量上都占有绝对优势，因而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革命联盟是中国革命最为坚实的阶级基础，这对于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打下了政治基础。
3.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决定了社会主义
毛泽东曾经提出过关于中国革命“两步走”的理论，指出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中间不允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早在 1939 年 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就阐述了这个问题。基于这一理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必然结果就是建立民主主义社会，而民主主义社会也只能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结束后，中国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只能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中国和发展中国作为重要的历史任务已经压在中国共产党的肩头。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将中国带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将中国引到了进行社会制度和道路选择的历史关头。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当时中国可能做出选择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唯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4.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社会主义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正处于帝国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高涨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中国要完成近代以来两大历史任务，实现自己的发展，必须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必须同时代进步潮流相适应，于是中国必须抵制帝国主义的疯狂扩张和大肆掠夺。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开来。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为转嫁危机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华施行经济掠夺，日本更是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的迅猛发展，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尖锐矛盾更加激化。民族危机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出路。社会主义苏联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制度选择和新的社会解放样板。因此，走俄国人的路，成为许多先进分子的共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扩大，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在旧中国，存在着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既存在着民主革命的条件，也具备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前提。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没收官僚资本后所建立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所有这一切决定了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应当而且必须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在这中间不允许横插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三）社会主义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
比较分析世界各个国家的解放和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解放和发展自己，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决定性。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受制于其自身经济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况。
1.社会主义满足了中国文化环境需求
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颇多契合与对接，有着同源的价值诉求和趋向。这种契合不仅导致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使社会主义成为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唯一发展道路。“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后之所以能够迅速得到广泛传播，进而发展成为急风暴雨式的一场革命，就在于中国急需这一理论，在于这一理论贴近中国国情——与中国文化存在天然的对接和契合。这种文化上的深度认同，不仅保证了革命的胜利，而且促进了革命胜利后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一是对理想社会的执著追求；其二是大一统观念；其三是民本思想；其四是重义轻利。传统文化的这些内容，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和凝练而逐渐内化为国家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社会历史进程和方向。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很快就被中国人所接受，主要就在于这一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有许多共同的地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契合点使中国人民倍感亲切，于是很快就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描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大同”社会是契合的。中国传统文化执著追求没有差异、没有矛盾的“大同世界”，要求社会取消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建立公平、和谐的天下大同的社会。这与共产主义理想有相互适应和相互契合的地方。从《礼记》中对大同社会的描述，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从中国历代农民战争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追求，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天朝田亩制度》，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对大同社会的追求从来没有间断和放弃过。科学社会主义号召人民奋起反抗，砸掉加在人民头上的枷锁，实现劳动人民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社会财富的社会主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青年毛泽东也曾说过，“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第二，平均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大影响。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在私有制下，土地兼并是一种不可医治的痼疾，它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处于相分离的状况。广大劳动人民要求得到自己应有的一份土地，于是要求平均地权、平均分配的思想就特别强烈。历史上的平均思想是小农经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它和社会主义所提倡的“平等”和“公有”观念有本质区别，但是它却一定程度地契合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关于消灭阶级剥削、废除私有制的思想。科学主义理论认为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必须尽快剥夺剥夺者，尽可能增加社会总量，消灭私有制，施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并最终实现各取所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正由于这种追求上的契合点存在，社会主义所提倡的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革命，才能在中国这块小农经济异常强大而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广泛地开展起来，并最终彻底消灭剥削制度。
2.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要求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可供人们选择的道路，实际上只有两条。或者是继续沿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选择的历史道路前进，实现社会主义。或者是选择资本主义道路，重新沦为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统治的殖民地。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面临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把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历史使命和任务确定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按照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实现“两步走”的构想，建国头三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进一步巩固和稳定政权；并进行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实践，着力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状况基本好转的工作，确保稳定和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的努力。
中国要独立、民主和富强，只有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曾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从中国革命成功的历史经验中，可以分析出这一结论：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面临国内经济技术落后和国外资本主义遏制的双重压力。处于国内和国外各种客观问题的挑战，中国的发展道路只能选择社会主义，而不能走资本主义。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选择，用法律的形式载入了我国1954年宪法中。因为20世纪50年代，解放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而发展中国的历史重任不可避免地又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头。解放中国的目的是要振兴中华，最终是发展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社会主义是中国国情的具体要求
从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发展来看，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历经一百多年的斗争之后，结合中国具体历史条件而作出的历史性抉择。
第一，从国内的情况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经历战争蹂躏长达 100多年的新中国，面对一穷二白的社会现实，公有制经济的确立是国家医治战争创伤，集中微弱经济力量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经济手段。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伴随着全国财经的统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国已建立起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党和政府也积累了利用、限制私营工商业以及在农村开展互助合作的经验，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定条件和现实可能，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铺设了道路。伴随中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因素的经济成分和民主政治，已经初步显现出其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适应的极大必然性。
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进行论述时指出：“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之后，中国开始了以三大改造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小生产者和地主阶级以及官僚资本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中国在经历新民主主义社会充分的发展和物质条件准备的基础上，顺应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发展的要求，在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动的情况下，顺利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亿万劳动人民从此结束了被奴役的命运，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第二，从国际环境来看，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外交上和军事上的严密封锁和遏制。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大国得到任何援助，而且在经济上长期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制，连普通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民族国家同情中国。在资本主义压制和孤立的国际困境中，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要突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孤立和包围，中国必须实现自我发展和强大，才能实现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抗衡和斗争，因此，中国只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最终实现以强大的中国去赢取世界各国仰慕的目光。
4.新民主主义经济孕育了社会主义
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诞生。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因而都具有社会主义因素。政治上，无产阶级已经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愿望；经济上，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成分中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劳动者个体经济三种基本经济形式，在这种经济体系中，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非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非社会主义因素占据很大比重，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彼此斗争着。在这样的历史关头，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斗争的结果，中国不是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要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消亡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在“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之间的斗争中，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一旦接受社会主义革命，就可能从社会历史中退出和消亡。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遗留历史任务的同时，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实际上也逐步展开了。
首先，随着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彻底完成以后，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运动行将结束、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际，毛泽东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中间阶级”。这说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历史条件已经具备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已经成为必然。
其次，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发生了重要变化。这集中地表现在公私比例的变化上。以公有制经济为例，1949年到1992年，国营经济从33.9%上升到50%，私营经济从62.7%下降到42%。这种变化，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加强”。从 1953 年开始，随着没收官僚资本工作的完成和工业建设的初步展开，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与私营工业相比，国营工业规模大，技术设备先进，不仅有轻工业，而且有重工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国营企业也优于私营企业。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大型工业建设项目，基本上是由国营经济来承担的。这就是说，工业建设的发展，首先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和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增加。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经济领域不仅孕育了社会主义的因子，而且已经将社会主义成分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选择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成为必然。
三、社会主义一经确立就使中国获得初步发展
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进行的斗争，一个极其重要的集中点，就是探寻、摸索能够使这一伟大复兴得以实现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历史使命，就是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和社会面貌，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奋斗。在中国工业、农业和社会改造全面完成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
1949 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以独立自立的崭新面貌出现于世界，为结束百余年来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同各国重新建立新型外交关系创造了前提条件。新中国在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又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适宜地制定了各时期的外交方针，既体现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坚定性，又体现了外交方针的灵活性，从而取得这一时期一系列的重大外交成果，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1.实现了国家独立和自主外交，赢得了国际上的平等与尊严
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划定的势力范围，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不愿看到的。他们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话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中国。但是，伟大而智慧的中国共产党以英明的胆略领导中国人民顺应社会发展规律、适应时代要求，走上了社会主义这条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并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努力下，克服各种困难，冲破重重阻碍，巩固了民族对立，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彻底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和企图。
西方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一次次战争，以及随后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大量的特权。新中国一成立就确立“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的外交目标，以及“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对于西方在中国的种种特权，新政府根据“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按国籍、行业逐步彻底清除了西方列强在中国所攫取和拥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割断了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实现了彻底的独立，在中国外交史上揭开了独立自主的崭新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明确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针对西方与中国的敌视和不承认政策，新中国政府确立了“另起炉灶”的原则，实施了“谈判建交”的政策，坚持按照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挫败了西方大国对中国敌视和不承认的图谋和伎俩。到1979年对外开放之际，中国已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 111 个国家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实现了中华民族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完全平等。
2.维护了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是东西对峙的复杂国际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大国对中国推行政治上的不承认、军事上的“遏制”，以及经济上的封锁。为了维护新政权稳定，保障安全，新中国政府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收回旧政权丧失的国家权益的基础上，巩固和加强了中苏团结，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中苏同盟关系；为了反对美国的战争政策和对中国的威胁，在朝鲜半岛，以及台湾海峡与美国的侵略政策进行了较量，击退了美国对中国的威胁。
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党在外交工作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和斗争。1954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经过艰苦努力，中国政府代表团团结大多数与会国家挫败了帝国主义的破坏和阻挠，签订了印度支那停火协议，结束了法国在印支地区长期进行的侵略战争。
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由战略分歧演变为理论争论，最后发展到国家关系的严重恶化。苏联凭借其大国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的地位，企图染指中国主权，威胁中国安全。面对这些压力，毛泽东明确指出，“若谈主权问题，半个指头都不成”，坚决拒绝了苏联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坚决反对苏联把中国纳入到苏联的全球战略中，维护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3.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形成基本稳定的周边环境
中国幅员辽阔，边界漫长达4万多公里，邻国众多，共与15个国家接壤（苏联解体前为12个国家）。在漫长的边界线中，一部分边界从未划定，一部分虽然划定，但却存在分歧。同时，中国的周边邻国中，大部分还是西方殖民侵略的受害者，也是列强侵略和蚕食中国的跳板和基地，在中国和这些国家都赢得民族独立后，双方之间存在着不少的历史遗留问题。
针对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重要历史遗留边界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以“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和缓”为目的，以“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为原则，依据历史、照顾现状，“在解决之前，维持现状的”的基本政策。如在与印度谈判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周恩来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印度的支持后被写入中印之间的协议。从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的准则。1960年与缅甸平等解决了边界问题，随后又先后与尼泊尔、阿富汗、蒙古、朝鲜等国家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使大部分边界成为有好边界。
4.建立起与发展中国家良好的传统友谊
中国积极参与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的政策，化解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疑虑和误解，开启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历程。在国际上，中国与他们互相支持，休戚与共，支持他们巩固和维护民族独立，以及发展民族经济的愿望。周恩来在1964年访问马里期间提出了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八项原则。广大发展中国家也积极支持中国诸如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争议斗争。
（二）中国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跨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百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内外战乱频繁、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企盼已久的独立、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终于诞生了。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成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难以估量的伟大意义。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违反了长期压迫、剥削、控制中国的帝国主义的意愿而成立起来的，中国从此以独立的、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屹立于东方，可以平等地和世界各国交往，并积极地参与世界事务；另一方面，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根本改变了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互相争夺，由于各个军阀、官僚集团的互相争夺，由于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由于落后的封建经济而产生的四分五裂的状态。新中国的法律和政令普遍实施于除少数地区外的全国各地区。这是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局面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甚至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同时，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统治，结束了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动阶级的统治，结束了广大人民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都受到侵害的状况。人民当家做了自己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的自由权利得到保障，在旧社会被压在最底层的工人和农民彻底翻了身，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各阶级阶层的人民，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民主权利，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
（三）中国实现了经济上的初步繁荣
中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通过这一历史性选择，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历史证明，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中国繁荣富强、民族振兴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是一条伟大而光辉的道路。
1.初步确立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实现国家工业化，使祖国走向繁荣富强是中国人民百年来的夙愿，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历史任务，新中国的成立，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现实基础。1953～1957 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是新中国工业化的起点。“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里程碑。
1956 年党的“八大”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系统阐明了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思想：在我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的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和远程飞机等重要工业基础。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实现工业化的奋斗目标。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党和政府确定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实现工业化的中心环节，以谋求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一五”计划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和我国具体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工业发展的大政方针。
第一，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奠定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一五”计划规定，五年中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6.4亿元，相当于7亿两黄金。在这些总投资中，55.8%用于基本建设投资，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 58.2%用于工业基本建设，其中又把 88.8%用于重工业建设；“一五”计划的指标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产率为14.7%，而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则安排为17.8%，突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重点。
第二，促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中共中央于1952年12月22日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明确指出：“要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但“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这些事业的领导。”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要求，我国“一五”计划规定，五年内，向消费工业的投资占工业投资的7.6%，对文化、教育、卫生部门的投资为30.8亿元，占7.2%，对贸易、银行等部门的投资为12.8亿元，占3%。这样的投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比较合适，体现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思想。
第三，积极争取外援。“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特别是苏联的援助来实现我国的工业化，是制定‘一五’计划的重要思想。‘一五’计划时期，从苏联引进的大型技术项目156项。在执行过程中，又增至166项。除此之外，还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引进技术设备68项。这些援建项目的引进重点是加强重工业建设。同时，援建项目的引进是多层次的。即在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重视技术引进，从苏联和东欧各国引进科技成果，还聘请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派遣人员去苏联、东欧学习。”苏联援助项目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以及工业化基础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以上基本方针的指导下，“一五”计划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规定的各项任务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一方面，国家投资加上地方和企业自筹资金的投资共达 550 亿元，施工的工矿建设单位达 1万个以上，其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这900多个限额以上的工矿企业单位是我国现代化大工业的第一批骨干，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有了很大增长，工业材料和设备的自给率有了很大提高，已经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在主要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1952年这一比重为37.3%，1957年上升到45%，重工业内部得到了均衡发展，重工业提供生产资料特别是机器设备的能力大大加强。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极大地改变了旧中国国民经济的技术面貌和部门结构，使我国工业化的物质技术基础由此得以初步建立。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还从没有过这样迅速、集中、全面、系统，在短时间里进行如此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建设，完成了以大工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根本性改组。“一五”计划所获得的成就是辉煌的，这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
2.初步确立公有制经济体制
在经历战争蹂躏长达 100 多年的中国，面对一穷二白的社会现实，公有制经济的确立是国家医治战争创伤，集中微弱经济力量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经济手段。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既是当时中国现实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它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相对稳定的。
第一，公有制的确立终结了一盘散沙的经济格局。1956 年，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由以国营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为领导的五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转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结构。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同时，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了以计划体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形成了巨额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资产。在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国营经济居于支配地位，五年中大批国民经济骨干企业和重点工程的兴建，在短期内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物质技术基础。经过三大改造，特别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四分五裂的经济格局被打破，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工业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了主导地位，确定了我国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为后来的工业化发展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并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第二，公有制的确立消解了中国各自为政的经济主体。随着公有制经济的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逐步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经济主体进行了清理和整顿，并把他们的生产资料都纳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之中进行统一管理。在农村消灭地主和富农阶级，采用的是和平方式，即通过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消灭的。党和政府根据富农的表现，允许他们分期分批地以不同的身份加入农业合作社。表现好的入社后可以给社员的称号，并允许他们改变成分，称为农民；表现一般的也可以入社称为后补社员，暂不改变成分；不够入社条件的，暂时不许入社，由乡人民委员会交给农业合作社监督生产。对他们的主要生产资料，采用抵交股份基金的政策解决，抵交股份基金的剩余部分，作为多交的股份基金归集体所有。随着富农私有的主要生产资料的解决，富农作为阶级就消灭了。
在城市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我国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和平赎买的政策。1956 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实行定息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就基本消灭了。首先，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实行定息后，资本家已经不能使用和处理生产资料，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和人事调配权。其次，资本家改变了原来的地位。由于资本家与生产资料的使用相分离，他们不能再以企业主的身份来管理企业。资本家在企业中的职权，只是国家管理下的公务人员的职权。
此外，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实行定息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所处的地位，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从而获得利润的方式和多寡，与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都根本不同了。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基本消灭。
第三，公有制的确立显现了计划经济手段的调控能力。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在计划方面，实行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对国营企业和少数生产由国家安排产品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实行直接计划，国家下达指令性指标，生产资料由各主管部门按计划供应，享受国家调拨价。产品由商业、物资部门收购或调拨。对一般公私合营、私营企业、手工业等，实行间接计划。对农业，在农业合作化以前实行估算性计划，农业合作化后，主要靠价格、农贷、预购合同以及税收等经济手段调节。但对粮、棉、油等消费资料实行统购统销后，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后，对这些产品征购、派购任务下达指令性指标。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直接计划的范围不断扩大，指令性计划不断增加，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新中国逐步形成的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总起来看，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这种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适应了我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物资短缺，商品经济不发展，经济结构比较简单，需要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的国情。它的好处是，可以把有限的资金、物力和技术力量集中起来，保证重点建设，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尽快地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且，那时候在经济建设中还比较重视运用各种经济政策、经济杠杆和经济合同的作用。在许多方面还没有统得很死，而是统中有活，又统又活，采取多种管理方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比较好，速度也比较快，城乡物资交流也较活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比较满意。
（四）社会主义扫除了中国发展史上的三大阻碍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大因素阻碍着当时中国的发展，其一是帝国主义，其二是封建主义，其三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彻底扫除了阻碍近代中国发展的三大因素。
1.彻底赶走了帝国主义
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而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它们和封建势力相勾结，残酷地打击着中国资产阶级；它们以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其走狗和代理人，严重地干扰和破坏着中国的发展，它们帮助和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屠杀共产党人，目的也是控制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和干扰，为中国的发展扫除了外部阻碍因素。
2.彻底消灭了封建主义
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扫除了顽固封建势力的阻碍。封建社会在中国统治了两千年之久，虽然近代它已日薄西山，穷途末路，但顽固的封建势力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种不能忽视的反动力量。它们反对革新、反对变革，不容许动摇其封建的根基进行什么社会改良和革命。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在顽固的封建势力回击下失败了；辛亥革命，历经千辛万苦，无数革命志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成果，最后也被封建的卫道士反动的袁世凯所窃取。封建意识，封建势力的顽固和强大，使得近代中国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则彻底扫除了这一阻碍因素。
3.彻底清除了官僚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扫除了官僚资本主义的阻碍。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是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需要，在外国资本主义的直接豢养和扶持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它们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直接利用国家政权，一方面掠夺工农劳动群众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兼并民族资本。它们垄断金融滥发纸币，造成通货，物价飞涨，不仅使广大人民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洗劫，而且为四大家族进行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制造黑市以及吞并其他企业等投机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同时，还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依靠雄厚的金融力量，从事大规模的商业投机活动。正因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所代表的是极端反动的生产关系，它是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官僚资产阶级是一个极端反动的阶级，它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主要的阶级基础；因此，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消灭官僚资产阶级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则彻底扫除了这一剥削中国人民的因素，大大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发展。
总之，中国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由哪一个政党、哪一部分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的，而是中国人民包括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共同作出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和建设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更没有繁荣的社会主义建设。